——【印度的國家潛力及其評估】自序
張文木
關於印度的發展及印中比較，最近幾年成了熱門話題。在一次采訪中，我曾說：「中印之爭實際上是制度之爭。」這招來批評。批評反倒使我就這個問題深入研究。此後一年多的時間裏，我閱讀了不少文獻，查閱了大量數據，最後得出的結論仍是：「中印之爭實際上是制度之爭」。有首歌的歌詞說「一句話，一輩子」，友情如此，學術亦然。我對本書學術命題，終生負責。
從結構比較到制度比較，是我進行中印比較研究的切入點，而促成這樣的想法是我曾經歷的一件小事。那天我到醫院取體檢結果，在我前面的是一位坐在輪椅裏的殘疾人。等取到結果，我發現這位坐在輪椅車的先生的各項化驗結果與我的大體相同，有一些比我的還要好。出醫院大門時，我回視躑躅於後面的這位殘疾人，心中自問，如果僅憑這些化驗數據而不看人的身體結構，能說明他比我更健康嗎？如果不可以，那目前國家發展研究中流行的主要依靠年度的GDP或GNP指數及外貿數量、外匯存量等「最新數據」進行比較的方法，就一定存在著大誤區。國家發展研究，如果不從結構差異比較入手，而僅從表面經濟指數差異比較入手，就一定得不出準確的結論。
事實上，國家的成長與生命的成長遵循同一規律。由於土地改革的不徹底性，印度獨立後在其重新建立的資源配置的初始「胚胎」中就留下了制約未來國家成長的「病根」。病源既有英國殖民政治的先天因素，更有獨立後社會改造不徹底的後天因素。這使印度未來的發展可以有良好的GNP或GDP指數，但這種發展卻不會對社會生產有良性的利潤反哺。結果是國家經濟的「造血機能」即生產者主體因 「營養」反哺不足而陷入「貧血」乃至「供血」動力萎縮境地。最終只有靠外來「供血」來維持其表現為GNP的經濟增長，這種增長可以增加就業卻不能同比增加國民收入，其原因是由增長帶來的利潤中的相當部份在流通領域，乃至生產領域被大量截流：或用於食利或用於腐敗或用於非生產性金融投機，還有一部份國民利潤在與海外投資者和海外市場形成的利潤逆迴圈中，為居於高勢能的資本中心國家所吸收並轉化為這些國家的國民財富。最後只有少量國民財富透過政府包辦即公共開支的渠道被用於保障國家經濟生產主體，同時也應當是支撐民族市場的主體即多數勞動者的自身簡單再生產條件的維持。這種透過財政開支支撐的勞動者最低生活條件僅有保證社會政治穩定的作用，卻沒有培育、深化和能動拉動民族市場的作用。同等的消費支出，在印度有相當部份為政府包辦拉動——這與中國計劃經濟時期的居民消費模式相似。由於缺乏購買力，居於人口近半數的窮人消費實際已失去了拉動和培養印度民族生產力的作用。與印度不同的是，中國計劃經濟時期的由國家包辦的低消費為國家建設積累了巨額資金並據此實作了中國國民經濟體系的結構性改造，透過這種改造中國徹底消除了龐大的利用私有權截流國民財富的寄生階層。而在印度國民經濟改造的結果反倒加強了大地主和大資本家而不是國家的力量。印度除主權獨立外，中間人大量截流生產利潤和國民財富的社會結構，與殖民地時期相比，並沒有發生變化。在因大量的貧窮人口導致的民族市場萎縮的同時，原來殖民地時期透過外貿順差完成的印度國民財富向英國資本中心國轉移的利潤逆迴圈流程，在印度獨立後，則透過貿易逆差再版出來。半個多世紀中只有兩個年度的外貿少量順差的記錄表明，外貿長期且日益擴張的貿易逆差成了印度國民財富國際化的轉移的穩定路徑。這個路徑的存在與擴大的程度又與印度民族市場的萎縮程度為正比。而民族市場的萎縮又導致印度陷入所有第三世界國家同樣陷入的發展陷阱之中，即每年度包括教育、IT等在內的各行業在獲得驕人的增長數據的同時，國民經濟的生產環節卻沒有保持持續增長的利潤反哺。沒有持續上升的人民購買力，其結果是在國內少數富人和國際資本對印度年度利潤的截流和財富大規模瓜分中，國民經濟不僅沒有獲得增長性發展；相反，卻在萎縮性「增長」中還透支了本國的未來發展潛力。印度與中國五十多年發展所產生的差距原因就在於此。
在進行印度和中國比較研究中，我的另一收獲是對「民族市場」的概念有了更深入的認識。
長期以來，學者對「民族市場」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一般認為「民族市場」概念應是以「國內市場」概念為基礎的。但「國內市場」卻是由特定範圍的基尼系數變化規定的，即基尼系數越接近0的數值範圍，國內市場就越充分；相反，則就說明國內市場的萎縮：萎縮的程度與基尼系數接近1的程度為正比。假設基尼系數為1，這時國內市場就失去了公眾消費；而沒有公眾消費，「國內市場」的概念就失去了意義。可見，僅憑「國內市場」概念還不能支撐「民族市場」概念。由此可以引申出「人民市場」的概念。人民是占國家公民多數勞動者群體，是國內公眾消費的主體成分。只有人民消費，從而人民購買力的存在和發展，才有國內市場的存在和發展。由此依次推論的概念邏輯是：只有以「人民市場」為前提，「國內市場」才可能是「民族市場」的前提。當然，「人民市場」存在的前提「決定於生產力是否歸人民所有」 ，只有將生產資料掌握在人民手裏的生產力，建立其上的「人民市場」才是可靠和可持續的。
由此可以進一步認為，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差別不在於「民族市場」，也不在於「國內市場」，而在於「人民市場」。「人民市場」是「社會主義市場」概念形成的核心環節，也是社會主義市場與資本主義市場的本質區別。資本主義市場是以基尼系數最大化為前提的。不同的只是具有資本優勢的西方國家利用資本全球化實作了日益擴大的國內基尼系數的國際化轉移。它們在長期的殖民掠奪中確立了優勢資本的地位，並利用其優勢地位在資本全球化中從南方國家獲得源源不斷返還到本國的超額利潤，以此降低國內的基尼系數，並由此保障了國內中產階層的增長和資本增值的並列發展。其結果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惡果片面地被轉移到南方國家：在北方國家國內市場一天天好起來的同時，南方國家的國內市場則一天天地爛下去。歷史表明：國內基尼系數最大化的極限是激烈的階級革命國內化，國際基尼系數最大化的極限則是「恐怖主義」全球化。當前日益擴大的南北差距便是基尼系數國際化的外觀形式。
前幾年我們公布了個統計資料說「中國已經由低收入國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但這裏沒有告訴是在什麽樣的基尼系數範圍內的「人均水平」。比如1 000人中有一人月賺10 000元，其余999人都沒賺錢，若平攤，名義上就可以說人均月收入10元。但這不能得出人民由此富裕的結論，相反，如在這樣高值的基尼系數內，國家已踩上政治大動亂的紅線。因此，「人均收入」計算必須介入基尼系數。不介入基尼系數，就反映不出真實的國民富裕的「人均」程度。蔣介石時期GDP增長很快，但其「國內市場」既無民族性更無人民性，只有買辦性。所以外資大規模湧進來、生產力上升的同時，工農卻迅速破產並由此引起工農革命。
透過對印度的研究，我對國有制企業（以下簡稱國企）的作用有了新的認識。與印度的情況一樣，國企在中國遭到批評的重要理由是「經營不善」或「效益不佳」。但與私營企業（以下簡稱私企）不同的是，國企不僅要有利潤指標要求，更重要的是它還要承擔社會公平的指標。而後一指標的實作則需要相當的隱形成本支出。這往往使國企在單一的利潤指標前與私企比失去了競爭力。國企當「保姆」，私企掙利潤。這不僅是印度，也是所有國家的國企在與只有硬性的效益責任而無硬性的社會公平責任的私企競爭中連連慘敗的根本原因。因此僅僅用絕對利潤指標來比較國企和私企的效益，是不合理的。因為國營企業創造的不直接表現為利潤效益的社會公平環境，即使從純經濟學角度來分析，其貢獻也是巨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