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謂「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卓絕的批判哲學大廈也是經年累月的傑構。一如康德自己在1756年為申請教授職位而作的【物理單子論】「前言」中所說，「幾乎沒有一個終有一死的人可以邁著堅定的步伐，沿著真理的筆直大道前進，而不會在這裏或者那裏誤入歧途」，批判哲學的鍛造也有過轉向和迂回。比如，剛開始，與其說康德是哲學家，毋寧說他是理論物理學家來得更準確。但這也不是說康德的思想存在所謂「斷裂式」逆轉，它還是統一的，只不過是動態的統一。這種統一性可以非常清楚地從其處女作【關於活力的真正測算的思想】看出。此作是康德大學本科畢業論文，1746年夏送出審查。它以一個很長的副標題點明了討論的主題及涉及的人物：以及對萊布尼茨先生和其他力學家在這一有爭議的問題上所使用的證明的評判，包括一些主要涉及物體的力的先行性考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此著用德文而非當時學院認可的拉丁文寫就，這讓他顯得傲慢甚至因此在哥尼斯貝格樹敵，並在1748年8月初選擇離開母校自謀生路，做家教直到六年之後的1754年8月才又回到母校。因此，此作曾被史家稱為「一本對事業沒有幫助的書」。實際上，並非如此。
知性的自由
關於自己所處時代的思想氣候，康德說，那個蒙昧不清的時代——當然是指通常所謂的黑暗的中世紀——「從此已經結束了，人的知性已經幸運地擺脫了昔日無知和驚贊所加給它的桎梏」。康德頗為嚴肅地宣告「從現在起，倘若牛頓和萊布尼茨的聲望與真理的發現相悖，人們也能夠敢於大膽地認為它一文不值，並且除了知性的牽引之外，不服從任何其他的勸說」。康德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原因很清楚，思想是自由的，而自由意味著平等和真誠。學者應當平等地對待他的前輩，這是對前輩們的尊重，除此以外，「人們不可能賦予他們更傑出的頌詞了」。康德把眼下的這篇著作，視為「自由的成果」，而自由作為啟蒙運動的精髓，正是歷代偉大思想家念茲在茲地竭力護衛的核心理念。
但是，康德又非常清楚，這種「知性的自由」理念並未深入每一個心靈之中。他依然擔心知識界會因為作者的寂寂無聞而無視其匠心獨運，更何況他還要在其中「指摘著名人士」、試圖「改進科學」，並打算「宣傳他自己的宇宙思想」。此外，康德更個人化的理由使他為此費盡了口舌：他不僅年紀輕輕——寫作此作時康德年僅22歲，而且身材短小，其貌不揚。因此他說，身體與思想是根本不同的，它們遵循兩種截然有異的規律：在前者，我們可以由局部正確地推定整體，而就後者則萬萬不成，我們決不能「把對這一或那一真理的洞識同傑出知識的博大總匯混為一談」。顯然，康德認為他的這一著作有著對某一真理的「洞識」。他甚至自信地宣稱「最偉大的人類知識大師們徒勞地謀求的真理，首先呈現給了我的知性」。這似乎成了康德進行學術思考的信念，也是啟蒙時代絕大多數思想家的普遍自信。但這種自信不是毫無根據的，與其說康德是對自己的自信，不如說是對人類理性的自信，一種「無私的信任」。
啟蒙運動對理性的自信，主要表現為一種「對方法的深信不疑」，它啟用了康德全部的熱情和努力去「銳意而為」。這篇作品就是康德帶著對方法的「無私信任」「銳意而為」的結果。他因此莊嚴地宣稱：「我已經給自己標出了我要遵循的道路。我將踏上自己的征程，任何東西都不應阻礙我繼續這一征程。」康德的這種自信也帶來了他那過於自負的行文語氣和略顯尖刻的表述。對此，康德解釋說「以幾何學證明的形態」賦予他的「全部信念之光」支撐了他如此的自信。這種導源於「幾何學證明的形態」的「信念之光」所傳達給讀者的，不是對前輩學者的懷疑，而主要是一種「確信的心態」。「確信」比「懷疑」更合於康德思考的初衷，這時的康德可不是個懷疑主義者。
兩大方法論原則
康德一生都在堅守的一種方法論是「走中間道」，而這也正是【活力論】所遵循的方法論原則。 據康德自己說，他是受德國哲學家、數學家比爾芬格的啟發。此人在遞交給彼得堡科學院的論文中提出了如下觀點：如果在具有健全知性的人們那裏，雙方都在維護著大相徑庭的意見，那麽，將自己的註意力集中在某個一定程度上讓兩個學派都有點道理的中間定理，是符合概率的邏輯的。康德坦言，「我在任何時候都把它當作真理研究的一條規則來利用」。不論是這篇處女作，還是康德後來的哲學著述，都表明他沒有食言。
之所以堅守此法，康德認為，這是人類知性的本性所致。知性的基本狀態是，要麽永遠都不贊同某一證明，要麽當它在證明中沒有發現任何看起來像是錯誤的東西，即使證明中有錯誤但它猜想不出來時，就必須贊同這一證明。也就是說，這是知性的一種天然傾向，對出於自身的證明不願從反面確定證明的有效性和普遍性。這種自然傾向主要表現為人類知性沒有自我反思的意識和自我批判的動因。知性應當反思和批判自身，尤其是從「反面」或「對立面」。康德把人類知性應有的這種狀態稱為「知性的平衡」，他說：「人們不應當忽視任何哪怕看起來對反面情況只是稍稍有利的東西，並盡最大努力為它辯護」。因此，「在知性的這樣一種平衡中，通常被看作不可能有錯誤的觀點常常遭到拒斥，而真理如果最終出現，就將更為令人信服」。現在，康德從前人的研究中掘出並確立了這種在他看來無比正確有效的思路和方法。此時的康德已然對啟蒙時代普遍的「理性自負」有了清醒的反思，雖然他還未能把知性和理性完全區分開來，但他對知性本性的揭示已然使他看到人類知性的天然不足，即缺乏自我批判和反思。人類的知性和理性還是會經常犯錯的，偉大如萊布尼茨和牛頓者也會犯錯，「這與其說是人們的錯誤，倒不如說是人性的錯誤」。
康德把他所謂的「知性的錯誤」看作「人類知性的恥辱」。這種恥辱集中表現在學術論爭中雙方對待敵手觀點的態度上：爭論的「雙方都只為敵手的成見感到遺憾，每一學派都認為，只要自己的敵手花費點力氣，以一種平衡的心靈傾向看待這種意見，這種意見就根本不可能被置疑」。論爭者在看來與他們已經置入頭腦中的定理相沖突的東西面前閉上了眼睛；當問題取決於消除一個妨礙他們所造成的意見的困難時，一個微不足道的托詞、一個冷漠而平淡的借口就能讓他們滿意。
第二種方法是康德繼承的「前提批判法」。 此法來源於法國天文學家馬蘭：「人們必須具有一種方法，借助它，透過對某種意見建立於其上的基本原理所作的普遍思考、透過將這些原理與從它們得出的結論進行比較，人們在每一個事例中都可以得知，前提的本性是否也包含了就由此推匯出的學說而言所要求的一切。」康德坦言，「這整篇論文可以被看作這種方法的一個產物」。細檢下來，馬蘭的方法或研究策略無非「根基考察法」（「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陸象山詩句），這完全是一種哲學思考的方法，按現在流行的話說，就是「前提批判」或「奠基論」，這與笛卡爾的「哲學即清理地基」實屬一脈。康德對馬蘭的這種研究策略服膺之至，以致說錯誤之所以有時能宰制人類知性持續數百年之久，根源即在缺乏此類方法。他因而動議人們，今後為了防止那種弊端，從現在起，較之其他方法，人們更應當關註這種方法。
科學的樣板和歐洲的視野
方法確保知識的普遍有效性（確然性），而具有「無可置疑的確然性」則是學問（Wissenschaft）之所以能成為一門科學所應具備的最根本特征，幾何學就是其樣板，因為「在幾何學證明中被認定為真的東西，也將永遠是真的」。幾何學之所以有如此無可置疑的確然性，根源有三：它的公理和原則是直觀的、明晰的、當下既得的；它的推論是嚴格按照邏輯規則的，具有最大的可靠性；它的物件是可以量化的，不存在任何爭議。即便它的結果於現實生活中不能找到一個完全切合的事實，但這不合的根源決不在幾何學真理，而在現實的缺陷和不完善性。由此而來的「無可置疑的確然性」一語，成為康德此後，尤其是批判哲學時期最根本的概念之一，比如「幾何學的確然性」「無可置疑的確然性」「無可爭議的確然性」「數學確然性的試金石」……甚而可以說，康德哲學的基本主題就是「確然性的尋求」。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康德的思考，通常都有著歐洲學術的視野，這個特點也是貫穿始終的。在這篇論著中，康德提及的人物多達二十幾個，從萊布尼茨、笛卡爾、沃爾夫到查泰勒、赫爾曼……整個歐洲的學術界有關此項研究的成果大多被其收攏。這說明，康德不是僅僅向大學發言，而是向歐洲整個學術界宣告。可惜康德沒有註意到他最應該註意的人物——達朗貝爾，他在1743年就已經公布了有關笛卡爾派與萊布尼茨派關於活力測算爭論的正確結論。有趣的是，康德無意中對達朗貝爾的忽視，使他自己的這篇論著因此遭到啟蒙運動著名劇作家、文藝理論家萊辛的揶揄，後者於1751年7月作了一首諷刺詩（後來在其作品的新版中又刪去了）：
康德扛起了重擔
打算教誨全世界
孜孜不倦探索活力
卻忘了自己的活力。
康德在他處女作的開頭，引述了古羅馬作家塞涅卡的名言：「最需要遵循的是，我們不要按照牲畜的習慣追隨前面的畜群，走的不是應當走的路，而是他人走過的路。」顯然，康德一開始就是個獨立思考的主兒，他不願走別人的老路：獨立思考總需要另辟蹊徑來確證。塞涅卡這段話恰好出自【論幸福生活】，這是否暗示康德把「獨立思考」和「另辟蹊徑」視為「幸福生活」的內涵，就像他的諸多前輩那樣？我選擇相信是的。
作者系安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