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書畫藝術中的文房用硯

2024-04-07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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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米芾研山銘帖 (局部) 紙本設色縱36厘米橫136厘米 故宮博物院藏

來源 l 北京畫院

作者 l 石釗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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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期發端——由研至硯的文明飛躍

新石器時代晚期，黃河流域作為華夏文明的發源地已經出現了硯，陜西臨潼姜寨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就出土了一合完備的石硯、研棒及硯蓋，其時代距今約7000年。殷商時期隨著文字的普及，利用研磨石板加工石墨以便書寫的「研」開始流行，青銅時代專門整制陶石材料的手工業也已非常發達。至戰國秦漢時期硯已頗為流行，1975年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的墨硯，仍需輔以研棒來磨碎天然石墨，故依舊為「研」。直至漢代由於人工制墨的發明，墨不再需研石輔助，可直接研磨，「硯」才真正成為服務於墨的文房用具。

河北省滄縣四莊村曾出土一合東漢時期的雙龍鈕蓋三足石硯。此硯青石雕成，圓形帶蓋，蓋面圓雕雙龍，蓋內圓凹;硯台中央放置一圓錐體研石，合蓋後研石正好包容在內;硯下三足粗壯，足上裝飾陰刻熊面紋，通高已達18厘米。東漢時期的坐具多為低矮的席或榻，人物大多為「跽坐」之姿，高足硯在書寫取墨時更加便捷。與其毗鄰的望都漢墓壁畫之中則忠實記錄了此類高台三足硯的形象。1952年發掘於河北望都縣城東的望都漢墓是一座東漢晚期的大型磚券多室墓，前室北壁門道兩側繪有「主記史」和「主簿」壁畫，兩人均頭戴黑色進賢冠，著黑色長袍，跪於矮榻之上。榻前均設有三足硯台，三足高聳，硯面平整，上置有圓錐形物，通體黑色，或為墨丸或研石。其中「主簿」身份較高，一手持笏一手執筆，似正為墓主擬稿奏事。

甘肅省博物館藏有一合漢代的蟠螭蓋三足石硯，分為硯、蓋兩部份。硯呈高台狀，三足，正面浮雕熊首;硯面平整呈圓台狀，略高於口沿;蓋上雕兩條蟠龍互相盤繞，四周陰刻虎紋與斜線，殘留朱色痕跡，為漢硯佳品。這件漢硯蓋內平坦，也並未伴隨出土研石，與甘肅武威磨嘴子漢墓出土的墨丸相配，或許正是河北望都漢墓壁畫中記錄的東漢晚期書寫形式。

現存上海博物館的南宋佚名【蓮社圖卷】所繪題材為東晉高僧慧遠於廬山結社的故事，全畫無作者款印，為宋人據李公麟【蓮社圖】所作的摹本。卷中第六景繪劉程之、張詮、惠叡、惠持、惠永五人於石台校經，旁立童仆二人。小童手執如意，年長者雙手捧經帙。此畫中所繪三足硯不見有蓋，硯面平坦，打磨光滑，硯堂中尚留有墨跡。硯底扁平稍帶弧形，有三個粗壯的圓柱狀足，頗有漢代出土三足硯的韻味。這種漢晉時期擺脫研石的以硯研墨方式，使文字的書寫方式與商周時期相比產生了質的飛躍。

(宋) 佚名蓮社圖卷(局部)

絹本墨筆縱28.1厘米橫459.8厘米

上海博物館藏

二、天象四靈——古代硯中記載的天象與靈龜信仰

漢唐是華夏文明的全盛時期，此時的社會文明包含禮制、宗法與信仰。對天的崇敬與「天圓地方」思想的衍生，都促進了禮制性建築的出現。而表現方位的四神與四靈信仰也成為此時社會生活與墓葬藝術的主題。

辟雍硯始見於東漢時期，因其造型為圓形高台，形似周朝太學「辟雍」而得名。漢代班固【白虎通·辟雍】載：「辟者象璧，圓法天;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辟雍之地四周環水，東西南北四方各設一學，東為東序，南為成均，西為瞽宗，北為上庠，中為辟雍，故典籍亦稱「璧雍」，地位最尊。魏晉時期的辟雍硯多為原始青瓷制的圓硯，常見三足或四足，之後足數漸多，至南北朝時期硯足數量則增至五足到十足不等。隋代辟雍硯的硯足數量在前代基礎上繼續增加，且原有的蹄形足足跟逐步膨大，最終發展成珠形足。此時的硯面也多見凸起，整體器形由矮扁向高瘦發展。唐代的辟雍硯則達二十余足，足跟多恢復蹄形，環繞圓形硯面排列，遠看好似鏤空圈足一般。唐楊師道【詠硯】中有「圓池類璧水，輕翰染煙華」語，所指即當時的辟雍硯。

唐代辟雍硯的代表便是出土於西安市長安區韓家灣村的唐白瓷辟雍硯，現藏於陜西省考古研究院。此白瓷辟雍硯硯面渾圓，硯面與外沿之間設一周凹槽用以保存墨汁，硯底以多只獸足形圈足承托硯面，猶如鏤空圈足。全硯除硯面外皆施以白釉，釉色光潔，積釉處微泛青色，胎體潔白細膩。此多足辟雍硯也見於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宋【槐蔭消夏圖冊】，圖繪文人高士褪去冠服，高枕小憩於庭院之中，其身後桌案陳設頗為精細，可見紫紅色多足辟雍硯、經卷包袱、斑竹毛筆與「寶」字形筆架。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元代張雨題【倪瓚像卷】，以疏體畫形式繪倪瓚書齋。全卷背景留白，僅透過床榻、屏風與桌案陳設表現倪瓚窗明幾凈的書齋內景。卷中倪瓚一襲白衣安坐於榻上，右手執筆倚靠憑幾，左手持紙，似正欲書卷。畫中倪瓚呈遊戲坐姿，為唐宋時期佛教故事畫中維摩詰居士所用坐姿，可見此時元代文人托古寓今的生活形式。畫中所見床榻上放置的高足辟雍硯則僅見三足，質地清灰，硯堂平緩且周有凹槽承墨，或為倪雲林收藏的魏晉時期辟雍硯名品。

魏晉時期書法藝術取得長足發展，這其中以東晉王氏一門最為著名。故宮博物院藏明杜堇【古賢詩意圖卷】共九段，是明弘治年間書法名家金琮選取古代賢能詩篇書寫後，再由杜堇按其詩意而作的，其中第一首詩李白【右軍籠鵝】典故出自南朝宋虞【論書表】，講「書聖」王羲之以書寫【道德】【老子】二篇換鵝的軼事。畫中王羲之提筆回望，若有所思，石案之上已寫完的二篇收卷於辟雍硯一側，此硯低矮，硯足僅見正面五根，硯堂平緩，一側倚有墨錠。雖畫中硯形已發生變化，但其多足、渾圓的外形依舊證明其或為晉唐時期流行的辟雍硯。

除辟雍硯外，此時亦流行表現方位的四神形硯。中國古代神話中常以龍、鳳、龜、麟合稱「四靈」，這其中龍、鳳、麒麟皆為臆想而來的神物，唯有龜為取自自然的動物形象。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傳)宋趙伯駒【海神聽講圖】軸，這一佛門尊者雙手執鈴杵坐於蒲團之上，面色喜樂似作說法狀，右下側胡王正進獻聚寶盆，雙手合十跪地參拜。尊者右上繪一雙龍足朱漆方案，上置金龜硯與凈瓶。此作風格雖與宋宗室趙伯駒不同，但人物刻畫細膩，陳設服飾皆繪畫精細，畫中漆案上所陳設的龜形硯在唐代出土文物中頗為常見。

(宋) 趙伯駒 (傳) 海神聽講圖

絹本設色縱137.4厘米橫73.2厘米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早在商周時期靈龜信仰就已出現，此時器物中以龜紋盛行。古人認為龜與神靈相通，品質堅忍，長壽，商代常以龜甲刻辭與牛股刻辭蔔筮吉兇。甚至在周代，春官之下設有「龜人」官職，專掌捕龜和龜甲加工技術以備王室蔔筮。古籍曾載龜千歲生毛，五千歲為神龜，至萬歲者則被稱為靈龜。千歲神龜能與人對話，而萬歲靈龜則能知吉兇。故古代皇家宮苑、宅院的建築基址與陵墓中常見神龜題材的器物。漢代龜的形象常代表皇權，官方印璽多作龜鈕，神龜則是大漢皇權的象征。唐人受道教傳統長生之術影響，靈龜崇拜到達頂峰，此時虎符改為龜符，北方邊陲的都護府改名為龜林府，凡五品以上官員即生前可享佩龜殊榮，死後可賜龜趺碑，成為流芳百世的象征。更有甚者以服食「五石散」來「壯元氣」，這其中所使用的日常器皿亦多作龜紋裝飾，以祈祥瑞。

上海博物館收藏的龜形澄泥硯是唐代龜形硯的代表。澄泥硯特指經仔細淘洗、過濾的細泥陳化風幹後雕琢燒制的陶硯，耐磨且不易滲水。此硯全身作龜形，灰黑陶，原有一足缺失而後配。硯蓋上陰刻龜背紋，硯堂近頭部有新月形墨池，硯面前低後高向硯首傾斜。靈龜頭頸扭向一側，眉眼刻畫清晰，鼻圓孔、嘴微張、雙耳貼伏，其憨態可掬的形象栩栩如生。硯底以陰刻表現龜腹甲上的紋樣，並刻有楷書「開方」銘文，證明此硯產自河南省三門峽市靈寶市開方村(古稱「虢州」)。

與「四靈」信仰並列發展的則為表現方位的「四神」信仰，有關「四神」的起源可追溯至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早期的四神多有變化，這其中以表示北方神的「玄武」形象最為復雜，除以「靈龜」代表北方外，龍、龜或者龜、蛇的組合形象也經常代表四神中的北方神。商代晚期殷墟婦好墓出土文物中，表現北方的形象是象，而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墓出土博山爐中則以駱駝與龍、虎、朱雀相配表現「四神」。直至東漢早期，隨著畫像磚與畫像石墓的盛行，出現於墓葬之中的「四神」才逐步明確，並以東方青龍、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的形式固定下來。

1974年，沈陽新民唐遼濱塔城址窖藏出土一合石龜硯，現藏沈陽博物館。此硯體高，作伏龜形，由淺綠色砂巖雕造，龜首作龍頭形，為龍、龜組合的靈龜形象，靈龜頭部昂起扭向一側，刻畫精細，背部馱負箕形硯池，硯足渾圓，上陰刻盤曲四足。遼濱塔位於遼濱塔城址西側，為八角十三層實心密檐磚塔。據【遼史·地理誌】載「遼州統遼濱、安定二縣，遼濱為倚郭縣」，可知此地為遼州州治。

高體硯在唐宋時期頗為盛行，與宋朝對峙的遼國的遼墓壁畫中也保存有珍貴的高體硯形象。宣化下八裏遼代壁畫墓群位於張家口市宣化區下八裏村北，是遼代晚期至金代中期的漢族官吏、商人家族墓，其中以M10張匡正墓紀年最早，年代為遼大安九年(公元1093年)，發掘於1993年。墓主張匡正字無邪，清河郡人，卒於遼清寧四年(公元1058年)秋八月十八日，終年七十五歲，至大安九年(公元1093年)歲次癸酉四月丁朔十五日辛酉乙時改葬。墓中備經圖壁畫右側兩仕女或掌鏡或托缽，左側山花前繪一仙鶴，中央彩繪直欞窗下設一桌案，桌面從左至右分別繪白瓷葵口形盞及盞托、高體箕形硯及「風」字形筆架，下置海棠形大盆。畫中高體箕形硯與前文所述遼濱塔城址窖藏出土石龜硯形制相似，皆為高體箕形硯，唯張匡正墓壁畫中高體箕形硯下承方形須彌座，雕琢華美，每面有門裝飾;而遼濱塔城址窖藏出土高體箕形硯下承伏龜座。宣化遼墓出土壁畫內容豐富，技藝精湛，其中天文圖、備茶圖、備經圖是研究遼金時期物質文化史的寶貴資料。

(唐) 石龜硯

高9.3厘米寬18厘米長18.5厘米

沈陽新民市遼濱塔城址窖藏出土

沈陽博物館藏

三、硯德清風——宋代文人書畫用硯

至宋代，石硯逐漸取代陶瓷硯，成為文人鐘愛之物。宋代隨著文人賞石、玩古意趣的生發，硯學也隨之發展。古時用來研墨的硯台也成為可以題記的文人書齋風雅之物。據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宋蔡襄【致彥猷尺牘】記載，「宋四家」之一的蔡襄曾於北宋英宗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見到一件大可盈尺的硯台，視作珍愛之物，並稱其「風韻異常」。帖所寄送之「彥猷」為北宋著名文房鑒賞家唐詢，他本人極為推崇山東青州所產的紅絲硯。歐陽修【硯史】也曾記載「紅絲石硯者，君謨贈余，雲此青州石也，得之唐彥猷」。

宋代出土壁畫與傳世繪畫中常見箕形硯。箕形硯又稱「箕鬥硯」，因形如畚箕而得名，又因硯尾外撇猶如「風」字形而名「風字硯」，最早可見於南北朝時期，唐宋時期盛行。宋代出土的繪畫中也有「風」字硯的形象，江西贛州慈雲塔建於宋仁宗天聖元年(公元1023年)，該塔第三層轉角處暗龕出土繪畫殘片近千片，修復後得到五代至北宋時期繪畫三十余幅。其中北宋【對幅人物圖】軸構圖呈雙條屏對幅。左側主繪男子肖像，右側主要為女子像。左側男子像端坐於重帷桌案之後，右側女子像與左側男子像相對，女子斜倚，面左而坐，女子身前桌案上置箕形硯、筆架與一件手卷，桌案左側一胡人，雙手捧一琉璃碗，內建火珠。桌案右前側繪一文官。畫中所繪「風」字硯硯體狹長，硯尾外撇，形如畚箕，確與文獻記載相符。

北宋中晚期，文人雅集活動特別流行。駙馬王詵於府邸後有西園，這場李公麟與王詵、蘇軾、蘇轍、黃庭堅、晁補之、張耒、鄭靖老、米芾等人參與的文人雅聚，以李公麟所繪【西園雅集圖】為紀念。此後歷代文人畫家多以此題材作畫，成為文人畫傳統題材。傳說蘇軾極愛龍尾硯，曾多次賦詩贊美。歐陽修的【硯譜】載：「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矽墨、龍尾硯三物，為天下之冠。」黃庭堅亦有【硯山行詩】：「日輝燦燦飛金星，碧雲色青端州紫。」認為龍尾硯中的名品金星石，可比端州紫硯。關於蘇軾與米芾的交往逸事，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的【紫金研帖】也見記載。藏硯名家米芾曾將自己摯愛的紫金硯借與好友蘇軾，蘇軾直至臨終仍未歸還，並因十分喜愛，竟然「囑其子入棺」。米芾愛硯極深，實在不舍便將此紫金硯索回。帖中所提「紫金研」原為紫金石所制，米芾【鄉石帖】記：「新得紫金右軍鄉石。」【寶晉英光集】則雲：「吾老年才得紫金石，與余家所收右軍硯無異，人間第一品也，端、歙皆下。」以紫金硯與王羲之硯並峙，可見此硯品質之上乘。

米芾一生酷愛奇石，有「米顛拜石」之說。故宮博物院藏【研山銘】帖是其大字行書中罕見的珍品。【研山銘】本鐫刻於一塊山形硯石之上，米芾親自刻銘並視若寶珍。史籍載米芾所得「李後主嘗買一硯山，徑長才逾尺，前聳三十六峰，大猶手指，左右引兩阜坡陀，中鑿為硯」或即為此硯。後此硯因米芾營造私園「海嶽庵」而換與蘇仲恭。台北「故宮博物院」另藏米芾行草書【致景文隰公閣下尺牘】[又稱【篋中帖】或【天機筆妙帖】，約書於北宋哲宗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是寫給隰州太守劉季孫(字景文)，欲以【懷素帖】和硯山與之交換藏品的信劄。【研山銘】帖通篇三十九字，全卷運筆大氣磅礴，雄健瑰瑋，魅力非凡。卷後第二段繪【硯山圖】，據【南村輟耕錄】載「寶晉齋硯山」後附有【硯山圖】，原為陶宗儀邀請吳鎮所繪。圖以篆書題款「寶晉齋研山圖，不假雕飾，渾然天成」，並用隸書標明研山各部位榜題，遂為傳世名品。

以山形制硯，唐人亦然。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山巒形灰陶硯，為唐長安西市遺址出土。此硯池周堆塑山峰兩重，主峰下嵌水盂，下有力士承托。傳世唐代山形硯則以故宮博物院藏十二峰陶硯為代表。此硯為細灰陶質，硯面呈箕形，前高後低，硯面兩側及背部堆塑山峰十二座，居中山峰形似龍首，兩側山峰下各塑人像，山峰錯落渾然天成，頗顯雄偉生動。

四、帝王品味——皇帝行樂圖中的宮廷用硯

歷代流傳至今的文房用具皆為文人墨客競相追逐的珍貴古物，品古、鑒古的收藏熱潮在明清兩代皆因考據學的興盛而風靡於世。宮廷內府中收藏的各色行樂圖向我們展示了歷來秘不示人的帝後禦容，其深藏內廷的宮苑生活也躍然紙上。硯作為唐宋時期文人收藏品鑒的雅物，其上鐫刻的名家題詩、官款也頗具傳奇色彩。古物收藏以清代內府尤其皇帝為盛，這其中藏硯頗豐，除流傳自前朝各代的名硯外，當朝授命創制的新硯佳品也成為頗得皇帝「上意」的藝術珍品，成為這一時期時代美學的縮影。

清康熙時期，對皇家的藝術營造已經發展出較為規範的形式。此時對於皇子藝術品位的教習也頗為嚴格，熟讀經典、習滿漢文字等內容皆貫穿於宮廷日常生活之中。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康熙帝便裝寫字像】軸是一件頗為難得的記錄年輕皇帝日常生活的行樂圖。圖中的康熙皇帝眉宇間英氣逼人，身著一身灰色便服坐於龍椅之上，手中執筆懸停半空，似正在思考如何下筆。而皇帝面前的黑漆描金桌案則以雲石作面，其上陳設有箋紙、青銅水丞、書函與紫金色玉帶硯等文房用具。康熙帝自幼喜好書法，時常觀摩古人墨跡、臨寫書帖。其書風博采眾長，不拘一家，尤其雅好董其昌書法，頗得董書精髓。

今藏台北「故宮博物院」的清康熙長方玉帶端硯即【康熙帝便裝寫字像】軸中所見的紫金色玉帶硯形。此硯通體呈深紫紅色，硯形長方，周邊有一道灰綠帶紋，硯面光平，款題「康熙戊子制」，所配木盒光素無紋，簡潔雅致。據考證，以端石制硯約流行於唐代中期以後，此時隨著端石的大規模開采，其堅實細膩的質地頗受文人追捧。至唐末宋初，品質上乘的端硯已成為地方貢品，端石品類眾多，因開采石坑不同，各具特色，這其中以水坑、宋坑出品最為珍貴。而石色則以豬肝色、青紫色為貴。

故宮博物院藏【雍正十二美人圖】原為胤禛為雍親王時在圓明園深柳讀書堂的圍屏圖畫，後拆下貯藏宮中，約繪於康熙至雍正年間。畫中十二位宮中女子皆著漢裝，品茗讀書、聞香賞花，盡顯閑適。其中【博古幽思】圖繪女子斜倚斑竹靠背椅而坐，回首望向畫外。女子面前黑漆金銀彩桌案裝飾華麗，桌上陳設青銅獸耳扁壺、仿哥窯葫蘆瓶、紫砂硯滴與一合松花石硯;身後多寶格中亦陳設各色珍玩，如青銅觚、特懸鐘、汝窯無紋水仙盆、汝窯天青釉三足洗、白玉四足壺、鮮紅釉僧帽壺、天藍釉盞托等，均為當時盛行的陳設。

(清) 佚名胤十二美人圖·博古幽思

絹本設色縱184厘米橫98厘米

故宮博物院藏

兩岸故宮博物院均藏有多方清康熙時期松花石硯，其中以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清康熙松花石夔龍硯與【博古幽思】圖中所繪最為相近。此硯呈方形，邊飾浮雕回紋，上端有長方形硯池，硯堂扁平，硯背中央陰刻行書銘文「以靜為用，是以永年」，並陰刻四字篆體方印「康熙宸翰」。蓋面浮雕夔龍紋，中有橫欄。松花石原產長白山松花江流域，因地處清代「龍興之地」而備受尊崇。松花石品種多樣，以綠色為佳。乾隆中期後因礦脈枯竭而逐漸式微。

乾隆皇帝不僅喜歡收藏古物，也時常參與宮廷器物的設計，謂「蓋古之物樸於今，今之物華於古」。故宮博物院藏有五本【弘歷是一是二圖】軸，其中養心殿禦題本上有乾隆皇帝禦題：「是一是二，不即不離。儒可墨可，何慮何思。養心殿禦題並書」，下鈐「乾隆宸翰」印。此畫構圖陳設全學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歷代畫幅集冊】第一開宋【無款人物圖頁】，圖中乾隆皇帝化為文人隱士坐於榻上把玩各種古物，身後山水畫屏風上則掛一軸乾隆畫像，桌上陳設以瓦硯最引人關註。瓦硯盛行於漢魏時期，漢未央宮、魏銅雀台等宮殿所用瓦厚實細膩，背可硯墨，唐宋時期被文人取來制硯。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漢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銅雀瓦硯為乾隆皇帝極珍愛之物，硯呈長方覆瓦式，硯面凸起中央琢成下凹墨池，池中仍存墨跡，硯額中央有清高宗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8年)隸書銘，硯背中央有陽文隸書款「建安十五年」，細膩溫潤，硯質極佳。此硯與未央宮東閣瓦硯、另外一件銅雀瓦硯合裝一匣，合稱「古陶三友」。

故宮博物院藏清郎世寧【乾隆皇帝朝服像】為乾隆帝較為正式的寫字正面像，此類盤坐正面像也見於【康熙帝讀書像】，為宮廷肖像中的傳統樣式。畫中乾隆帝結跏趺坐於桌前，身著龍袍，面向畫外，手中提筆正欲書卷。畫中桌案上有一裝飾精美的鍍銅金匣暖硯，考故宮博物院收藏清乾隆時期松花石銅鍍金龍紋匣暖硯。暖硯為冬季用硯，為防筆墨凍結，常在下側安裝爐或匣用於加熱。考古出土的最早的暖硯為宋代陶暖硯。此外，遼有三彩暖硯，元有玉石暖硯、明中後期則出現金屬鐵、銅匣形式的暖硯，成為文人文房常備用具。清代宮廷造辦處所制禦用暖硯有炭火、水暖炭火合一、石匣三種。雍正、乾隆時期的禦用暖硯形式復雜，多配銅鍍金匣、琺瑯匣使用等。

清人繪【乾隆帝寫字像軸】今藏故宮博物院，畫中乾隆皇帝一身文人漢裝於書齋內，一手拈須，一手執筆，窗外梅竹清幽，高逸雅致。乾隆帝自幼勤於吟詩習字，終成漢學功底深厚、註重文化建設的一代帝王。畫中所繪澄泥龍珠硯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此硯制作於元代，澄泥質，琢成蟠龍形，硯堂如蟠龍抱珠，墨池在龍口作呼風吐雨狀;硯背右側刻乾隆皇帝禦題銘，鈐「乾」「隆」連珠印;硯背亦刻銘，鈐「仲圭」印，或為元四家之一吳鎮所作。澄泥硯以特種膠泥燒制，顏色多樣，偶發性強，有時甚至出現一硯多色現象。因澄泥硯質地細膩，具有貯水不涸，歷寒不冰，發墨而不損毫，滋潤勝水，可與石質佳硯相媲美的特點，因此多有贊譽。古澄泥硯以朱砂紅、鱔魚黃、蟹殼青、豆綠砂、檀香紫為上乘顏色，尤以朱砂紅、鱔魚黃最為名貴。

(元) 澄泥龍珠硯

縱15.4厘米橫9.6厘米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硯之於國人，有根深蒂固的文化內容。早期的硯中包含古人的世界觀，書寫與圖畫被認為是先民溝通上天的方式，天象與方位則成為硯的裝飾主題。至兩漢時期，禮制完備的華夏文明已將「建中立極」的思想融入生活各處，大一統之下的大漢王朝也賦予硯新的「禮」，辟雍硯頗為流行。隨著文人書法的興起，唐宋時期的硯已不僅是書寫的必需品，而且成為文學與文人學派的風雅體現，文人用硯與名士藏硯都成為這一時期雅集、品古的重要內容。明清兩代硯學已全面發展，硯的品類繁多，如傳統四大名硯的端硯、歙硯、洮河硯和澄泥硯在此時均已出現。明清時期，硯不僅服務於文人墨客，更成為帝王鑒古的重要雅器，是文藝品位的象征。中國古代藝術中出現的這些硯串聯起來便是一部無聲的華夏物質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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