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首個公開支持奧地利學派的總統，米萊就職後迅速推進阿根廷的各項改革，很多人認為這是一次大型社會實驗。嚴格來講，這個說法並不準確，因為經濟學是經濟學，政治是政治。正如物理學是物理學，工程是工程一樣，兩者有聯系但不應相互混淆，澄清一下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很有必要。
經濟學是科學
首先，我們要明確經濟學的科學地位。既然是科學，那就有科學的規範和要求，有其分析方法和範式。無論是芝加哥學派，還是奧地利學派，雖然具體觀點上各有不同，在根基上的科學哲學也略有不同，但它們的定位仍然都是科學。科學的一大特征是，邏輯先於立場，這點跟政治和政策都迥然相異。
其次，從經濟學的研究物件來說，早期的經濟學的確與財政學緊密相關，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經濟學已經逐漸從財政學中分離出來，研究物件也發生了轉變。古典經濟學時期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完整譯名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雖然斯密的觀察是微觀的，但目標還是宏觀的。
後面經濟學的發展更細致更具體，新古典經濟學假設了一個理性人，區分了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研究的是人和價格理論，宏觀經濟學研究的則是貨幣和國家經濟。而到了奧地利學派這裏，研究物件是真實的行動人，研究方法也進行了統一，不再區分微觀和宏觀，也不再區分價格理論和貨幣理論，而是把經濟學建立在人的行動學之上，使理論體系具有更強的內在邏輯一致性。
第三，所有科學都在探尋規律，這種規律要求在其研究邊界內具備普遍必然性，不能出現特例或反例。另外理論在追求更大解釋力的同時力求簡潔，所以我們經常會聽到的「奧卡姆剃刀原理」，意思就是「如無必要勿增實體」。一個理論摻雜的因素越多，就越不容易發現問題的本質。
所謂的「普遍必然性」，一方面是在解釋，理論可以解釋相同的現象。另一方面也是在預測，如果某些條件同時滿足，那麽某些現象會重復出現。它基本的表達範式是「如果……那麽……」的結構，對現象的解釋和預測，其實是一體兩面。
在物理學上，牛頓的萬有重力可以解釋，為什麽掉落的鐵球會是一個自由落體運動。它也可以預測，一個人在地球上，如果他松開手上的鐵球，那麽鐵球就一定會自由下落。這個理論在地球上具備普遍必然性，所以它既可以解釋現象，也可以預測現象。比如說「君子不立於危墻之下」，這其實也是在不自覺地使用物理學。
對於經濟學來說，也有類似的理論，既可以用來解釋，也可以用於預測。物理學可以告訴你「君子不立於危墻之下」，經濟學同樣也可以。比如早在1920年，米塞斯發表文章，他提出了一個非常深刻的問題：「一個沒有價格的經濟體系，是否有可能存在？」而他給出的回答是，由於缺乏以私有財產、競爭性市場和利潤為基礎的交換體系，就不存在價格之類的東西。那麽，在這樣的情況下，根本不可能做出高效的經濟決策。
米塞斯的論證，既是對經濟現象的解釋，也是對計劃經濟不可行的預測。當時幾乎整個經濟學界都在看好計劃經濟，包括後來大名鼎鼎的森姆森。而米塞斯、哈耶克和奧地利學派都是不受歡迎的少數派，但他們根據堅實的經濟學理論，指出蘇聯就是那座「危墻」。歷史證明，森姆森看走了眼，因為他的經濟學有很多理論缺陷，只是他自己沒有發現不知道罷了。
即便今天，經濟學的發展也還很年輕，從亞當·斯密開始也才不過兩百多年的時間。所以正確的理論和錯誤的理論魚龍混雜，有不少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理論也未必正確，需要仔細甄別。對於那些反復經過邏輯拷打的經濟學理論，它的解釋力和物理學理論一樣硬核，並不因為經濟學是社會科學，就好像不如自然科學那麽「硬氣」一樣。
所以，對於經濟學，我們既要大膽批判，也要有「科學自信」。經濟學的理論和自然科學一樣，有非常硬核的邏輯支撐和解釋力。但是這需要投入一定的精力來學習，才能發現經濟學大廈之美，才能掌握其解釋力，才能知道如何運用理論去解釋現象和預測趨勢。
經濟學不是施政綱領
很多人常常疑惑，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在邏輯上很成功，很有說服力，但為什麽在實踐中卻很失敗，為什麽世界上並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實施奧地利學派？這是一個常見的誤解，也是一個錯誤的問題。
前面說了，科學的基本表達範式是「如果……那麽……」，比如「如果不保護產權，那麽就不會有價格和經濟計算，市場將會崩潰，社會將會貧窮」。而政治的表達形式則是「為了……所以……」，比如「為了實作社會公平，所以我們要向富人多征稅」。
經濟學的分析方法是，從目的和手段之間的因果關系入手，告訴你不同的選擇會導致不同的結果，怎樣的選擇帶來怎樣的結果，強調過程的分析。但是政治告訴你的是，為了某個宏偉的目標，我們要怎麽做。這就是兩者的區別。
這裏強調的是，面對任何宏偉的目標，我們都應該保持審慎的態度。即便是作為一個奧地利學派的支持者，面對一個高呼奧地利學派的阿根廷總統米萊，同樣也要保持審慎。因為作為經濟學家的米萊，和作為總統的米萊不一樣；作為科學的奧地利學派，和以奧地利學派為指導的政策措施，兩者也不一樣。
奧派經濟學的觀念，一定程度上的確是在支撐著米萊的執政理念和施政綱領，但我們也需要明確指出，經濟學本身並不是施政綱領。經濟學研究的是因果關系，我們需要強調的是經濟學的科學性，而不是其政治性。
應該說，米萊在阿根廷的勝利，並不完全是奧派觀念的勝利，更多還是政治博弈的勝利，人們對市場仍然有很多誤解。阿根廷人支持米萊，很可能是因為他激情四射的口號，而不是奧地利學派冰冷的邏輯鏈條。而米萊所施行的各種政策，也不能因為其宣稱是奧地利學派，就可以不經思考劃入奧派範圍之內。一個政策的實施效果，要一事一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奧地利學派代表的是一種科學的研究方法，是一套理論體系，也是一種意識觀念。科學強調的是分析和批判，奧地利學派絕對不會成為給政治政策背書的工具。即便是米萊把奧派掛在嘴邊上，也不意味著他不會犯錯。
米萊在阿根廷的改革，成功了當然最好，人們可以一邊享受著經濟增長的果實，一邊慢慢思考改革背後的邏輯關系。一邊稱贊著米萊，一邊重新認識奧地利學派。然而，一旦米萊的改革遭遇到了阻力，或者最終失敗了，失去耐心的人們，很可能不僅會把錯誤歸咎於米萊，還會把錯誤歸咎於他所信仰的奧派經濟學。也就是說，政治上的失敗，會被認為是科學上的失敗。所以一開始就應該明確區分，政治上的成功，並不等同於科學上的成功；政治上的失敗，也不是科學的失敗。
經濟學可以為我們做什麽？
理有固然，但勢無必至。邏輯是必然的，而歷史是偶然的。一個完美的圓形，一條絕對筆直的直線，只存在於我們的概念和想象中。但現實中我們無法制造出一個完美的圓形或者絕對筆直的產品，這並不等於說我們的概念和想象沒有作用，更不等於說概念本身就是錯的。
實際上我們都知道，無論是圓還是直線，以及其他幾何學的知識，對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至關重要。整個幾何學體系和物理學一樣，給人類文明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底層支持。完美的圓形產品造不出來不要緊，但幾何學提供的這個概念，讓設計和生產的人知道了努力的方向。只要這個方向是對的，需要圓形的產品，不需要一定是完美的圓，只需要向這個圓靠近即可。比如輪胎或者軸承，越接近圓就越能發揮其效能。
經濟學的作用也是一樣，絕對完美的自由市場經濟，也只是一個基於邏輯分析的概念。如果非要以國家為單位來考察，那麽的確，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在，沒有一個國家符合這個完美的要求。但我們仍然可以確信，任何一個國家，它在方向上越靠近自由市場，這個國家就越繁榮。奧地利學派非常強調邊際上的改善，而這種方向上的靠近，就是邊際上的改善。
經濟學無法保證繁榮，它只能教給你科學的分析方法。經濟學的分析，並不強調動機和目標的高尚，也不以動機本身為研究物件，它看重的是目的和手段之間的因果關系。也就是，手段是否能夠滿足目的的實作。
一個平面幾何的基本定理是，三角形內角和等於180°。當這個定理成為常識，如果一個人跑來告訴我們他發現了一個平面三角形，內角和不是180°，他推翻了這個定理。不用問，我們首先會懷疑他的測量出現了問題，而不是懷疑定理本身有問題。
物理學上，當能量守恒定律成為一個基本共識，有人跑來告訴你他發明了永動機，你不需要親自去看他的永動機實驗，你就可以判斷他要麽是瘋子要麽是騙子。這就是理論的作用，它幫我們解釋現象認識世界的同時，也在幫助我們做出判斷。當你掌握的理論足夠紮實，你的判斷就可以足夠準確。
然而，即便是物理化學已經發展了幾百年的時間，上個世紀仍然有人會被「水變油」的把戲欺騙，造成了巨額經濟損失。經濟學作為科學的時間更短，正確的經濟學理論有很多人並不知道，還有很多錯誤的理論被當作真理來對待。更有甚者，有的經濟學學者，並不是為了追求真理而研究，而是專門創作理論來給政策背書，做某些錯誤政策的推動者。
正如很多人的化學知識不夠過硬，無法看穿「水變油」的騙局一樣，很多人的經濟學知識也不夠充足，以至無法看穿很多「免費福利」的把戲。當遇到難以解釋的現象，他們會因為某種程度思維上的惰性，無法在經濟學的方向上找到答案時，就寄希望於換個方向快速找到答案，比如某些政治動機，或者是某些陰謀論。
很遺憾，這種分析方法正好違反了「奧卡姆剃刀」原理，透過增加變量進行解釋，看上去好像是真的，但實際上破壞了理論的簡潔性，也破壞了科學理論要求的普遍必然性。所以，當我們需要用經濟學來尋找和指明方向的時候，首先要找到正確的經濟學，找到那些經得住邏輯拷打的經濟學。然後，用正確的經濟學理論來重新審視現象，尋找哪些因素在阻礙經濟進步和人類文明的發展。
•（本文僅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張是之
責編 陳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