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人類命運的三大悖論
文：先知書店
二戰後的德國，曾流傳過這樣一個笑話：在一名納粹成員身上，善良、誠實、相信法西斯主義，這三者不可能同時為真：
因為，一個誠實善良的人，不會成為以謊言和殘忍為食的法西斯主義，更不會違反天性地將虐殺行為視作一種享受。反過來講，一個人一旦成為法西斯主義，誠實和善良的品質從此便也就泯滅了。·
而這種三個條件不能同時成立，且互相矛盾的悖論，被稱之為"不可能三角"，在人類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不可能三角"屢次出現，有些只關乎個人的選擇，還有一些則關乎整個文明的走向，如何在其中做出取舍，有時決定了一個國家、乃至於人類的命運。
▌捍衛文明的不可能三角：
勝利、裁軍、綏靖主義必有一假
一戰後，戰爭的恐怖和淪陷深深地刻在了歐洲人心裏，讓「和平主義「成為了民主國家中的一股強大政治力量。
20世紀20年代，知識分子展開了國際性反戰運動，積極推進這樣一種理念：文明的國家之間必須聯合起來，進行物理上和道德上的雙重裁軍，戰爭是無謂的，和平才是文明的底線，為了避免戰爭即使「綏靖」也在所不辭。
在英法綏靖思潮大行其道的同時，此時希特勒正在密切關註法國和英國的公眾輿論，在這兩個國家裏，所有政客與和平主義者的言行，都被希特勒加以盤算，用以制訂他的作戰計劃並評估勝利的前景。
英國國內同樣如此，德軍在開戰之前已表現出強烈的軍事企圖，但英國首相張伯倫卻對德國持綏靖態度，寄希望於用談判解決問題。
後來事實證明，以犧牲原則的綏靖來換取和平或者利益者，既得不到和平，也得不到利益。
綏靖政策是一種愚蠢的惡，它妄想以放棄底線的方式來換取短期利益，甚至換取永久的和平，但是文明對邪惡的縱容，絕不會換取邪惡的收斂，反而會暴露文明的軟弱，最終引發巨大的災難：
1940年5月10日，德軍進攻法國，英法聯軍在短短20天內崩潰，其殘兵敗將在鄧寇克被趕下大海，法國投降。
1940年7月，德軍發起入侵英國的「海獅計劃」，英倫三島在德國空軍的狂轟濫炸下淪為廢墟，文明世界陷入至暗時刻。
在這樣的至暗時刻，65歲的丘吉爾上台了，面對議會壓倒性的綏靖主義浪潮，他的眼前同樣存在一個捍衛文明的」不可能三角「：
如果想要勝利，就不可能裁軍，如果準備戰爭，就不可能沒有人員傷亡，更無法滿足議會與希特勒的和平條約。
是用一時的合約，換取暫時的和平，還是積極準備戰爭，將年輕人送上戰場，爭取戰爭的勝利？
丘吉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中寫道：這是一個艱難的決策，我是以犧牲大英帝國的代價，來參與二戰。
武力是維護自由最後的手段，但也是戰爭一旦勝利，首先要放下的東西。 然而， 歷史上大多數時候，人類都匍匐在暴力的陰影之下，甚至去綏靖暴力 。 怎樣才能讓信仰之光取代暴力之劍？這正是思考「捍衛文明的不可能三角」這一命題的意義所在。
▌預言的不可能三角：
偉大、準確、好的結果必有一假
在【聖經】舊約中，有三種人物是最厲害的：君王、祭司、先知。
君王負責治理、祭司牧養百姓、先知傳達上帝的啟示。有時候，他們的一個思想、一個預判、一個警告甚至一句話，就像閃電一般，穿透歷史的迷霧和沈沈的思想黑夜，照耀出人類的明天。
1867年7月的一個夏夜，時任兩江總督的晚清重臣曾國藩，在與幕僚趙烈文聊天時談到時局，憂心忡忡，不知清王朝還能撐多久。
而趙烈文作出了一個驚心動魄的預言，他說：
「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後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44年後，清朝果然土崩瓦解，接踵而來的混亂局面，也為趙烈文所言中：「必先根本顛仆，而後方州無主，人自為政。」
因為這段精準的預言，原本名不見經傳的趙烈文，被史書永久地銘記，乃至於被後世冠以天才預言家的名號。
趙烈文的偉大，是因晚清的悲劇。如果清朝得以中興，那麽趙烈文這三個字便也淹沒在浩浩湯湯的中國歷史中，難尋蹤跡了。
這是一個典型的「不可能三角」：預言家的偉大、預言的精準、好的社會結果，這三者不可能同時成立。
一個災難性預言的成真，成就了預言家，卻也是社會本身的悲劇。如果歷史波瀾不驚，則預言家也復歸平庸，難稱偉大的先知。
但偉大的先知，往往並不以偉大為榮，他們之所以預言可怕的未來，是為了讓人們當下就采取行動，制止那樣可怕的未來。
批評家瑞卡茲說：「預言家擔負著雙重任務，他既要用自己的言辭影響未來，又要成為一個真實的預言家——一個不出差錯的預言家。」
比如哈耶克曾對國家壟斷鑄幣權做出過一個預言：「鑄幣權被壟斷」與「通往奴役之路」存在一種隱秘的關系——「誰控制了財富生產，誰就控制了人類」。
毋庸置疑，財富是由每一個誠實勞動、公平交易的人，在市場中創造出來的。
但是，幾千年來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人類的歷史上充斥著貪婪的奴隸主、偷搶拐騙的罪犯、巧取豪奪的官僚……
為了保護個人的財產，免遭他人控制，人類建立了限制權力、遵守契約的現代政治秩序。但仍有一個極其重要的手段長期被人忽視：鑄幣權。
但即使如此，長期以來，國家壟斷鑄幣權的現象，仍被人們視為「天經地義」。直到哈耶克在晚年的最後的預言，終於打破這個「神話」。
他透過分析歷史上多次大蕭條、大通脹、大失業，哈耶克發現了「鑄幣權被壟斷」與「通往奴役之路」的隱秘「預言」： 一旦賦予「法幣」不可撼動的正當性，個人就無可避免地「在冠冕堂皇的旗號下被剝削」，「無論多低的通貨膨脹，都會積累成全域性的大災難」。
如何破除「通貨膨脹—經濟危機—大規模失業—個人自由被剝奪」的周期性詛咒？
哈耶克說，「首先要使個人免於濫發貨幣的強制剝削，破除對鑄幣權的壟斷」。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再次凸顯「貨幣刺激」的危害，也證明了哈耶克「貨幣非國家化」的先見之明。
哈耶克主張，貨幣的使命應該回歸個人自由本身：對貨幣信用的選擇自由，不僅是個人經濟自由的切實保證，而且是制止通貨膨脹、經濟持續增長的不二法門。
這一天才的預言無疑是石破天驚的，它幾乎顛覆了迄今所有關於貨幣的「正統」觀念，也成就了哈耶克最後一部經濟學著作——【貨幣的非國家化】。
正如英國的一句諺語所說：「最好的預言是過去」。盡管「預言的不可能三角」存在，但往往是那些經歷過動蕩年代，親眼看見過人類大災難的學者，才能深刻認識到人類自身的脆弱和愚蠢。
像哈耶克這樣的偉大預言家，往往並不以偉大為榮，他們之所以越過「預言的不可能三角」預言可怕的未來，是為了讓人們當下就采取行動，制止那樣可怕的未來。
▌歷史寫作的不可能三角：
真實、深刻、有趣無法同時成立
在知識市場，同樣存在「不可能三角」：很少有作品，能同時做到深刻、精彩、真實，即「寫作技藝的不可能三角」。
事實上，歷史上確有很多認知高遠、思想深刻的巨匠，因拙於文字表達，其皇皇巨著被後世讀者束之高閣。結果，這些知識隨著時間的流逝，成為了「化石」，甚至被永遠遺失。
造成這種遺憾的原因，除了書寫者運用文字的能力不足外，就是塔奇曼在【歷史的技藝】一書中所提及的，學界普遍存在著一種偏見——「高估研究，輕視寫作」。
◎真實：缺乏事實，貧乏而難以服人
虛構捏造vs原始文獻
在史學界——無論通俗寫作，還是歷史研究，長期存在一個「不能說的秘密」：很多史觀正、充滿歷史洞見、文字淋漓暢快的作品，存在斷章取義、以立場篩選史實、甚至蓄意捏造，以想象、推理代替史實的現象。
塔奇曼坦言，為了探尋歷史真相，她總是「毫不猶豫地以最快速度撲向原始文獻」：未出版的私人信件、工作日誌、手寫的報告、公文中的便條……
「材料的選擇，決定了最終作品的質素，這是我只用原始文獻的原因。」塔奇曼說。
即便如此，對一個歷史寫作者而言，一手資料依然非常有限，即便在檔案公開度比較高的地方。於是，二手資料成了歷史學者的鴉片——吸之，效果立竿見影；棄之，寫作生命隨時會中斷。
對此，塔奇曼的態度是「它們有用，但也有害」。因為二手資料即便是事實，也是被篩選過的事實。選擇二手文獻，也就意味著放棄了自己篩選的機會。
一知半解的批評家質疑她，但一流的歷史學者卻紛紛聲援她。
西方學界的「頭號中國通」費正清，在讀完【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後，吃驚地說：「她發掘了所有的記錄……哪怕連最小的紙片都沒放過」。
晚年的費正清曾語帶諷刺地說：「某些批評家將巴巴拉的書稱為‘通俗歷史’，這與其說是批評這些書，不如說是批評他們自己。」
她所寫出的每一個單詞，都是真實的歷史。但由於她的書太過精彩，以至於人們時常質疑——這些令人迷醉的畫面感和戲劇性，是不是巴巴拉為了「讓歷史更動人」而捏造出來的？
對此，塔奇曼斬釘截鐵地說：「 我從不捏造任何東西，包括天氣 。」
◎深刻：把功課留給讀者，是作者失職
堆砌名詞vs精煉提純
史觀正確、尊重史實的研究者有很多，但只有少數人具備學者的擔當和能力——花費雙倍的時間研究、篩選史料。
塔奇曼非常鄙視公共領域的「論文式寫作」——堆砌事實、事無巨細，看似「學識淵博、立場客觀」，但事實上，讀者根本無法理解那麽多名詞。這樣掉書袋是一種極不負責的偷懶——把功課都扔給了讀者。
她的書資訊量巨大，但從不堆砌名詞。面對浩如煙海的研究資料，她「從泥沙中淘出金礦，然後精煉提純」。
她把自己的寫作比喻成「放大地圖的尺寸」——要忠實於「原圖」，更要有所取舍。為了凸顯與主題關聯度最高、長時段看最重要的史實，她甚至必須忍痛割舍一些最精彩的敘述。
例如在【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一書中，「亨利·華萊士訪華會見蔣介石」的情節，被塔奇曼一筆帶過。為此，她甚至舍棄了一句精彩評語：「為了理想，亨利可以砍下自己的右手，以及你的右手。」
原因在於，隨著對這一支線情節的展開，敘述它的文字數量突然猛漲。「於是我立即有種不妙的感覺，一定有什麽地方不對」——直到有一天有人問塔奇曼，這件事究竟有多重要？
「我聽見內心的回答是：它一點兒也不重要，它真的對事情沒有任何影響。」（塔奇曼【歷史的技藝：塔奇曼論歷史】）。換作別的作家，多半無法舍棄已經寫就的精彩故事——他們總是被旁門和枝節所吸引，但 寫作的藝術——對藝術家的試煉——就在於，是否能夠忍痛割愛，直奔主題 。
◎有趣：最好的作家，才是最好的歷史作家
合格的學者vs語言藝術家
一個歷史作家如果將以上兩點都做到了，算不算優秀呢？不，他只能算是「合格」。要做到「優秀」，還必須掌握「駕馭文字魔力的技藝」。
「見識、知識和經歷還不足以成就一個偉大的作家，他還要有對語言的非凡掌握，作為他發出聲音的工具。偉大的思想，還需要借助對詞匯的完美掌握才能表達。」
「 所謂優秀的歷史作品，就是讀者明明早就知道結局，仍然對懸念叠起的文字欲罷不能。 」
——對寫作有如此苛刻的要求，可想而知，能夠入她法眼的「偉大作家」自然屈指可數。塔奇曼不僅身體力行，而且從不空手而歸：就像畫家的畫筆、雕塑家的黏土一樣，她的文字還原了歷史的史詩感。
在塔奇曼看來，寫作的難度、重要性絲毫不亞於研究。因此，好的作家，一定是位藝術家…讓文字具有脫離作家掌控的魔力。「在我寫書時，我常感覺自己是個藝術家。」
美國歷史學家、普利策獎獲得者羅拔·馬西在【八月炮火】的序言中寫道：「塔奇曼那年夏天為了一段文字，反復推敲了八個小時。後來那段文字成為她所有著作中最出名的經典佳句，這就是【八月炮火】的開場白。」
「1910年5月的一個上午，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出殯，騎著馬在隊伍中前進的有九個帝王，多麽宏偉的一個場面！穿著喪服，肅穆佇候的人群，都不禁驚嘆不已。這些君主，服色斑斕，嫣紅姹紫，寶藍翠綠，三騎下排聯轡出了重重宮門，在陽光照耀下，羽翎頭盔，金絲衣鑲，緋色綬帶，嵌著珠寶的勛章閃閃發光……」
寫作和商業最相似的地方在於：一旦有人開創了一個成功的新品類，就會被無數聰明的人模仿。下面是三位著名作家代表作的開場白，像極了對【八月炮火】開場白的仿寫：
「1932年那個山窮水盡的夏天，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活像一座深陷敵圍的歐洲小國京城……」
「公元1587年，在中國為明萬歷十五年，論幹支則為丁亥，屬豬。當日四海升平，全年並無大事可敘……」
「無數黑騎在遠處來回馳騁。遠處長河之上，一輪渾圓的血色落日；孤城城中，狼煙正直直刺向昏黃的天空。天寶三載，元月十四日，巳正。長安，長安縣，西市。春寒料峭，陽光燦然。此時的長安城上空萬裏無雲，今日應該是個好天氣。」
以上這三部作品分別是曼徹斯特的【光榮與夢想】、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馬伯庸的【長安十二時辰】。
塔奇曼在「非虛構文學」領域的開拓行為，甚至反過來影響到了虛構文學。被稱為「鬼才」的馬伯庸說，「塔奇曼就是非虛構寫作的神仙。」
電影【霸王別姬】和【活著】的編劇蘆葦，曾多次表示，對他影響最大的，就是塔奇曼，沒有之一。
……
政治是由最聰明的人組成的，卻總是做出最愚蠢的決策。 每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各國領導人，幾乎都深知治國之術和權力遊戲，卻同時陷入驚人的集體愚蠢、迷之自信，這些聰明絕頂的職業政客，親手將人類文明拖入了淪陷性的大災難。
歷史有腦子，但人往往沒有。由於人類在管理方式上幾千年來毫無創新，那些過去曾造成了巨大災難的致命問題，從來沒有消失，隨時可能卷土重來。
如果沒有塔奇曼破除了「歷史寫作的不可能三角」，持之以恒地對人類災難機制的深刻揭示，很多政治家與社會精英的智慧恐怕要大打折扣。
▌破除三種「不可能三角」
世界如此復雜，我們真的能夠認識這個世界嗎？
人類在宇宙中如此渺小、無力，甚至卑微，卻又滿懷理想主義，想要找到一切問題的答案。
但是，兩元甚至三元悖論卻在提醒我們，人類的認識能力是有極限的，與其執著於問題的答案，不如找到問題的根源。
所幸，世界上還有少數天才，他們的眼界之廣闊、思維之深刻，往往能在悖論中看見真理，甚至打通互相對立的兩面。
比如丘吉爾，當所有英國人都認為裁軍和合約能換來和平時，他卻看到和平的本質是國家之間的軍事威懾；當所有人都高舉反戰的正義旗幟時，他卻看到這是一種鴕鳥式的不顧現實；當所有人都把「戰爭」 「武器」本身當作和平的敵人時，他清醒地認識到，那些試圖發動戰爭的國家才是敵人。
比如哈耶克，過去人們長久地認為，只有政府替貨幣背書，經濟才能正常執行時，他卻站在更高維度，指出國家壟斷鑄幣權，無異於對民間財富的劫掠，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之所以一再出現全域性的危機，和國家壟斷鑄幣權脫不了幹系。他的預言過去一直在被證明，未來還將繼續被驗證。
比如塔奇曼，她幾乎一生都在身體力行地反對西方史學界的價值先行、建構主義，反對將歷史寫作變成材料堆積、學術論文，她真正把史學寫作的「不可能三角「：真實、深刻、有趣融於一身，甚至創造了一個全新的品類：非虛構寫作，馬伯庸、曼徹斯特、黃仁宇都將她視為自己的寫作導師。
這三位天才，分別在政治、經濟、歷史寫作三個領域做出了彪炳史冊的成績，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超越了「不可能的三角」，也正因為如此，每一個普通人都值得站在他們的肩膀上去看一看這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