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爾指出：「在前工業社會，建立大規模官僚機構的努力不久就會陷入困境，因為要想從居民中榨取足夠的資金來發薪餉幾乎是辦不到的。」不同政府的相應對策，摩爾列舉了法國的賣官之法，俄國的讓官員擁有莊園之法等等。至於中國，就是「允許官員或多或少地公開受賄」。「自然，這種做法在實質上削弱了中央政權的有效控制能力。」
供養官員，確實是中國政府的重大負擔。「漢宣以來，百姓賦斂一歲為四十余萬萬，吏俸用其半。」「吏俸用其半」即20萬萬余。當然還得把少府歲入的18萬萬及水衡歲入的25萬萬考慮在內（二者是皇帝的私奉養，不算國帑），那麽吏俸約占國家歲入的25%。這跟今天的中國情況，略有可比處。據報道，2000年的行政管理費占國家財政支出的25.7%。（美國行政管理費占國家財政支出的9.9%，德國僅2.7%。）
唐朝天寶年間朝廷的戶稅、諸色資課及勾剝等項，總計為470余萬貫。學者估算，開元、天寶之際，內外官員的歲俸支出，約100萬貫。在這470余萬貫中，官俸占21%左右。沈既濟雲：「臣計天下財賦耗大者唯二事，一兵資，二官俸。」又據蔡次薛先生估算，在唐憲宗時，每7家納稅戶就得負擔2名官吏。民眾供養官吏的負擔為十幾比一，已達到現代水平了。
宋朝「冗官」與「冗費」、「冗兵」並稱，養官是養兵之外的主要支出。汪聖鐸先生的研究顯示：宋神宗熙寧末年，全宋官吏俸錢（料錢）—項，歲支就達277余萬貫，其中京官52.9萬貫，諸路官員225.6萬貫。這個數碼已不小了，而俸錢之外的支給，其總數若折成錢，又不少於俸錢之數。元豐年間實行「以階易官」的改革，此後戶部的月支再度激增。南宋【慶元會計錄】：「比年月支百二十萬。大略官俸居十之一，吏祿十之二，兵廩十之七。」宋代官俸吏祿合計，可能占到了戶部開支的20%—30%。
清朝的情況不太一樣。以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為例，此年總支出3451萬兩，其中王公百官俸90萬兩，只占2.61%；加上京師各衙門胥役工食8萬兩，也只占2.84%。此外文職養廉銀347萬兩，占10.05%。那麽王公百官俸、京師胥役工食及文職養廉銀，合起來只占歲出的12.89%。若不考慮養廉銀，養官吏的錢還不到王朝開支的3%。清朝官俸非常微薄，康熙還一度裁撤了吏胥的工食銀。僅從此看,清朝的官吏是相當廉價的。
康有為對清朝官僚的薄俸低於外國同行，大鳴不平；可他也不得不承認，清朝官僚的排場又大大超過了外國同行。官僚抱怨「薄俸」，同時又擁有法外牟利的巨大空間。高薪未必能「養廉」，薄俸則必將助長法外牟利，這跟「饑寒多盜賊」是一個道理。低薪金會導致人才流向其他行業，但對中國王朝這不成問題，這裏官迷多如過江之鯽。那麽皇帝何時實行厚俸，何時實行薄俸呢？
就厚俸而言，可以理解為統治者在搞高薪養廉，但也可以理解為「被迫」給予官僚高薪以換取其政治效忠，購買其職業道德。就薄俸而言，可能是財政支絀時的被迫之舉，但也可能是因為皇權強大、政權穩定，確信官僚的法外牟利不至為害。既然尚不至危害行政，那就薄俸好了，皇帝我省錢了，料你們官僚也不敢過分抱怨；你們私下撈錢我是知道的，但只要還沒撈出界，就不妨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民眾的抱怨就不管它了。
張仲禮先生的研究表明，清朝知縣的額外收入可達法定薪俸的16倍，即30000余兩與1900兩之比；到了19世紀末，漢官的額外收入已達法定薪俸的19倍之多，平均每人每年5000多兩銀子。嘉慶年間的連城縣令李某,每年括錢竟達該縣賦稅總額的半數之多。則清廷稅額與官僚俸額，遠不足以表明人民的真正負擔。
官、吏兩分，是中華帝國最重要的品位安排之一。因胥吏及職役的法定特權和品位保障極其微薄，所以其灰黑收入問題更為嚴重。有學者認為，因衙役由無償服役而來，所以朝廷不付薪俸，只是象征性地給一點兒工食銀，相當於夥食補貼。皂隸、禁卒每年工食銀不過6兩；捕快工食銀最多，每年十一二兩。不過從九品官的年俸銀31.5兩，年俸米31.5斛，那麽6—12兩的工食銀，仍不妨看成一種微薄的薪俸，而不只是夥食補貼。當然，最低的鐘鼓夫每年才1兩多，實在太少了。
無論如何，吏役若全部發薪，朝廷將不堪重負。南宋官俸與吏俸的比例，是「官俸居十之一，吏祿十之二」，吏俸是官俸的一倍，可知養吏的開支是非常浩大的。清朝的吏役總數若以100萬計，再假定每人每年支付工食銀6兩，就是600萬兩！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王公百官俸是90萬兩，文職養廉銀是347萬兩。19世紀晚期，漢文官薪俸總額為82萬兩，武官為57.5萬兩，文武漢官養廉銀的總額為428萬兩，總計567.5萬兩。
比較之余就能看到，供養吏役所需開支，將是一筆巨款。對皇帝不想支付這筆巨款，能省就省，我們就有「同情的理解」了。康熙甚至下令，取消州縣吏役的工食銀。
因吏役的報酬極其低微，朝廷只能聽任他們法外收費。海瑞任浙江淳安知縣時，曾革除六房書吏的「常例陋規」共計68項。清朝的「規費」五花八門，如心紅銀、掛號費、傳呈費、紙筆費、出結費、上鎖錢、開鎖錢、腳錢、鞋錢、杖錢、倒杖錢、入監錢、出監錢等，不一而足。乾隆時，郡王福康安從西藏用兵歸來，戶部書吏竟從他那裏敲詐了二百萬兩之鉅！古人認為，胥吏貪汙之數是超過官僚貪汙之數的，「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清朝吏役的實際收入總數，很難估計，但肯定也是一筆巨款，只能超過、而不會少於品官。
這種由刻意薄俸而造成的腐敗貪汙，是一種「結構性貪汙」。費正清把清朝官吏稱為「有組織的貪汙集團」，用詞是十分尖刻的。在道德上加以譴責很容易，解決之道則不好找。帝國官吏必須維持一定規模，然而薪俸、經費又太微薄，所以官吏集體貪汙以自肥。
薪俸有正式品級，而不同職位的灰黑收入有大有小。在這時候，法外牟利空間大小與職位的品級不成正比的情況，就將出現。有的官職品級高，但油水小；有的官職品級低,但油水大。那麽在正式品級之外，官場就將按另一尺度，即灰黑收入的豐厚程度，來評估官職的價值高下了。從官員方面說，這將影響官員對職位等級的評價；從等級管理方面說，這將降低正式品秩的效力。如前所述，灰黑收入可以超過正式收入十幾倍以上，那麽是品級高低更重要呢，還是官缺肥瘦更重要呢？
唐宋的胥吏還是有品級的：唐有流外九品，宋朝為胥吏設定了位階。明清的胥吏幹脆不分品級了，通歸於「流外」而已。究其原因，除了胥吏出職日益困難之外，這與胥吏是一個靠「收費」生存的層次，也有密切關系。因其薪俸太微薄、法外收入太重要，正式品級對他們就沒多大意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