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底，葉劍英接到一項奇怪的任務：給國民黨軍傳授遊擊戰。
接到這個任務，葉劍英有點意外。從1927年秋收起義開始，遊擊戰術一直是我軍賴以對抗強大的國民黨軍的不傳之密。
無論當年在江西，還是後來長征，再到陜北，國民黨軍始終沒摸透我軍遊擊戰的秘訣。
為啥此時反倒要傳授給他們呢？蔣介石在抗日的同時，始終對中共提防三分，甚至不惜在個別地方搞摩擦，胡宗南部隊在陜西有相當一部份兵力是監視陜甘寧邊區而不是全力抗日。
面對這些親痛仇快的齷齪勾當，我們仍能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和蔣介石計較那麽多已夠可以的了，為啥反而要把獨到之密講給他們聽呢？
萬一胡宗南學會了，翻臉進攻陜甘寧邊區怎麽辦呢？
帶著這些疑問，葉劍英去找周恩來詢問，中央到底是什麽考慮？
沒想到，不問還罷，得到確切訊息後，葉劍英陷入更大的困惑。
一、奇怪的任務
葉劍英不願意傳授遊擊戰，有很強烈的主觀感受。
1937年8月，全面抗戰爆發後不久，蔣介石曾電邀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赴南京參加國防軍事會議，商議全國統一抗戰的大局。
葉劍英非常了解蔣介石的性格，那時國共第二次合作還不穩妥，毛澤東親赴南京，存在蔣介石突然翻臉把毛澤東扣下的危險。葉劍英建議毛澤東不去，由他陪同周恩來、朱德同去。中共中央同意了葉劍英的建議。
葉劍英陪同周、朱二公一到南京，在機場便感受到國民黨高級將領濃濃的戒備與好奇之意。
周、朱、葉三人早年均與國民黨高層有過交往，周恩來在黃埔當政治部主任，許多黃埔將領都對他既熟悉且佩服。朱德在滇軍中做過大官，與西南三省出身的國軍將領交情較深。
葉劍英在黃埔當過教官，也是國軍將領熟知的中共高官。
大家已經十多年沒見過了，這十多年中，紅軍對國民黨眾將來說越來越神秘，當年大家一起學的軍事、戰術，為什麽兩家軍隊打出完全不一樣的狀態？尤其是紅軍長征後，處於絕境中的中共怎樣堅持生存下來？
遊擊戰這種在世界範圍內都很少見的戰術，到底是個什麽神奇物事？
這種好奇感、神秘感，葉劍英一到南京，就從絕大多數國軍將領臉上鮮明地感受到了。
然而這種好奇與神秘，可不純粹是學術層面的，可以毫無疑問地說，好奇與神秘的背後是濃烈的敵意，當他們把遊擊戰的秘訣研究透徹之日，就是消滅中共之時。
所以，稍有清醒、理智之頭腦就該知道，遊擊戰的秘訣，絕不能向國民黨透露。
葉劍英當時在湖南衡山接到任務時，馬上找到周恩來詢問，中央到底是怎麽考慮的？
周恩來解釋說，其實向國民黨軍傳授遊擊戰秘訣，並非蔣介石方面提出的，而是中國共產黨主動提出的。
原來，國民黨軍在正面戰場接連失利，徐州、南京、廣州、武漢等大城市相繼淪陷，國軍正面戰場全無招架之功，中共預見到這樣打下去肯定不行，於是從國家全域和民族大義出發，主動向蔣介石建議以遊擊戰輔助正面戰場。
國民黨方面起初接到中共的電報並不感興趣，他們始終覺得朱毛紅軍那一套成不了什麽氣候，打日本鬼子必須靠正規軍。
但是打著打著，當國軍主導的幾次大會戰相繼失敗，而八路軍卻在河北、山東敵後蓬勃地發展起來，蔣介石開始有了不一樣的看法。
1938年武漢失守前夕，周恩來和朱德面見蔣介石，再次鄭重其事地提出發展遊擊戰，並表示可以幫助國民黨軍開辦遊擊戰爭培訓班。蔣介石終於同意，下令在湖南衡山舉辦遊擊幹部培訓班。
葉劍英就是在此時接到的任務。
1939年2月，遊擊幹部訓練班正式成立，葉劍英以八路軍參謀長的身份，率30多名中共幹部赴衡山，對國軍幹部進行訓練。
葉劍英心裏很沒底。
俗話講，教會徒弟，餓死師傅。
中央固然定了調，命令固然必須執行，但遊擊戰怎麽教呢？畢竟這種戰略戰術沒有官方教材，要講就得結合實際戰例講。中共積累下的遊擊戰術經驗，都是當年反「圍剿」、長征以及在陜甘寧、鄂豫皖、川陜等根據地打仗時積累下來的。
怎麽講？太難了。
講太透吧，等於告訴國軍，當年我們是怎麽四渡赤水的、怎麽揣摩委員長的意圖的、怎麽利用你們軍閥之間矛盾的、怎麽動不動一天上百裏急行軍的。
國民黨軍將領也有很多聰明人，這些東西都不是特別復雜，都能聽懂也都能學會。以後如果再開戰，怎麽打？
講淺一些吧，又違背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國共合作的大局。
疑難時刻，周恩來接到一封來自延安的電報，是毛澤東親自起草的，大意就是指示周恩來和葉劍英怎麽培訓國軍軍官的。
葉劍英一看，驚呆了。
二、國軍軍官不吃這一套
毛澤東似乎預料到葉劍英的困惑，電報中專門叮囑，民族危亡關頭，抗戰大局為重，不要考慮一己之私，不要擔心國軍學會我們遊擊戰的精髓，不怕，大膽地講。
周恩來大概也有過類似的擔憂，但他與毛澤東的意見高度一致，大局為重，不得顧私。
葉劍英只好從命，領袖都不怕，那就敞開胸襟去幹吧！但求無愧於國，無愧於心，至於結果是什麽樣就顧不上那麽多了。
但是講著講著，葉劍英驚訝地發現，原本的擔憂，其實根本不是問題。
由於遊擊幹部培訓班是中共率先提出的，在培訓內容設定上，國軍參考了中共方面的意見，名雖遊擊戰訓練，但其中加入了大量政治方面的訓練。
軍事教育占55%，以遊擊戰略、戰術以及爆破技術為主。
政治教育占45%，以民眾運動以及遊擊戰中的政治工作為主。
政治教育的比重相當大，這和當年黃埔軍校的教育內容設定大相徑庭，當年黃埔軍校的教育內容以軍事知識為主，占到90%以上。
很多國軍幹部一看教育內容這樣設定，都覺得太離譜，我們來學習共軍的遊擊戰術，怎麽要上這麽多政治教育，難道中共有所保留？
這還真冤枉了中共。
政治教育占將近一半比例，一貫是我軍辦學的傳統。
早在江西蘇區時代，毛澤東一手創辦了紅軍大學，政治教育內容就占了很大比重，我軍幹部到紅軍大學學習，首要任務就是加深對共產主義的理解認識。
這麽做的目的有二：
其一，把參加革命的朦朧的、淺表的認知變成深刻、堅定的信念。只要抓住幹部，就有了一切。
其二，掌握政治工作這個有力武器，革命戰爭用到政治工作的地方太多了。
後來紅軍長征到達陜北，紅軍大學擴建為抗日紅軍大學，即使在軍事形勢日益嚴峻、戰爭成為第一生存要務的情況下，政治學習教育內容仍然頑強地保留著。後來抗日紅軍大學改名為抗日軍政大學，從名字就可看出，中國共產黨對政治學習教育有多麽看重。
為啥看這麽重呢？
政治工作太重要了。
人民戰爭是中國共產黨我軍的重要戰略理念，要把蘊藏在人民群眾中的偉大力量釋放出來，必須掌握政治工作這個有力武器。
動員老百姓，組織基層政權，開展土地革命，吸引革命青年，建設有凝聚力的政黨等等，哪一項任務都需要政治工作。
離開這些，只靠政府的行政力量，雖說也能征兵征糧，但行政權力是冷冰冰沒有親和力也沒能吸重力的，為什麽老百姓總是吐槽國民黨強拉壯丁而不吐槽中共？其中的差別就是政治工作。中共把道理講透了，工作做到了，老百姓自發地起來參軍。
紅軍在極端劣勢情況下打了十幾年，早就形成了一旦打仗先要搞好政治工作的本能，進學校培訓時也下意識地先學會做政治工作。這是長期鬥爭中逼出來的經驗，國軍軍官們怎麽能體會得到呢？
葉劍英在培訓過程中體會得非常明顯。
每當講到毛澤東的十六字訣時，國軍幹部都聽得很有勁，往往發出「哦原來當年你們是這樣打勝的」之類的恍然大悟感。
每當講到如何開展群眾工作，如何在農村開展遊擊鬥爭的準備工作，如何統一思想，國軍軍官們就呵欠連天，感覺無聊。講到如何團結中間力量甚至敵人時，國軍軍官甚至覺得不可信，敵人要能團結過來，那還叫敵人？
就算葉劍英講到日軍戰俘替中國宣傳和平主義，國軍軍官仍然不信，認為那只不過是個別日軍戰俘自己意誌不堅定，在八路軍威逼下不得不這樣。
但這些反對者們根本不去想，國軍也抓了不少日軍戰俘，同是戰俘，他們為啥沒有為國軍發過聲而只為中共發聲呢？
葉劍英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參照延安抗大的模式，對參訓幹部實行民主、平等式的教學管理模式，不管你原來的軍銜是少將還是少校，大家一律遵守同樣的管理規定，同吃同住，同樣參加勞動。
國軍軍官們開始時覺得挺新鮮，挺佩服中共這一套治軍方法，但是實行了一段時間後覺得進行不下去。
國軍的等級觀念很強，官大一級壓死人，軍長和師長、團長吃的不一樣，住得不一樣，能使喚的勤務兵、警衛兵都不一樣多，現在居然搞一視同仁，這叫那些官老爺們如何受得了。
包括反對粗暴作風，提倡文明帶兵，很多國軍軍官也是深深地抵觸。國軍成軍以來，軍官對士兵從來都是隨便打隨便殺，罵人都是輕的，有多少軍官不是靠著吃空餉、喝兵血發家致富的，現在你要讓他們轉過來把士兵同樣看待，怎麽可能！
所以培訓來培訓去，中共教員們費盡唾沫星子用盡十八般本事，我軍遊擊戰的精華精髓該講的都講到了，國軍軍官就是不感冒。
理念、體制、信仰不同，這體系壁壘，吃不動！
三、葉劍英發覺國軍陰謀
我們傾囊以授，別人卻不領情。
可怕的不是無知，而是無知背後的傲慢與偏見。
蔣介石雖然同意中共幹部過來當教官，但對葉劍英等人提防很深。
當時培訓班由湯恩伯出任教育長，葉劍英任副教育長。湯恩伯暗中給國軍軍官下命令：學遊擊戰術可以，學共軍理念不行！
要求任何國軍軍官不得私自與中共教官來往，一經發現立即退學。
為防國軍高級軍官被赤化、同化，湯恩伯經常破壞葉劍英的教學活動。
比如，為了讓國軍軍官切身體會到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葉劍英設定了一個教學實踐活動，讓學員們到南嶽衡山附近的縣區，做一些實際的民眾工作，體會一下如何和老百姓打成一片。
葉劍英一再告誡大家：政治重於軍事，民眾重於士兵。這是中共多年來得出的真金白銀的經驗。
湯恩伯背地裏要求大家：
第一，借這個機會搞清楚中共「教唆」老百姓的套路，以後便可針鋒相對，戳穿他們「欺騙」老百姓的把戲。
第二，去體驗體驗生活則可，絕不能把中共那一套當真。
葉劍英聽了又氣又惱。可是又沒辦法。
湯恩伯不僅暗地裏破壞，公開場合也頻頻發表破壞國共合作的言辭。
有一次舉行總理紀念周會，全體學員都參加。湯恩伯上公開說：「蔣委員長對打敗日本是完全有把握的，但各種跡象表明，共產黨今後是否能服從國民政府的領導，令人產生懷疑。」
葉劍英立即上台發言：「中國共產黨對國共合作的諾言是忠實履行的，實踐孫中山先生的救國主張也是矢誌不渝的，不像有些人早上恭讀總理遺囑，晚上恭讀總理遺囑，天天阿彌陀佛，卻不去真正進行實踐，這樣究竟對國家、民族有什麽用？！」說完拂袖而去。
也正是這次舌戰，葉劍英最終發現，蔣介石同意中共幹部來講遊擊戰，根本目的其實就是為了限制中共，弄清楚遊擊戰的秘訣進而為日後消滅中共做準備。
出發點就歪了，事情如何能做對！
葉劍英駁斥湯恩伯的事，轟動了整個訓練班，造成了很大影響。兼任訓練班副主任的陳誠急忙趕來訓話。他貌似公正地說：「教育長與副教育長鬧意見，是怎麽一回事？古人說君子與君子無爭，何以故？以能互讓故也。他們二人都不能互讓，所以爭起來了。由此觀之，兩個都不對。」
面對訓練班內時時泛起的惡流濁波，葉劍英大義凜然，明辨是非，處處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爭取與多數的國民黨官員合作處事。他與後來擔任教育長的李默庵一直保持著友好關系。李是黃埔第一期學生，十分尊重葉劍英。
時過40年之後，李從美國歸來，特意看望葉劍英，還恭敬地稱他為「老師」。李回憶這段往事，感慨地說：「我是他的學生，在南嶽，凡是教育方面的事，都由他作主，他講的遊擊戰術課、改變了國民黨軍將領只打正規戰的觀念。我們也學著發動民眾，開展遊擊戰爭，消滅敵人有生力量，不計一城一地之得失。這在國民黨軍中開創了先例，對推動抗日戰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四、國軍學不會遊擊戰
南嶽遊擊訓練班結束後，國民黨軍也派出大量部隊，效仿八路軍深入敵後，也試圖在日寇後方建立遊擊區。
最高峰時，敵後戰場的國民黨部隊達到了近60個師，再加上大量地方武裝，兵力接近100萬。據不完全統計，國民黨軍在敵後戰場的主要抗日根據地包括：太行山東南部根據地，中條山根據地，呂梁山根據地，五台山根據地，恒山根據地，魯東南與沂蒙山、日照山根據地，大別山根據地，浙西根據地，皖東、皖北和鄂東根據地，海南根據地等。
但這些部隊沒過兩三年就陸續失敗了，有的陷入日寇包圍中成了偽軍，有的越打越少散架了，有的致力於中共搞摩擦被消滅。到1943年後就基本沒有什麽成形的武裝力量了，與中共在敵後開辟根據地、越打越強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為什麽國民黨軍在占據法統優勢的情況下，在幾乎同樣的鬥爭條件下，對同樣的敵人，做得這麽差呢？
我們可以從具體的例證中看一看。
國軍在大別山區進行過遊擊戰，由於距離大本營近，加之大別山區地形復雜，堅持的時間稍久一些。
大別山的遊擊隊是桂系第7軍下屬部隊。桂系在國軍中相對比較頑強，白崇禧調教的不錯，戰鬥力較為強悍。
第7軍在大別山探索的遊擊戰術，與葉劍英教授的幾乎一致，他們把兵力化整為零減小目標，學會了夜襲，善於進行迂回作戰和伏擊作戰，弄得日軍有段時間確實不堪其擾。
但桂系部隊學的只是皮毛，並未真正掌握遊擊戰的精髓，尤其對政治重於軍事、民眾重於士兵的規律認識很淺薄。
比如，桂系部隊怕暴露目標，經常出錢僱用老百姓去日軍周邊刺探情報。但老百姓缺乏刺探情報的專業素養，國軍也不組織這方面的培訓，只靠臨時僱用來湊數，結果弄來的經常是假情報。
又如，日軍為了破壞國軍的遊擊戰，派日偽部隊以免稅、保護耕種等欺騙性手段，給當地老百姓一些甜頭，讓他們充當耳目。桂系部隊沒有搞過土改，與老百姓關系比較緊張，有時還搶老百姓的糧食財物。有的老百姓難免中日偽的欺騙，給日偽通風報信。
雖然桂系及時發現了問題，也對老百姓作了正面宣傳，但普遍做得都比較倉促，他們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留下老百姓遭日偽報復，久而久之，老百姓只能隨風倒。
葉劍英明明已經講了政治重於軍事，民眾重於士兵，國軍軍官們卻不重視，以致釀成惡果，只能自己吞。遊擊戰堅持不下去，也是理所當然之事。
1944年6月22日，葉劍英在與中外記者參觀團談話時說：「總計開到華北、華中敵後戰場的國民黨軍隊，原來不下一百萬，由於政策錯誤和受不了艱苦磨練，絕大部份被敵人消滅或投降了敵人，留在原地的及撤回後方的為數甚少。」堅持在敵後的總共不過2萬至3萬人。
更令人無語的是，在國民黨敵後抗戰隊伍中出現了「降官如毛、降將如潮」的醜惡局面。其中，龐炳勛、孫殿英、孫良誠、公秉藩、吳化文、李長江、王勁哉等都是上將與中將級人物。在他們的帶領下，數十萬國軍先後投降當了偽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