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5月，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過問下，楊勇終於重新出來工作。
1973年6月，受毛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親自點將，楊勇去到了新疆，任新疆軍區司令員兼自治區黨委第二書記。
彼時，新疆是個大軍區，戰略位置十分重要，而楊勇的影響力也很強。
1974年，楊勇到新疆的第二年，就接連兩次收到了江青寄來的親筆信。
性情耿直的楊勇接過信後，未曾猶豫，交代秘書： 「不看，退回去，退到中央辦公廳……」
信件被退回後不久，楊勇聽人匯報此事的處理經過時，直言：這次她有氣也只好往肚子裏咽了……
所以，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麽？楊勇又為什麽如此做呢？
楊勇去新疆，是毛主席親自點的名，有關決定卻是周恩來總理正式通知他的。
赴任就職前，在北京，周恩來先後找楊勇談了兩次話，將中央決定下達的來龍去脈以及新疆的基本情況，一並事無巨細地同楊勇講了個遍。
楊勇後來抵達新疆，同新疆的同誌們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團結，並透過實際行動全面貫徹落實了周恩來的指示精神。
其中有一個做法非常重要，那便是楊勇到新疆後，解放、團結並大膽使用給了新疆本地幹部。
1973年的新疆，存在一種論調，即認為不應該「講什麽民族」，這種錯誤論調嚴重幹擾了新時期黨的民族工作。
楊勇聽聞後，就耐心講解，反復說明黨的民族政策的重要性，並作出實際行動，予以還擊。
他開始放手倚重司馬義·艾買提等少數民族的領導同誌，註意觀察大家的長處，並讓每個人在工作中將長處發揮出來。
司馬義·艾買提
由此，戰將楊勇到任新疆的新聞，人們從最開始的好奇和探究，轉向了鼓舞和歡迎，楊勇發表講話，楊勇下基層調研……有關楊勇在新疆的活動，都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註。
新疆終於迎來了新的局面。
而就在這時，另一邊，北京卻也出現了新情況。
1974年1月底，遠在新疆的楊勇接到了司馬義·艾買提從北京打來的電話。
彼時，司馬義·艾買提正在中央讀書班學習，並在此期間作為新疆的少數民族領導參加了中央會議。
會後，司馬義·艾買提當即給楊勇打電話，傳回了江青等人在大會上的講話記錄。
也就在這會上，周恩來、葉劍英等老一代革命家受到為難。
向來敏銳的楊勇，在看過會議記錄得知後，就對有關同誌說道：
「這次又讓江青鉆了空子，她在北京召開的會，實際上就是對毛主席所言的借題發揮，對周總理搞突然襲擊，一定註意，這個會上的材料，沒有中央正式檔，不予向下傳達。有關部門要掌握好社會動態，對接下來可能發生的做好思想準備。」
因為有楊勇坐鎮，不管外界的風雨鬧得多大，新疆始終沒有動靜。
江青見狀，親自出面，以個人名義給楊勇寫了一封「絕密」的親啟信。信封是用鉛筆寫的，可以看得出來是江青親筆，信封的落款寫著：「江青同誌處」，借此表示是她在親自過問。
而一向以虎將著稱的楊勇，從秘書手裏接過這封「絕密」親筆信，發現信封裏面實際沒有信，而只裝著幾期在當時只有中央政治局才能看到的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
對於來自寄信人的試探，楊勇斷然囑咐秘書： 「不看，馬上封好，退回去。」
說完，楊勇又想到什麽，特別交代秘書：「按照正常的組織手續，退到中央辦公廳，以後再有類似的信件，不要送我，登記過後，一律退回去。」
楊勇的夫人林彬當時聽說了丈夫對信件的處理辦法時，不禁有些擔憂。
楊勇及其夫人林彬
而楊勇卻說： 「哪有以個人名字寫信送材料的，有的人收到這樣的信會覺得受寵若驚，我偏要做那個不買賬的人。」
這第一封信後不久，楊勇就又收到了厚厚的一包材料，和這包材料一起出現在楊勇面前的，無獨有偶，還有江青的一封親筆信。
信的內容大致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一位作家，寫了一首長詩寄給了她，但是由於她工作忙，沒有時間看，所以請王洪文代為審查。最後審查下來，覺得這首長詩的內容還好，但事關涉外，建議不要公開發表，她批示同意了這個意見，並經過政治局其余等人圈閱，現在特將這首長詩和相關批示轉來，請楊司令親自找作者談談話給以鼓勵，並將她的這封信以及批示交給作者一閱，然後再將詩稿原稿退給作者，再把其余的材料包括她的這封信退回。
當軍區司令部的辦公室副主任李增林將這樣一封信交到楊勇手上，楊勇看完後，火氣上來了，非常不解地問道： 「為什麽不幹脆直接退給作者，幹嘛要我來轉？芝麻大點事為什麽如此興師動眾，真是豈有此理！」
李增林聞言，也是個快言快語的，直言不諱說出了自己的想法： 「有的軍區接到類似這樣的信，會召開萬人大會，以示感懷，這一次，怕不是也這個意思，想要我們和其他軍區一樣這麽做。」
楊勇
楊勇聞言，當即擺了擺手道： 「只要我在新疆一天，我們新疆就不搞那一套。」
說這句話的時候，楊勇的語氣篤定，緊接著又十分幹脆地做了個決定，交代李增林：「此時不要省長，不要傳到社會上去，你親自去石河子一趟，把詩稿退回給原作者，再然後把原材料和信按組織原則，封好退回去。」
「好。」李增林應下。
出了楊勇辦公室，李增林就給生產建設兵團打了一通電話，詢問原作者現在在不在石河子。
結果得到答案，原作者人不在石河子，而在北京，正參加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舉辦的學習班。
恰好那些材料也需要退回北京，李增林幹脆直接派人跑了一趟北京，找到了正在北京參加全軍運動會籌備會的新疆軍區副政委曹達諾夫，請他找作者談了話，將詩稿退了回去，順便將那一大摞材料原封不動退了回去。
曹達諾夫
如此這般，所有流程行動楊勇都是按照所收到的那份親筆信中所要求的辦的，任誰人也挑不出錯來。
當聽到李增林匯報此事的處理經過時，楊勇禁不住笑出聲來，一邊誇贊李增林 「事情處理得很好」 ，一邊又意味深長道， 「這下江青尤其也只好往肚子裏咽了……」
再往後在新疆的日子裏，楊勇一直堅持鬥爭，堅守著本心，不隨波逐流。
當周恩來、鄧小平相繼受無端指責，滿城風雨之時，新疆軍區一直「按兵不動」，楊勇始終就是那一句話，「只要我在一天，新疆就不能搞」，他用「只要中央沒有正式檔，就硬頂著不幹」的辦法頂住了壓力，並將更多精力放到了軍區建設上。
就這樣楊勇在新疆幹了四年，硬頂了4年。
在此期間，他身上剛直不阿，坦蕩如砥的性格特點和人格魅力充分展現，在新疆各族幹部和群眾之中深孚眾望。
1977年，楊勇離開新疆，回到了北京，擔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協助鄧小平主持總參日常工作。
1983年，楊勇將軍在北京病逝，終年70歲，葬於八寶山革命公墓。
如開國元帥徐向前對他的評價：「（楊勇將軍這一生）對黨忠誠，待人誠懇，善於團結幹部，不論在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建設時期，均作出了重要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