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東京「二二六」兵變失敗，日本陸軍「皇道派」年輕軍官因為其草率殺戮大臣、以及在兵變過程中威脅「進攻皇居」的不當表態惹得天皇震怒，從而意外地成為日本軍政屆「三足鼎立」中第一股被拋棄的勢力（隨後是妄圖趁兵變之際改組陸軍內閣的海軍派）；未受波及的軍部「統制派」高官集團趁勢崛起一統軍政兩屆，而其主張的「大陸政策」也徹底壓倒皇道派的「北上決戰蘇聯」戰略，「侵華」成為日本陸軍擴張政策的主流思潮。
事件的背景
時間回到1936年的東京，「二二六兵變」以起事者失敗告終。（ 關於此兵變過程詳述，可翻看本人2023年11月30日發文：【第二次世界大戰（04）：日本的徹底黑化】 ）
雖然受到兵變沖擊，但天皇在斟酌之後依然對大多數參與此事的普通士兵以及部份基層軍官予以「寬慰」及赦免：畢竟「皇道派」的政治主張是「尊奉」天皇親政、原本就是天皇在陸軍中的死忠；但「死罪可免、活罪難逃」。闖下滔天巨禍的年輕人們必須為其沖動幼稚和政治低能付出代價：參與事變但獲得赦免的全體官兵以及皇道派的大本營—「東京近衛第一師團」各聯隊被拆分重組，隨後被「發配」前往中國東北換防，搖身一變成為了關東軍的一部份。
這些原先一直盤踞在首都、自恃與天皇存在特殊信任的少壯派軍人們，在遠離故土的天寒地凍中經歷了短暫的迷茫失落後再次找到了奮鬥的方向：在山高皇帝遠的中國東北「搞事情」，似乎比在天皇腳底下更加容易。
在這之後的一段時間內，被「皇道派」迅速滲入並感召同化的關東軍，逐漸與軍部大本營之間關於戰爭方針和路線問題產生分歧和對立情緒：他們對軍部南下中國華北的大戰略持消極態度，同時秉承其「先斬後奏」老傳統，自行其是向北部邊境加強部署，意圖延續「皇道派」決戰蘇聯的戰略設想。
兒戲的賭命之戰
1939年初，完成對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吞並、獲得大量軍工裝備補充的德意誌第三帝國已經做好了戰爭準備，歐戰一觸即發；皇道派關東軍認為：新生的德國會迅速擺平「墮落腐爛」的老歐洲，從而繼續向東占據高加索和中東的廣泛產油區。對關東軍來說，趁勢與軸心國盟友東西夾擊，是實作自身戰略的最後時機、也是「皇道派」逆勢翻盤的唯一機會。
雖然此時反應緩慢的蘇聯尚未組建遠東戰略預備隊重兵集團、日本人面前的敵人主要是以兵力和裝備雙重缺乏的蒙古軍人為主，但廣渺的蒙古草原和西伯利亞大平原，卻還是讓區區數萬之眾的日軍感受到了「拳頭砸棉花」的無力感。
蘇聯的反攻
直到8月，蘇聯最高統帥部才正式任命朱可夫為「第一集團軍群」總司令，統一指揮蘇蒙聯軍對日作戰。此時朱可夫麾下僅有約5.7萬軍人，但紅軍用火車從西邊運來了498輛坦克，還裝備了515架飛機。在數倍的技術裝備優勢下，朱可夫剛一上任，就命令部隊停止防禦作戰，開始全面反攻。
諾門罕戰役草草結束。日本軍部及由其掌控的內閣趁機以關東軍發動「未熟慮的失敗軍事行動」導致帝國蒙羞為由，對關東軍高層中的「皇道派」軍官及其同情者進行嚴厲問責和換血；
皇道派最後的「賭命之戰」失敗了，其影響力也在日本政壇徹底消失；關東軍作為曾經的「皇軍之花」也開始走向蟄伏消極，在日後開始的二戰中任由軍部抽調精銳奔赴南方送死，自此一蹶不振。
被覆寫的歷史
諾門罕事件本質上是日本內部路線矛盾爆發暫時平息後的「余震」，是長期以來崇尚以「忠君愛國」為名行「下克上」之事的日本年輕軍人的又一次「草率行事」；無論是戰前準備還是作戰計劃皆倉促且兒戲，在優勢火力的蘇聯紅軍打擊下走向速敗不是奇怪的事；但諾門罕慘敗同樣影響了即將爆發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乃至整個歷史的總體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