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辛亥革命風雲，中國社會翻天覆地，擺脫了兩千年封建帝制的束縛。然而，這場變革並未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面貌，很快國家陷入軍閥混戰的窘境。孫中山面對部下陳炯明的叛變，回到廣州，不得不在困境中重新思考未來的打算。中國當務之急是建立一支專業、思想覺悟高的武裝軍隊，而黃埔軍校應運而生。
然而，黃埔軍校初創時卻面臨一個巨大的問題：政治部一職一直尋找不到合適的人選來加強學生的政治教育和提高政治素養。第一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對學校政治工作漠不關心，短短一個月後就離奇失蹤；繼任者邵元沖雖未離任，卻兼任數職，匆匆忙忙，與師生交流甚少。他的演講枯燥乏味，毫無新意，招致許多師生的反感，不久便被撤職。
黃埔軍校的臨時校務負責人廖仲愷感到十分焦急，於是求助於張申府，試圖在國外留學生中找到適當的人選。張申府隨即向他推薦了一位年輕有為的周總理。盡管當時周總理年僅26歲，而且許多人對他並不熟悉，但他的過往經歷，特別是在黃埔時期的大刀闊斧的改革，足以證明他是這一職位的最佳人選。
周總理出生於一個沒落的官僚家庭，祖父曾在朝廷任職，但到他這一代，家境已不那麽殷實。由於家庭原因，他在幼年時被過繼給叔父周貽淦一家，由叔母陳氏撫養長大。陳氏非常註重教育，經常向周總理講述各種戲劇、神話故事和偉人事跡。這段童年經歷賦予了周總理深厚的文化底蘊和人文情懷。陳氏不溺愛也不嬌慣，她嚴格教導周總理樹立規矩意識、孝敬父母、待人有禮。周總理在叔母的培養下，繼承了她的溫和性格和對人的尊重。陳氏的教育理念強調勤奮學習、嚴於律己、培養好學精神。
為了獲得更好的教育，1910年，周總理被送到奉天，由四伯父周貽賡的照顧下，進入東關模範學校。在這裏，周總理開始接受系統的學習，除了在生活上過著節儉的生活外，他還對當時的社會狀況進行深入思考。在學校期間，他以年僅14歲的年紀發表了一篇對當時教育狀況的深刻剖析文章，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註。這篇文章後來被奉天省收錄入【奉天教育品展覽會國文成績】一書中，並被兩家出版社收錄。這表明周總理早在14歲時就展現出了卓越的文學才華。
1913年，周總理隨周貽賡來到經濟條件更好的天津，並成功考取南開學校。在這裏，他發表了許多新穎的文章，對社會時弊進行褒貶評論。學校還考慮到周總理的特殊情況，評定他為免費生。在南開學校的這個時期，周總理結識了嚴修、張伯苓等傑出的教育家，他們對他進行了精心指導，為他今後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1917年，周總理在南開學校畢業後，在親朋好友的資助下，前往日本深造。在日本，他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思想，並深深為其所折服。然而，他兩次未能成功申請東京高等學校的深造名額，這使他對學業和國內動蕩的狀況有了更為清醒的認識。回國後，他迅速投身五四工人運動，成為天津學生界的領導人之一。他透過各大報刊發表文章，抨擊舊社會弊病，宣揚新思想。同年，周總理進入南開學校大學部學習，並與一群誌同道合的青年共同創辦【覺悟】雜誌。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這一時期，周總理與張申府先生相識，並留下深刻印象。
不久後，周總理再次出國深造，前往法國裏昂中法大學。在這裏，他與張申府重逢。張申府見到他雄心壯誌、談吐不凡、寬仁穩重，充滿領導力和才華，深受其人格魅力所感染。在法國期間，周總理成為巴黎共產主義小組的一員，由張申府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張申府不僅是周總理的入黨介紹人，還在黃埔軍校擔任政治部主任一職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1924年，受組織指示，周總理回到廣州，擔任廣東區委委員長兼宣傳部長，負責廣州地區的工作。在這一時刻，他已經26歲。與此同時，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職位空缺，廖仲愷苦於無人可用，求助於張申府。張申府隨即向他推薦了周總理。然而，由於當時的周總理只有26歲，加上很多人對他不太熟悉，因此上任初期遇到了不少的質疑。然而，他只用了短短三個月的時間，就以其出色的領導才能，使黃埔軍校政治工作井井有條，進行了一系列的大刀闊斧的改革，讓人刮目相看。
首先，周總理對於教育工作有著獨到的見解。他認為，教育工作的本質應當最終服務於革命戰爭的目標。為了實作這一目標，周總理首先對相關機關組織進行了改組，並在中國實際情況的基礎上，吸取了蘇聯紅軍的經驗理念，建立了指導、編纂、秘書三股體系。同時，各部門加強聯系，相互配合，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專業水平。此外，周總理還吸納一批優秀的黨員加入政治部，並任命聶榮臻、李富春等人擔任要職，設立政治教官，編寫政治思想綱領，規範部門秩序等。這一系列措施使得黃埔軍校的政治工作更加系統和有序。
其次，周總理註重教育改革，並親自參與修訂教育計劃，增設了20多門政治學科課程，為學生的政治思想覺悟打下了堅實基礎。他邀請各界優秀人士來校開展演講活動，宣揚先進思想，同時鼓勵學生成立政治學習小組，積極討論問題，探求真理。他還成立了「血花劇社」，組織同學們參與排練與革命活動相關的節目，定期舉辦文藝晚會等活動，極大地提高了學生的愛國熱情。許多優秀黨員，如陳賡、蔣先雲等，在這裏得到了很大的鍛煉。
除了以上方面，周總理還展現出出色的宣傳工作能力。在五四運動時期，他作為學生代表不幸被捕入獄，然而在獄中，他竟然以宣傳馬克思主義為思想陣地，進行深入學習。隨著東征的臨近，周總理帶領學生們發行大量報紙、雜誌、書刊等，系統化地宣傳革命理論，為東征制造輿論環境。此外，周總理還秘密建立了中共黃埔特別支部，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在黃埔軍校的影響力。
周總理之所以能夠在黃埔軍校中贏得學生的尊重，是因為他的獨特人格魅力，更因為他為學生們帶來了前衛、理智的思想潮流。盡管當時周總理相較其他將官年輕，但他的年輕並不妨礙他在黃埔四巨頭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1925年2月，第一次東征開始，周總理調任東征軍政治部主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職位由包惠僧擔任。盡管他在黃埔軍校的在職時間只有短短的三個月，但他對於黃埔軍校的建設和中國共產黨力量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總的來說，周總理的貢獻不僅在於他卓越的領導才能，更在於他對於教育、政治工作的獨到見解和深入改革。他使黃埔軍校成為一所培養大批優秀將領的搖籃，為中國的救亡圖存運動添磚加瓦。周總理的言傳身教，激發了無數青年的愛國熱情，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豪情永遠激勵著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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