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國文
壹
魯迅先生在一篇文章裏，是如此評價這兩位魏晉文人的。
他們 「脾氣都很大，阮籍老年時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終都是極壞的。後來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卻全不改變。結果阮得終其天年，而嵇竟喪於司馬氏之手，這大概是吃藥和吃酒之分的緣故：吃藥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驕視俗人的，飲酒不會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
嵇康驕視俗人，當然是無所謂的。驕視當朝執政，驕視大將軍司馬昭，就有吃不了兜著走的下場。阮籍敷衍了事，也許對俗人而言，覺得你不夠意思，可對統治者來說，一個文人，做到不生事，不惹事，不找事，不犯事，當然要省心省力許多。於是，司馬昭決定放他一馬，由他自便。
這樣，阮籍保住了首級，嵇康交出了腦袋。
「竹林七賢」中的這兩位文人，阮籍的佯狂，似是南人所說的「搗糨糊」「無厘頭」，而嵇康的剛腸疾惡，鋒芒畢露，抵抗到底，不遜不讓，則是北人所說的「較真」「別扭」。
阮籍為什麽要「犯嘎」，嵇康為什麽要「杠頭」呢？道理很簡單，因為「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大將軍要篡奪曹魏政權。其實，阮和嵇，並非是特別堅定地要誓死捍衛曹氏帝位的勇敢者。不過，阮籍於高貴鄉公在位時，封過關內侯這個虛位，任過散騎侍郎這個閑差。嵇康娶了長樂亭主，當過附馬，與曹魏宗室有姻親關系，還任過中散大夫。在感情上比較傾向於魏，因之，這兩位文人對執政的司馬昭不開心，不買賬，不合作。
於是，這二位，阮籍老翻白眼，嵇康老梗脖子。
貳
應該說，誰來當皇帝，對已經享有盛名的文人而言，既好不到哪裏去，也壞不到哪裏去。可他們，是有頭腦、有思想、有見解的文人，不能不對眼前發生的這一切視若罔聞。
第一，司馬氏之迫不及待，之步步緊逼，之欺軟淩弱，之兇相畢露，讓茍延殘喘的魏主度日如年。太過分了，太不像樣子了，因此，很是看不過去。
第二，司馬氏大權在握，鉗制輿論，鎮壓異己，不擇手段，弄得社會緊張，氣氛恐怖，道路以目，宵小得逞。太囂張了，太過分了，所以，很心煩，很厭嫌。
魯迅先生說他們兩位的脾氣，便表現了出來。無非你要我往東，我偏往西，對立；你要我幹什麽，我偏不幹什麽，對抗。這就是魏晉文人的風格了，嗣後的中國文人，在統治者的高壓政策下，常常采取既不敢正面對立也不敢公然對抗的態度，而是以魯迅詩中所寫的 「躲進小樓成一統」 的消極精神逃避現實。
現在來看，嵇康和阮籍，雖然采取了對立和對抗的態度，但是，怎樣對立？如何對抗？還是大有講究的。阮籍拿捏得較為適度，而嵇康的掌控則往往過度。於是，聰明或者滑頭的阮籍，便不吃虧，少吃虧；而不太聰明並且固執的嵇康，便常吃虧，吃大虧。在這兩位身上，便有了明顯的區別和不同的結果了。
我很欽佩這個阮籍，特別個性，特別自信，特別我行我素，特別不在意別人怎麽看他。經常喝得爛醉，因此，此公便可以不表態，不講話，不提供看法，不說明觀點。便可以雲山霧罩，虛無縹緲，不著邊際，讓坐在他對面聽他「擺唬」的那一位聽眾，當然是有頭有臉的人物，壓根兒找不著北。
三
嵇康與這個阮籍，是極好的朋友。他很羨慕阮的「口不論事」，也很想做到這一點，但他的嘴巴，常常捺不住要把人家不想聽、不愛聽的話說出口。
嵇康很高傲，看不大起凡俗之輩，因此，朋友很少。【晉書】載： 「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
他對山濤說過，他想學習這位小他一歲的神交之交，很是希望自己聰明而不吃虧。但好像總是學不到位，總是把不住嘴，總是要反映出來。
生存的智慧，戰鬥的勇氣，是除了才華和想象力以外，中國文人最可寶貴的財富。若既無智慧，又無勇氣的碌碌之輩，只有期望一位與你同樣平庸的君主，網開一面，度過一生了。嵇中散先生的不幸，有智慧，更有勇氣，偏偏生在了魏末，偏偏碰上了那個司馬昭，這真得感謝老天爺給他安排的「好命」了。
司馬昭，當時，不可一世，連曹姓皇帝只能仰其鼻息討生活，何況你嵇大師？
他幹掉高貴鄉公曹髦以後，又不能馬上下手再幹掉元帝曹奐，因為曹魏政權還沒有到摧枯拉朽、一觸即潰的地步。因此，司馬昭仍需繼續積蓄力量，擴大地盤，繼續組織隊伍，制造聲勢，繼續招降納叛，削弱對手，繼續將社會名流、上層人士、豪門貴族和文壇高手拉到自己的陣營裏來。
於是，大將軍授意嵇康的好友山巨源，動員這位著名作家，出來做官，納入自己的體系。但嵇康，斷然拒絕了。
司馬昭的這種拉攏手法，同樣也施之於阮籍。阮籍當然與嵇康一樣，也是要拒絕的。不過，他拒絕的辦法，不是像嵇康那樣公開表示不屑，而是一個月醉了二十九天，剩下的一天還總是睡不醒。【世說新語】載： 「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放自若。」 司馬昭對他哭笑不得，跟醉鬼計較，豈不要被人笑話？
嵇康不會喝酒，也不願這樣耍奸脫滑，非要讓人家嘗他的閉門羹。按說，不想幹，就算了，或者，婉謝一下，也就拉倒。他不但不稀罕司馬昭給的官，還寫了一封絕交書，寄給山巨源，公開亮出觀點。顯示出他的不阿附於世俗，不屈從於金錢，不依賴於強勢，不取媚於權力的堅貞剛直的品格，冰清玉潔的靈魂。這樣，他不僅把說項的老朋友山濤得罪了，同時，把期望他投其麾下的大將軍司馬昭，也得罪了。
肆
這篇【與山巨源絕交書】，等於釋出他不當官的公開宣言，也等於遍告世人，我為什麽不當司馬昭的這個官，因為當了他的官以後，我會不快活，而且，會很不快活。他的理由是：
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
危坐一時，痹不得搖，性復多虱，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
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機，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
不喜吊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
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
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
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
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
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
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
這篇書信，寫得淋漓盡致，精彩萬分。讀起來無比過癮，無比痛快。盡管我們未必能做到嵇康那樣決絕，那樣勇敢，但不妨礙我們對其人格的光明磊落、坦蕩自然表示衷心欽佩。
伍
魯迅一生除寫作外，研究過許多中國文人及其作品，多有著述。但下工夫最多，花時間最長，來剔微鉤沈者，就是他剛到北平教育部當僉事，住在紹興會館，親自輯校的【嵇康集】，這大概是文化巨人在心靈上的呼應了。
他說： 「阮籍做文章和詩都很好，他的詩文雖然也很激昂慷慨，但許多意思都是隱而不顯的。嵇康的論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穎，往往與古時舊說反對。」 所以，含糊其詞，語焉不詳，王顧左右而言他，最好了，後來的聰明人，都這樣寫文章的。而針砭王綱，議論朝政，直書史實，布露民瘼，就是那些不聰明的文人，最犯統治者忌的地方。
而嵇中散的死，最根本的原因，正是魯迅所指出的，是他文章中那種不以傳統為然的叛逆精神。任何一個帝王，最不能容忍的，除了推翻他的寶座，莫過於否定他賴以安身立命的綱常倫理了。司馬昭雖然還未篡魏為晉，還未當上帝王，但只不過是時間問題，江山早就姓司馬了。他自然不能容忍這個中散大夫，挑戰他的權威。
嵇康在給山巨源的信中，提出了 「非湯武而薄周孔」 的口號，司馬昭一看，這還得了，不是動搖國之根本嘛，當時是要把他幹掉的。第一，山濤保護了嵇康，說，書生之見，一家之言，大將軍何必介意？第二，司馬昭也不願太早露出猙獰面目，沒有馬上下刀子，按下不表。但不等於他從此拉倒，只是看時機，等借口罷了。
阮籍，就比嵇康聰明一些，雖然他對於司馬昭，跟嵇康一樣，不感興趣，但他懂得如何保全自己，不往大將軍的刀口上碰。一是捏住酒葫蘆，不撒手；二是寫文章時，竭力隱而不顯，盡量不讓司馬昭抓住他的把柄；三是偶爾地隨和一下，不必那麽寸步不讓，針鋒相對。
【世說新語】載： 「魏朝封晉文王為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公卿將校當詣府敦喻。司空鄭沖馳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時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書劄為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為神筆。」 到了實在勉為其難，不願太被禦用，而推托不了時，索性佯狂一陣，喝得爛醉，躺在當壚的老板娘旁邊，甚至把衣服脫得精光，像一個大字躺在屋當中，人家笑話他荒唐，他卻說我以天地為房舍，以屋宇為衣服，你幹嗎鉆進我的褲衩裏來呢！這樣一來，司馬昭也就只好沒脾氣。
但嵇康做不到，這是他那悲劇性格所決定的。史稱嵇康「直性狹中，多所不堪」，是個「不可強」「不可化」的人物，這就是他自己說的「吾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暗於機宜」。現在只有看著嵇康，一步步走向生命途程的終點。
史稱：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 （【世說新語】）這位中散大夫，正因為他不悔，所以，也就無懼，才能在死亡的陰影中，神色安然地撫撥琴弦，彈完【廣陵散】的最後一個音符，從容就義。
正是如此，嵇中散用生命彈奏出的樂章，才永遠銘刻在歷史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