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抗日戰爭到抗美援朝，四川子弟兵都有著特別鮮明的作戰風格：上甘嶺戰役中無數川籍戰士選擇與敵人同歸於盡，和抗日戰爭時期滕縣保衛戰的「手榴彈自爆」，其實是一脈相承的。
川軍，是民國為數不多配得上「軍魂」二字的部隊，「川軍精神」如一面旗幟，傳承不息。
那麽，川軍精神是如何煉成的呢？
【大後方】
九一八事變後，面對日軍侵略國民政府曾兩次遷都。第一次是在1932年一二八抗戰之後，蔣介石「決心遷移政府，與倭長期作戰」，當時選擇的陪都是洛陽。
洛陽地處華北平原邊緣，當時日軍已經占領了東北，這裏依然在機械化部隊的兵鋒之上，並不是陪都的理想選擇。
之所以選洛陽，實在是沒得選：當時大西南、大西北、兩廣都在軍閥手裏，而武漢又離蘇區太近，國民黨真正能掌握的樞紐城市不多，洛陽已經是條件最好的了。
在洛陽的10個月時間，是南京國民政府的噩夢。因為條件太差，蔣介石本人經常在專列上辦公，很多軍政大員們只能住寺廟、民居，僅僅熬了3個月，很多人就跑回南京了——他們覺得這是在逃難。
一二八抗戰事後被證明是虛驚一場，但是這次經歷讓蔣介石明白，如果全面抗戰真的爆發，沒有穩定的大後方是贏不了的。
那麽，哪裏是他心中的理想大後方？答案是四川。
他頗為倚重的德國軍事顧問團團長法肯豪森也說：「四川是個富庶而因地理關系特型安全之省份，實為造兵工業最良地方。由重慶經貴陽建築通昆明之鐵路，使能經滇越路得向外國聯絡，有重要意義。」
但是當時四川還沒通鐵路，進出都要以月為單位，儼然是一個獨立王國；而且這個王國內還在軍閥混戰，大家你來我往，把富庶的天府之國以縣為單位拆得七零八落。
這批軍閥中和南京政府關系最好的，就是重慶的劉湘。
為了幫助劉湘統一四川，蔣介石贈予大量軍火支援，僅在1931年就一次性饋贈步槍5000支、子彈500萬發。
這種規模的援助看似規模不大，但是在軍工落後的四川，已經屬於氪金換神裝了。劉湘的21軍開始不斷膨脹，成為四川軍閥中的絕對王牌。
1934年，四川全省軍費9000余萬元，劉湘的21軍就占去了一大半，達到了4861萬元——這表明劉湘在四川已經無敵了。
到目前為止，蔣介石與劉湘雖然暗送秋波，但是並無實際往來，畢竟天高皇帝遠，南京對四川的掌控力依然約等於無。
這樣發展下去，這個設想中的大後方，還是不能為南京所用。
1934年10月，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宣告失敗，紅軍開始長征，方向是一路向西，似乎是奔著四川而去。
蔣介石一看時機已到，以「追剿」的名義派參謀團入駐重慶，作為安撫，南京給了劉湘大筆經費和槍支彈藥。
1935年2月，全新的、在南京國民政府控制下的四川省政府正式成立，劉湘任省主席。
對於這波操作，蔣介石非常得意。1936年1月他在演講時說：「我親自督率軍隊不斷追剿，將向來不統一的川滇黔三省統一起來，奠定我們國家生命的根基，以為復興民族最後之根據地……（日本）從此不但三年亡不了中國，就是三十年也打不了中國。」
時至今日，蔣介石是否故意開口讓紅軍突圍 、從而實作「統一西南」，依然是學術界爭論不休的話題。
但客觀而言，這一步棋，確實對後來持久抗戰的局勢至關重要。
【危險的博弈】
洛陽的淒慘遭遇，讓國民黨大員們記憶猶新；而從形勢來看，中日全面戰爭已經不可避免，仗一打起來，就必須要遷都。
既然早晚要遷，那就提前準備吧。
四川境內，作為陪都的選項有兩個，成都或者重慶。
雖說劉湘已經接受改編，但他手握幾十萬大軍，依然是一個軍閥頭頭。四川表面上看似「統一」，實際上頂多算是「聯邦自治」，南京必須想方設法加強控制。
1935年7月，中央憲兵第5團和炮兵第2、第3營先後入川，劉湘思來想去，自己搬去了成都，把重慶讓給了國民政府經營。
1935年10月，蔣介石在重慶設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重慶行營」，統領西南五省軍隊，重慶正式成為西南軍事與政治中心。
但即使是這樣，蔣介石依然對遷都重慶心存疑慮。因為四川畢竟是劉湘的地盤，如果劉湘本人心懷不軌，那遷都就等於送羊入虎口。
那麽，劉湘這人到底可靠嗎？
1936年6月，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在廣州發表抗日通電，打著抗日的旗幟準備反蔣，蔣介石趕緊讓劉湘表態支持自己，結果劉湘含糊其辭，最終還是站在了廣州這邊。
這令蔣介石冷汗直冒，就在這一年，他趕緊制定了將湖南株洲作為陪都的備選方案。
1936年雙十二事變，劉湘眼見蔣介石有性命危險，顧不上重病在身、趕緊召集親信開會，議題竟然是包圍重慶行營、鏟除南京伸到四川的觸手。
一位美國外交官說，劉湘曾勸說張學良毫不猶豫地把蔣介石殺掉。
種種跡象表明，作為一個如假包換的軍閥頭領，在劉湘心中「抗日」只不過是對抗南京政府、維護自身利益的策略而已。
劉湘曾向馮玉祥請教如何保住四川，馮玉祥給他的建議是：透過抗日聯絡一切反蔣力量，走上全國政治舞台，從而實作更大的野心。
他的小算盤，蔣介石越看越清楚。
這是一場危險的博弈。
1937年淞滬會戰爆發，南京也變得岌岌可危，劉湘立刻站出來高調表態，催促國民政府遷都重慶。
他高舉抗日大旗，提出「四川可出兵30萬，供給壯丁500萬，供給糧食若幹萬石」，並堅定認為「抗日最後勝利，必屬於中國」。
為堅定南京政府抗戰決心，8月26日，劉湘發表【為民族救亡抗戰告川康軍民書】，聲稱「誓站在國家民族立場，在中央領導之下，為民族救亡抗戰而效命。」
在全面抗戰爆發時，劉湘成了那個口號喊得最響、幹貨掏得最多的地方軍閥，當然不能排除家國大義、民族情懷因素，但更重要的驅動力，還是他看到了飛黃騰達的機會。
馮玉祥曾這樣評價劉湘，「一切軍閥心理皆以自己的厲害為第一，即談革命也不過是打官話、說空話。」
當然，馮玉祥的判斷準不準確，我們也不得而知了。
因為國民政府雖然搬到了重慶，但是劉湘卻沒有機會再施展抱負——他當時已經重病纏身，並在國府西移之後的兩個月，病逝在武漢。
他留下一張小紙條，上面寫著：「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這句話意味深長。
今天大多數人在談及劉湘抗日這一段歷史時，還是抱著肯定的立場，畢竟他在那樣的敏感時刻站出來堅決抗日，是真正的有大功於民族。
【川軍精神之源】
在劉湘的大力倡導下，川軍的抗戰熱情空前高漲。
整個抗戰期間，350萬川軍將士徒步出川，參加了20余次會戰，占全國抗日軍隊總數的1/5，傷亡達到64萬，產生了「無川不成軍」的說法。
然而在抗戰爆發前，川軍是公認的戰鬥力最低、裝備最差的部隊，被老百姓戲稱為「雙槍兵」——軍官公然在軍隊裏販賣鴉片，連煙槍都成了行軍必備品。
七七事變之後，鄧錫侯率第22集團軍前去參加山西保衛戰，千裏迢迢來到目的地，卻被閻錫山拒於門外，他認為川軍是「抗日不足，擾民有余的土匪軍。」
後來22集團軍又前往第一戰區，再次被戰區司令程潛嫌棄：「閻老西都不要你們要送給我？我不要這種爛部隊。」
那麽，川軍的實戰表現如何呢？
在淞滬會戰中，川軍26師14個營長傷亡13個，全師戰損率超過70%，是參戰70多個師中成績最好的五個師之一；
在台兒莊戰役前，川軍122師死守滕縣，血戰36小時斃傷日軍四千多人，300多士兵與敵同歸於盡，自師長王銘章至夥夫全員陣亡，為台兒莊大捷奠定基礎；
在南京保衛戰的外圍作戰中，川軍用血肉之軀硬扛日軍坦克，145師師長饒國華親自率領部隊反攻，最終被包圍自殺殉國……
川軍參戰後，僅用三個月時間就扭轉了國軍將領的偏見。
他們的武器裝備是最差的，軍容也不堪入目，但是幾場戰鬥下來，分散在全國各地的川軍就打出了自己獨有的風格，那就是：軍官帶頭沖鋒，士兵爭相赴死。
在滕縣，300多名川軍傷員不願投降，全體綁上手榴彈與日軍同歸於盡，這樣的戰術幾乎成了川軍的標誌。
川軍似乎總結出了一套以弱擊強的淩厲戰法， 這套戰法不靠裝備、不靠後勤，卻非常要命——要求每個士兵都有大無畏的犧牲精神。
表現川軍抗戰題材的電影不多，但大家可以回想下抗美援朝，四川子弟兵扛起的鐵原阻擊戰和上甘嶺戰役，正是這種作戰風格的延續。
鐵原阻擊戰的「天女散花」戰術，每個小隊獨自面對百倍敵軍，戰鬥打響就是必死；上甘嶺就更不用說，同歸於盡已經成了常規戰術。
那麽問題來了：川軍是如何快速完成如此巨大的蛻變的？
以往，我們往往將原因歸結於四川人的性格：講義氣、有擔當、富於家國情懷，這些當然是必備前提。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劉湘病重後，四川再沒有產生一個能服眾的軍閥頭頭，舊軍閥那一套占山頭、玩博弈、保存實力的頑疾在川軍中蕩然無存。
在這種情況下，士兵的個人犧牲變成了真正意義上的「為國捐軀」，再加上國民政府已經搬到了重慶，更加激發了四川人保家衛國的使命感與榮譽感。
川軍作為一支自成體系的軍事力量，是抗戰時期最早擺脫軍閥做派的舊軍隊。
這一點，甚至連同時期的中央軍都沒能做到，畢竟中央軍還要考慮那個最大的軍閥——蔣介石的利益訴求。
對於這種變化，川軍中層軍官感受最為明顯。
比如，在滕縣殉國的王銘章將軍曾這樣鼓勵士兵：「我們身為軍人，犧牲原為天職，現在只有犧牲一切以完成任務……不如此，則無以對國家，更不足以贖20年川軍內戰的罪愆了!」
劉湘怎麽也沒想到，他的死竟然帶來了如此巨大的好處。所謂「一鯨落萬物生」，說的可能就是這個道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