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1839年 坦誌麥特/坦齊馬特改革 的開始，衰落腐朽的鄂圖曼帝國似乎重新回歸了生機，但古老的鄂圖曼巨人早已病入膏肓，改革的最後掙紮也無力中興鄂圖曼，隨著坦誌麥特改革的失敗，鄂圖曼帝國終於走向了它早已立好的墓碑......
改革的沈淪
從19世紀中葉開始，帝國內的改革勢頭逐漸出現了頹勢。盡管 斯特拉特福德·坎寧 利用他的影響力取得了那麽多成功，但他未能幫助鄂圖曼帝國改革監獄，改進道路交通情況，消除腐敗或改善帝國的財政狀況。
斯特拉特福德·坎寧
而且，雖然他十分關切宗教問題，但他也未能真的爭取到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間的平等地位。他令人欽佩的努力換來的更多只是口頭上的讓步，而不是實際上的改進。曾經熱情推動改革的 雷希德 也在反動力量的阻撓下漸漸失去了信念，變得灰心喪氣。
雷希德
他債台高築，於是變得越發貪腐。蘇丹本人也對改革失去了興趣，在公務上越發缺乏決斷力，不斷用禮貌的回避和被動的拖延策略來考驗「偉大的埃爾奇」（Elchi，意為「大使」，此處特指坎寧）的耐心。
蘇丹對後宮的生活越發感到著迷。一位名叫 卓思·麥克法蘭（Charles MacFarlane） 的英國旅行家和研究者對蘇丹的多產感到十分驚奇。 「在他還不到20歲的時候，這個瘦弱的小夥子就已經是8個孩子的父親了，這些孩子是在不到三年的時間裏，由後宮裏不同的女人為他生的。」
卓思·麥克法蘭
後來，麥克法蘭又在他的日記裏記錄下這樣的話語： 「一大清早，我們就被一陣響亮的鳴槍敬禮的聲音驚醒了。蘇丹又有了一個兒子。可就在上個星期，他才剛有了一個女兒！」
蘇丹對老舊的大莎拉基裏奧宮感到厭倦。於是，他不顧財政赤字和 斯特拉特福德·坎寧 對政府迫在眉睫的破產風險的警告，在博斯普魯斯海峽歐洲一側的海岸邊興建了一座現代化的大理石宮殿—— 多爾瑪巴哈切宮（Dolma Bahche） 。
多爾瑪巴哈切宮
這座宮殿的興修花了一大筆錢，成了他極盡奢侈之能事的登峰造極之作。這座宮殿采用了歐洲新文藝復興的建築風格，配有紛繁復雜的洛可可式裝飾；金葉、水晶、雪花石膏和斑巖點綴著它的大理石廳堂，天頂畫出自法國和意大利的藝術家之手；王座大廳賴恩放著世界上最大的鏡子，而蘇丹臥房裏的床則由純銀打造而成。
從此以後，作為宮廷西方化風尚的典範，遠離政府中心的多爾瑪巴哈切宮取代了古老的大莎拉基裏奧宮，成了後世所有蘇丹的長期居所。在這裏， 阿杜·邁吉德 過上了歐洲式的窮奢極欲的享樂生活。
蘇丹在音樂方面頗有品位，請來了德國和意大利的大師訓練他的土耳其樂隊，讓他們演奏最出色的現代作品，這些作品很快就取代了以往更原始的軍樂。他還請來了歐洲的演員、芭蕾舞者和其他演藝人員，讓他們在宮殿旁新建的戲院裏登台表演。與此同時，帝國的財政狀況一路下滑，隨著慣性逐漸滑向混亂的深淵。
此時，由於年輕的帕迪沙阿違背了自己早年的諾言，偉大的埃爾奇感到十分幻滅。他意識到，蘇丹和他的大維齊爾都擁有一個致命的弱點——缺乏決心。 巴麥尊勛爵 表達了類似的擔憂，認為 「由於君主和大臣們怯懦、軟弱、優柔寡斷，（鄂圖曼帝國）勢必衰落」 。
巴麥尊勛爵
他建議他的大使不要再去推動鄂圖曼帝國進行任何重大改革了。 坎寧 也承認， 「改良大業全看今日的表現……但我不得不承認，我留在這裏的主要目標已經不復存在」 。而雷希德的改革也已告失敗。
坎寧
但這不能完全歸咎於他個人的弱點，還要考慮到鄂圖曼帝國的民意並沒有能夠跟上改革的步伐，支持改革的受過世俗化教育的階層人數也不夠多。甚至，就連一些反對保守的激進人士也不無擔心：
這個在各方面以伊斯蘭文明為基礎的國家，不知在此過於迅速地引入西方思想會帶來怎樣的後果。他們懷疑，如果像 斯特拉特福德·坎寧 建議的那樣匆忙地消除不同宗教和種族人群之間的差異，可能會激起反彈。
斯特拉特福德·坎寧
於是，在1852年的夏天， 斯特拉特福德·坎寧 辭去了大使職務，啟程返回英格蘭。他自認為成就寥寥，但就在他動身離開前的那一晚，亞美尼亞新教徒、希臘人、美國傳教士以及伊斯坦布爾和士麥那的商人群體給他送來了數不清的告別禮物，這讓他大感寬慰。
他以為自己 「或許再也不會回來了」 。但是，就在不到一年之後，一個突發的新情況又把已經成為 雷德克利夫子爵（Lord Redcliffe） 的斯特拉特福德帶了回來。他出任大使的這十年間的和平歲月突然畫上了句號，鄂圖曼帝國再一次與俄羅斯發生了激烈的沖突......
改革第二階段
在 第九次俄土戰爭/克里米亞戰爭 中，土耳其與英法結盟，共同對付俄國在近東的擴張。英法軍人以盟軍的身份大批來到伊斯坦布爾，英法在土耳其的勢力隨之日益增加。這反映在戰後的改革實踐中，便構成了坦誌麥特第二階段的重要特點。
第九次俄土戰爭/克里米亞戰爭
1856年2月18日， 蘇丹阿杜·邁吉德 給宰相 穆罕默德·埃明·阿裏帕夏（Mehmed Emin Aali PashaAli） 發出訓令，通常稱之為厄斯拉哈特·費爾曼尼（意即改革詔令）。蘇丹表示希望 「恢復並更加擴大新的規定」 ， 「為朕帝國的永久繁榮創造條件」 。
穆罕默德·埃明·阿裏帕夏
詔令的內容大體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改革詔令由最高改革委員會負責制定，但其真正的作者是英國、法國和奧地利的公使，特別是英國公使。1856年1月英法公使就聯合照會土耳其，其中包含了1856年詔令的基本原則。
1856年詔令的前言也專門提到 「列強的善意和幫助，他們希望看到鄂圖曼國家的幸福，並願意友好相處」 。改善土耳其境內基督教徒臣民的處境，一直是沙俄幹涉土耳其內政的主要借口。
英國要在巴黎談判桌上加強自己的地位，最大限度削弱俄國對近東地區的影響，就必需把捍衛基督徒利益的旗幟抓在自己手裏。1856年改革詔令就是適應英國的這種需要而頒發的。因此，改革詔令從制定之日起，就預示著外國政治經濟滲透加強的不可逆轉的趨勢。
這一時期坦誌麥特運動的主要領導人是 阿裏帕夏 和 福阿德帕夏（ Keçecizade Mehmet Fuat Paşa ） 。他們兩人幾乎是輪流擔任宰相和外交大臣。1856年在結束克里米亞戰爭的巴黎會議上，阿裏帕夏曾力圖利用戰勝國的地位，謀求廢除外國在土耳其享有的特權條約，但遭到「盟國」英法的強烈反對。
福阿德帕夏
他們對鄂圖曼帝國代表說： 「你們的法律是偏頗的，僅為穆斯林制定的。改變你們的法律吧！那時我們就放棄特權條約。」 盟國還違反鄂圖曼帝國的願望，要求把改革詔令列入和約之內。蘇丹代表意識到這將成為列強幹涉內政的借口，表示反對，但未能如願。
列強只同意在提到改革詔令時，加上這 「並不提供幹涉的權利」 。當然，這種紙上聲明並不能消除列強對帝國內政的幹涉。因此，1856年詔令與禦園敕令不同，它主要不是出自帝國內部改革圖存的要求，而是外部壓力下的產物。有的研究者指出，要是沒有西方列強的需要，改革詔令也許就不會公布。
第二階段的改革在廣度和深度上，無疑超過了第一階段，但成效卻依然微乎其微。在制訂各種法典方面，1858年頒布了新的刑法典，六十年代初還頒布了商業訴訟程式條令，六十年代末開始著手編纂民法典。但它們的實踐意義並不大。
1858年刑法基本上抄自1810年的法國拿破侖法典，敘述比1840年的刑法更為系統。它突出了鞏固絕對專制制度的內容，而避開了涉及人民和國家權利的條款。1858年的土地法擴大土地繼承權的範疇，方便了土地流通，但只適用於國有土地和部份教會土地。
土地占有者把土地作為償債抵押的可能性仍受到限制，也無權把田地開辟為果園或變草原為耕地。六十年代，政府曾試圖廢除行會制度，把一些行會組織改組成公司。1874年還宣布取消內部關稅，但實際上有些地方的內部關卡一直存在到1898年。
1864年的省區法和1867、1871年的補充法令，確立了新的行政區劃，全國分為省、州、縣、鄉四級。新的法令剝奪了省長的司法權以及他隨意支配省內財政的權力，從而進一步加強了中央集權。
1868年設立的國務會議尤為重要。根據組織章程， 「國務會議是討論一切行政事務的帝國的中央機構」 ，甚至有權審訊官吏等。不少學者認為 「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國民議會的性質」 ， 「是向1876年憲法邁出的一大步」 。
實際上國務會議與近代議會毫不相幹。它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成員全由蘇丹指定。會議主席必須是大臣，因而是從屬於宰相的。首任國務會議主席 米德哈特帕夏（ MedhatPasha ） ，因在給外國人鐵路租讓權問題上反對宰相指示而被撤職。
米德哈特帕夏
國務會議只能就蘇丹和大臣提出的問題進行討論，只有咨詢權，沒有立法主動權。國務會議根本沒有限制君權的任何意圖，它只不過是蘇丹意誌的馴順工具。當時一位普魯士外交官指出： 「假如某個大臣、省督或宗教官員因故解職，他就被任命為國務會議成員。這不是為了在那裏做什麽事，而是為了什麽事也幹不成。」
這一時期的改革對經濟發展也有積極作用。鄂圖曼帝國陸續在伊斯坦布爾、伊茲密爾等地興建了一些使用機器生產的近代企業。私人企業也有了發展。十九世紀中葉，布爾薩有十多家使用蒸汽動力和水力的絲織廠。
安納托利亞西部是私人地毯業中心。這裏已經出現了大的地毯工場，它們聯合了從漂洗羊毛到織毯的全部生產過程，有的擁有300台織機和300名女工，染毛的男工還不算在內。但大多數私人企業屬外國資本家所有，只有少數企業主是本國的基督徒臣民和穆斯林。如黎巴嫩的9家繅絲廠，5家屬法資，2家為英資，只有2家屬本地人所有。
1862年遊歷小亞細亞的一位法國旅行家報道說：布爾薩郊區個別大地產裏已使用僱用勞動和農業機器，阿達納省也廣泛使用僱用勞動。小亞細亞小麥收獲量的1/4左右輸往歐洲，棉花年產量3萬巴爾，其中1萬2千-1萬5千巴爾用於出口。
改革影響
「坦誌麥特之父」穆斯塔法·雷希德·帕夏 的改革活動，實際上在1853年克里米亞戰爭前已告結束。戰後他雖然還兩度出任宰相（大維齊爾），但並未參加1856年詔令的起草工作，而且還反對詔令中的某些條款。
穆斯塔法·雷希德·帕夏
他認為實作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平等的原則不應過於匆忙，而且要反對外國的幹涉。他譴貴1856年詔令是個 「破壞性的檔」 ，是宰相阿裏帕夏和外交大臣福阿德帕夏等 「叛徒交給歐洲的破壞（鄂圖曼帝國）的工具」 。
雷希德 的批評是有根據的，正是在1856年詔令以後，西方列強對土耳其的政治經濟方面的影響迅速擴大，鄂圖曼帝國最終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1858年1月7日，雷希德在宰相任內溘然長逝。
雷希德
穆斯塔法·雷希德 生活在鄂圖曼帝國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時期。他本身也是這個過渡時期的代表人物。改革的目的是維護鄂圖曼帝國的長遠統治，但他的改革主張卻無疑具有資本主義傾向。在當時條件下，雷希德的改革活動雖然沒有取得明顯成效，但它畢竟在一定程度上為土耳其資本主義的發展開辟了道路。
而 坦誌麥特改革 大大加強了外國的政治、經濟勢力。1856年成立的英資鄂圖曼銀行很快改組為英法資本的鄂圖曼帝國銀行。它擁有發行貨幣、代表國家向外舉債等廣泛特權。1861-1862年外國獲準在帝國開設郵政機構，享有治外法權的特權。
1867年外國人占有不動產的權利合法化。外國人還陸續取得了鐵路、礦山等租讓合約。鄂圖曼帝國欠西方的債務在1869年高達24億法郎，陷於無法自拔的境地。外國資本的飛揚跋扈和外國商品的大量輸入，使民族工商業處於奄奄一息的境況。
1868年的一個調查報告指出，最近30-40年間，伊斯坦布爾和於斯屈達爾的織布機從2750台減少到75台，而織錦緞的機床從350台減為4台，絲綢機從80台減為8台。
有一個叫 托普茲盧奧盧·齊亞 的人，用制造磁磚賺的錢開了一座蠟燭工廠。經一位在歐洲學過化學的人幫助，終於使蠟燭質素趕上了歐洲產品，獲得了很好的利潤。但歐洲蠟燭生產商之間很快達成協定，決定降價40%與它競爭。土耳其蠟燭廠經不住競爭，被迫關門。這是土民族工商業在外國資本競爭下破產的典型例子。
西方列強越來越露骨地幹涉鄂圖曼帝國內政。英國公使 亨利·布爾沃 公然提出建立混合財政委員會的建議，要求土方邀請有專長的歐洲人，以便使帝國的財政、軍隊、郵政、公共工程等盡快走上歐洲軌域。
亨利·布爾沃
一家外國報紙警告說： 「假如蘇丹在最短期內不聽從我們的善意勸告，我們可能面臨這樣的選擇，或者土耳其政府以徹底淪陷國家告終，或者人民推翻政府。」 七十年代英國人 劉·法利 在【土耳其的財政、政治衰落】一書中，甚至建議創辦「列凡特公司」，接管鄂圖曼帝國的歐洲部份，伊斯坦布爾則應成為歐洲列強「保護」下的「自由城市」。
從1839到1876年，鄂圖曼帝國共換了39任宰相，33任外交大臣。外國幹預是造成如此頻繁調動的重要原因之一。這一時期擔任宰相和外交大臣的人大都有列強的背景，如 賴希德帕夏 親英， 阿裏帕夏 和 福阿德帕夏 親法， 納迪姆 帕夏親俄。
1856年宰相阿裏帕夏就因英國公使斯特拉特福德的堅持而被撤換。土耳其著名史學家卡拉爾指出： 「上台執政已成為鄂圖曼帝國國務活動家同公使們交易的物件」 。顯然，坦誌麥特實踐有著矛盾的雙重結果。
一方面，帝國的行政管理體制開始發生變化，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世俗因素增多，商品貨幣經濟有了進一步發展，促使資本主義因素有了新的增長。另一方面，改革有利於外國政治、經濟滲透的加強，把帝國急速推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淵，這反過來又窒息了國內民族工商業的發展。
所以改革基本上是失敗的，因為改革家們追求的主要目的並未實作，距離所謂的「勵精圖治」、「永久繁榮」的目標更遠了，整個帝國在西方列強政治、經濟奴役下呻吟......
參考資料：【鄂圖曼帝國】、【鄂圖曼帝國六百年】
PS：感謝熱心讀者在文章中所提供的 多爾瑪巴哈切宮 現場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