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建立後，為確保毛主席等領導人的安全和工作環境，一套正規的保衛流程也隨之建立起來。哪怕是親生子女，也不見得就能隨心所欲地見到毛主席，必須要先向中央辦公廳申請，並獲得主席本人的同意。不過，在規則之外同樣也有「特殊情況」存在，有三個人不但不受規定的制約，毛主席還曾經說過「如果這個人有急事，一定把我叫醒」之類的話。
「朱毛」相連
第一位「特殊人士」是常常被尊稱為「朱老總」的朱德元帥。
「朱」與「毛」這兩個名字被聯系在一起提及，是早在1928年井岡山會師之後就約定俗成的現實。
從這個時期開始，以朱德為軍長、毛澤東為黨代表的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就擁有了一個別名，叫做「朱毛紅軍」。它的人員來源主要有兩個群體，一是毛主席率領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軍，二是朱德率領的南昌起義軍余部。
最初，這支隊伍主要活動區域的湘、贛兩省委首先提出這個稱呼，後來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成為對井岡山紅軍第4軍的專有稱呼。此後陸續發展出來的紅5軍、紅6軍及紅12軍等等由朱毛統一指揮的部隊，也都共用這個名稱，一直發展到兩人聯合率領的紅一軍團及紅一方面軍。直到1931年六屆四中全會後統一使用「中央紅軍」的稱謂，這個名稱才逐漸不再使用，但「朱毛」相連、合作無間的印象，無論在黨史還是建軍史中都早已深入人心。
國民黨的賞格
國民黨對兩人領導的革命軍隊恨之入骨，他們開動宣傳機器大肆放出「朱毛匪軍」等等輿論，針對兩人開出的懸賞價位也越來越高。
但是，國民黨反動派和地方軍閥越是恨之入骨，各種資訊轟炸反而間接讓許多不知情的群眾記住了「朱毛」這個稱謂。他們一度被傳播成一個姓「朱」名「毛」的人，帶兵打仗非常厲害，甚至還有傳言說他們能呼風喚雨、飛檐走壁，讓前去「圍剿」的軍隊聞風喪膽。
在蔣介石看來，「朱毛」越來越危險，因此懸賞的金額也越來越高。最初給出的賞格是五千元，一兩年後就扶搖直上到了五萬元、十萬元，到1934年，這個數碼已經層層加碼、飆升到了二十五萬元。蔣介石甚至還提出了「殺豬拔毛」口號，可見其忌憚之心已經到了什麽程度。
為了打擊紅軍和支持群眾的信念，國民黨的報紙還時不時放出朱、毛已經逝世的訊息。可笑的是每每報紙刊出這類訊息不過多久，又會傳來「朱毛」在哪裏出沒、打了勝仗的訊息，讓國民黨一方大出洋相。
國外視角中的「朱毛」
一方面，國民黨蔣介石對「朱毛」恨之入骨、急欲除之而後快，另一方面，在共產國際和其他一些外國人士看來，「朱毛」這支隊伍乃至他們本人受到的關註也越來越多。
蘇共【真理報】將井岡山根據地發生的事件贊譽為「史詩般的英雄行動」，認為它們「十分引人註目」，而領導人「朱毛」，也因此成為蘇聯人民眼中中國革命的代表人物。
美國名記者斯諾將兩人稱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歷史行程中的「孿生天才」，並認為許多中國人實際上是將他們視為一體的。
至於這兩個人自己，自井岡山之後的半個世紀以來，他們始終保持著愉快的合作步調，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朱老總曾說「朱離開了毛過不了冬」，毛主席則說自己是「朱（豬）身上的毛」。朱老總不僅可以隨時見到主席，每次朱老總來訪，主席無論多忙都會親自出門來接，因為朱老總年齡大了，主席總是攙扶著朱老總走進房間。
多年戰友周總理
第二位能夠享有「特權」的人士是周總理。他和毛主席之間同樣擁有四十多年並肩合作戰鬥的經歷，彼此依存之下早已建立了絕對的信任。
新中國成立後，許多大事紛至沓來，往往需要兩人共同探討作出決斷。因此，周總理和主席在一起的時間最長。同時，周總理負責了大小行政事務的總攬管理，由他主導推進緊急事務的次數也是最多的。
主席的睡眠不太好，他一旦入睡了，身邊工作人員一般不會允許有人或者事打擾他。但是周總理卻是例外的那一個，主席曾親自吩咐警衛員，無論他睡得多死，只要總理到了，必須馬上把他叫醒。
在天安門廣場樹立起來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是新中國成立之後的代表建築之一。這座碑的題名由毛主席手書，碑文的撰文出自主席、書法來自總理。毛的書法筆走龍蛇、氣勢恢宏，周的手書藏鋒守鍔、井然有序。許多人都將紀念碑上的題字視為某種象征，似乎也反照著他們多年來的政治合作也是這樣嚴絲合縫、合作無間。
美國前總統尼克遜也認為，不是由於有毛主席一個人，也得益於毛周二人的合作，才使他們贏得了中國。
性格迥異，合作無間
從遵義會議開始，周總理便團結在以毛主席為核心的領導班子裏，他們不僅是同誌，更是知己。主席常常承擔著決策者的角色，偏於理想主義；而身為執行者的總理，卻更傾向於現實主義。其後的四十余年，他們一直維持著這種合作的格局。可以說，兩人政治合作的時間之長、內容之多、成效之著、境界之妙，在整個世界範圍內都是罕見的。
他們的信任和協作如此牢固，首先當然是因為兩個人有共同的政治信仰和抱負，其次，他們對彼此了解極深，既深知對方為人，也明白對方的性格特質。毛認為周「是個好人」，個人沒有私心野心因此從不拉幫結派，能力方面極為精明能幹，有極強的責任心和執行力。反過來，周視毛為「帥才」，認為他是理想的領軍人物——能夠迅速準確地抓住主要矛盾，而非在細節問題上多作纏結。
兩人之間的了解越深，由此而生的相互依賴就越是穩固。艾德加·斯諾曾將他們的關系總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使兩人的工作作風與日常為人都差異很大，但這並不影響他們形成相輔相成的現實關系，他們既彼此信任，又相互依賴。
「謀事在毛，成事在周」
後世曾經流傳一種說法，認為「謀事在毛，成事在周」，也就是說毛主席是決策者，而周總理是執行者。常規情況下，這種說法不無道理。自從遵義會議以後，兩人之間分工協作的格局逐漸穩定下來，由毛負責統籌全域，重點放在戰略設計上，而周主要負責的部份則是具體組織和推進執行。
甚至在很多時候，周總理還有意識地將執行工作更多地承擔到自己肩上。新中國成立初期，曾經有人問總理：為什麽不多做一些理論方面的工作呢？總理認為這個問法本身就很不考慮當下整個國家的實際情況，新中國建立初期百廢待興，需要有人去管理的具體事務極為繁重。如果他自己承擔起更多具體事務，就能夠讓毛主席能抽出更多精力，去考慮更為宏觀的問題。
但實際上，所謂「謀事」和「成事」也只是一種相對的說法。身為大國的總理，同樣也經常需要進行宏觀的戰略思考。英國人詹姆士·麥克唐納曾闡述過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周總理發揮的作用主要集中於兩個角色：一是政策敲定前的顧問，二是政策敲定後的推進執行。
美國【時代周刊】則認為，周總理的特長之一在於更擅長管理行政大小事務，一直都「與毛的任性而富於幻想的才能配合默契」。
國家主席的候選人
第三位「特殊人士」是劉少奇，進入新中國建設階段後的八屆七中全會上，他曾經被認為是最適合擔當國家主席候選人的人選。
在那次會議的闡釋報告中，曾經對當時的人事配備方案進行了相關闡釋，以朱老總為代表的幾位老同誌，實際上都具備承擔國家主席一職的能力和條件。但以朱老總自己為代表，都不約而同地把劉少奇放到了「更為適當」的候選位上。
因為他們認為：國家主席遠遠不僅具有禮儀、榮譽層面的意義，也意味著必須及時且妥善地處理大量紛繁實務，這就要求候選人不但必須擁有足夠能力和資望，對年齡和精力也同樣有所要求。
而劉少奇的優勢恰好集中在這幾個方面——此前在一些特殊情況下，他已經有過代行「日常工作」的經驗，能力獲得了廣泛認同，這也是許多人都屬意他成為候選人的一大因素。
三次「代理」
自1945年之後，毛主席曾有三次出現特殊情況、不能及時處理中央工作的情況，都是由劉少奇負責代理。第一次發生在1945年重慶談判期間，毛主席為爭取政治主動前往談判，但也做好了「萬一不幸」的最壞準備。
第二次發生在1949年，毛主席親自率領代表團出訪蘇聯。這是新中國建立之際一次極為重要的出國存取，光是在蘇聯盤桓的時間就至少持續了三個月。在這些日子裏，國內日常事務必須要有人及時主持處理，代理者便是劉少奇。
第三次代理發生在1953年，毛主席住進了西湖邊的國賓館「閉關」，主持起草【憲法】初稿的工作。【憲法】被視為一國法制的基石，其重要意義不言而喻。為了確保拿出的初稿足夠周密，討論和撰稿工作足足用去了七十多天的時間，在這七十多天的時間裏，劉少奇再一次成為主席職責的代行者。
這三次代理雖然發生在不同的條件和時代背景之下，但每一次代理的結果眾所共見，前後十多年的累積也確保了他的威望能力得到認同。也是從那一年的國慶日開始，【人民日報】頭版上刊出了毛主席和劉少奇兩人標準像，並成為此後的慣例之一。
1960年下半年，正值蘇聯撤走援華專家和器材、兩國關系相當緊張的關頭，劉少奇率領代表團前往莫斯科參加81國代表會議，並參加蘇聯十月革命43周年慶典。他憑借著自身非凡的政治駕馭能力，成功促成了兩國關系的緩和。
年底劉少奇乘機歸國、飛抵北京時，毛主席親自到機場迎接，還替他開啟了車門。從這個細節之中，也不難看出老一輩革命家之間的信任和欣賞。
參考資訊：
劉少奇政治生涯中的若幹「最後一次」；2013年12月13日；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薦讀 | 「朱毛紅軍」：毛澤東晚年感慨「沒有朱，哪有毛」；解放軍報；2017年12月03日
最佳拍檔：毛澤東與周恩來相知互信 優勢互補；金台資訊；2020-04-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