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8年春，在解放軍釘選全國勝利局面的情況下，時任華北局第二書記的薄一波曾向劉少奇、朱德等領導人匯報了要盡快抓經濟工作建議，但關於具體的措施，他還沒有進一步研究。
朱德聽完匯報後，當即說道： 「咱們的周恩來同誌快來了。他是個管家的，管這一個家，他一定能把這個事情辦好的。」 朱德稍作停頓後，又十分認真地說道： 「他這個人，歷史就是管家的，是個好管家。」
全國革命勝利前夕，在西柏坡的一位蘇聯朋友曾感嘆道： 「你們成立中央政府時不愁沒有領導人，從哪兒找得到周恩來這樣好的總理？」
事實的確如此，能夠將新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軍事、外交等各個方面復雜的工作統一地、有條不紊地開始實施， 周恩來同誌無疑是共和國總理的不二人選。
歷史證明，周恩來同誌在擔任政府總理的26年間，他用自己頗具遠大戰略的眼光和決斷能力為新中國的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 直到今天，我們仍然能處處感受到周總理等老一輩革命家留下的豐富遺產。
不過，1 950年，在除了周總理外，還有誰能夠勝任共和國總理這一問題上，毛主席沒有多加思考便給出了一個人的名字，並獲得了大家的一致同意。
毛主席說的這個人是誰呢？他究竟有何能力居然獲得了大家的一致同意。
投身革命，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
1886年3月5日，董必武出生在湖北黃安縣的一個教書先生家庭，受家庭環境影響，董必武從小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讀書寫字更是不在話下。
1903年，17歲的董必武參加科舉考試，中了秀。同年8月，他在去武昌參加鄉試考舉人途中，路過湖北的巡撫衙門時，出於好奇便在門口觀望了一下，守衛見狀，當即抓住他，並給他安上了一個「窺探官衙」的罪名。最終，董必武遭受了一頓毒打後被扔出了衙門。
這次經歷不僅令董必武放棄了鄉試，更讓他真正看清了清朝腐敗不堪的真面目。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董必武聽到訊息後，作出了改變自己一生的重大決定：離開家鄉去武漢參加辛亥革命。這一年12月， 他加入了同盟會，追隨孫中山先生同黑暗的清廷作鬥爭，實作了自己從晚清秀才到民主主義者的轉變，從此正式踏上了為尋求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道路。
然而， 辛亥革命的果實被北洋軍閥袁世凱竊取，這讓董必武十分失落和悲憤，也讓他陷入了深深地思考。
在這一時期，陷入迷茫的董必武意外接觸到了俄國十月革命和布爾什維克黨的相關訊息，在仔細閱讀了這些馬克思主義相關的書籍後，他對馬克思主義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和關註。 並逐漸在思想上發生了變化，從信仰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轉變為信仰馬克思主義。
1919年3月，董必武便提出了 「中國的獨立，必須走列寧的道路」 ，此後，他便回到武漢創辦學校，宣傳馬克思主義。董必武以 「樸誠勇毅」 四字作為校訓，後來，他又在這四個字後面增加了 「幹革命」 三個字，這說明幹革命才是他創辦這所學校的最終目的。 一年後，他的寓所，也成為了武漢共產黨早期組織建立的「據點」。
為了透過暴力手段推翻軍閥政府，董必武最早提出了 「聯合孫中山」 ， 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想法。 盡管這一提議受到了黨內不少人士的支持，但同樣也遭到了質疑。有人提出：
「應該始終站在完全獨立的立場上，只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其他黨派建立任何關系」。
包慧僧、劉仁靜等人甚至表示：
「對待孫中山也應如此，因為孫中山也是軍閥，對待孫中山應該同對待北洋軍閥一樣，不應該有任何妥協，黨決不能聯合孫中山。」
針對這些反對意見，董必武始終堅持要聯合孫中山的想法， 他明確指出孫中山不是軍閥。 並在如何與其他黨派合作的問題上提出 「一面在思想上進行批判，一面在行動上實行聯合」 的想法。
不過，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董必武的意見未被采納，但這絲毫沒有影響「同其他革命黨派合作」這一思想的正確性。 後來的歷史也充分證明，建立革命統一戰線是完全正確的。
1927年，蔣介石發動了慘絕人寰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不久，汪精衛也背叛革命，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就這樣以失敗而告終。
事情發生後，董必武同宋慶齡、鄧演達、毛澤東等22人聯名發表了【中央委員宣言】，對蔣介石、汪精衛相繼背叛革命的做法進行了強烈譴責，並行出號召堅決同這一行為進行鬥爭。隨著白色恐怖日益嚴重，董必武的人身安全也成為了一大隱患。根據黨的指示，董必武離開中國遠赴日本，1928年，董必武又聽從黨組織安排到蘇聯學習，直到1932年才回到了中國。
在蘇聯留學期間，董必武學習十分刻苦， 不僅學習了馬克思、列寧的經典著作，還研究了各國進行革命鬥爭的歷史。 休息時間， 他也從不閑著，總是一頭紮進圖書館裏。這一時期的刻苦學習為他日後主持中央黨校奠定了重要基礎。
1933年，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建立，董必武擔任教務長，後又接任副校長。當時，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的校長多是由中央領導人兼任，變動較大。 但董必武始終如一地待在這一崗位上，他也成為了該校實際上的負責人。
這一時期，學校的老師大多是請首長上課， 董必武同樣也肩負著教學任務，為了能讓學員聽懂並掌握，他總是將復雜的理論知識講得深入淺出，通俗易懂。 有學員在回憶起當年聽課的經歷時，曾表示 「已經過了近半個世紀了，但聽過他講課的人仍然對他講的一些內容記憶猶新。」
毛主席、周總理先後赴莫斯科談判
新中國成立後，受國際形勢影響，遭受到了帝國主義的封鎖，為了爭取國際支援，幫助新中國展開經濟建設，中共中央決定毛主席於1949年12月6日率領代表團存取蘇聯。 一方面是為了祝賀史太林70壽辰，另一方面是想爭取蘇聯的援助，簽署相關協定。
12月16日，毛主席乘專列抵達莫斯科，並於當晚在克里姆林宮拜會了史太林。雙方進行了友好談話，其中還涉及不少實質性內容。
自蘇聯和史太林展開談判後，原本信心滿滿、十分樂觀的毛主席逐漸意識到了史太林出爾反爾的真面目。
當毛主席將話題引起中蘇條約這一棘手的問題上時，史太林當即表示： 「應該討論和解決這個問題，但必須弄清楚，是應當宣布保留現行的1945年蘇中同盟友好條約，還是現在就對條約作適當的修改。」
史太林口中所說的1945年簽訂的蘇中同盟友好條約是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的前一天，國民黨同蘇聯方面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條約中提到：
中蘇共管長春鐵路三十年，旅順為共享海軍基地三十年，大連為自由港，蘇軍進入東北後，收復區內由中華民國派員設立行政機構並派軍事代表和蘇聯聯系。日本投降後最遲三個月內蘇軍全部撤出東三省。條約有效期為三十年。
隨後，不等毛主席開口，史太林特別強調道： 「這一條約已經征得了美英兩國的同意，鑒於此，我們內部決定暫不修改其中的任何條款。因為要是改動的話，會讓美英找到借口，乘機提出修改有關庫頁島等地的條款協定。」
很顯然，史太林將蘇聯的既得利益跟1945年簽訂的中蘇條約緊緊綁在了一起 ，而重新簽訂新的條約似乎已經被史太林拒絕了。對此，毛主席表示： 「怎樣對共同事業有利就怎麽辦。但現在可以確定的是，不要急於從旅順口撤軍，也不要急於修改條約。」
盡管毛主席如此表態，但實際上，他此次訪蘇的主要目的便是簽訂新條約。可見，這次的會談並沒有取得明顯成果。
自這次會談結束後，史太林便遲遲不肯再次敲定與毛主席進行下一次會談的日期，因此，毛主席一連「被晾在別墅裏幾天」。1956年，毛主席還在談起當年在莫斯科存取的事情時，還稱 「我在莫斯科沒事幹，就發牢騷。我對蘇聯方面的聯絡員說，我在這裏沒事。但實際上，我做了很多重要的事情。第一吃飯，第二拉屎，第三睡覺。」
12月22日，毛主席邀請柯瓦廖夫談話，並請他將這次談話記錄交給史太林。 毛主席提出希望能夠在未來兩天舉行一次會談，主要解決中蘇條約、貸款協定、貿易協定等問題。此外，毛主席還提出要將周恩來叫到莫斯科簽訂這項協定。
24日，中蘇第二次會談如期舉行，但 令毛主席大為惱火的是，史太林在會談中絲毫不提條約問題。
1950年元旦， 毛主席決定將原本計劃訪蘇的3個月行程縮短為2個月 。一方面是出於新中國剛剛成立，國內工作繁雜，另一方面是毛主席認為以當前的形勢看很難重新簽訂新的中蘇條約，既然如此，他也就沒有必要繼續留在莫斯科了。
不過，就在同一天， 史太林卻突然改變了主意，同意與中國簽訂同盟條約，究竟是什麽促使他改變了想法呢？
原來，當時有英國媒體釋出訊息稱 「毛主席在莫斯科被史太林軟禁了。」 訊息一出，立即引起了國際社會廣泛熱議。蘇聯一時間處於輿論漩渦，此事事關重大，蘇聯方面立即找中方商討對策。最終，雙方達成一致，毛主席出席記者會答記者問。
幾乎同時，英國、印度、緬甸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國也宣稱將調整在亞洲的政策，脫離中國內戰。這讓史太林意識到美國並不會幹涉中蘇簽訂新的條約。
綜合以上種種，史太林不僅同意簽訂新的條約，也同意周恩來前往莫斯科。
1月2日下午，毛主席給北京發去了一封電報：
「最近兩日，這裏的工作有一個重要進展。史太林同誌已經同意周恩來同誌來莫斯科，並簽訂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貸款、通商、民航等項協定。」
在得到蘇聯方面「以新條約代替舊條約」的承諾後，毛主席隨即計算了周恩來前往莫斯科的時間，想了片刻後，他說道：
「我的電報是1月3日到北京，給恩來五天時間準備，1月9日從北京動身，坐火車要11天，也就是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大約十天時間用來談判和簽訂各項條約，2月初我便和他一道回國。」
毛主席還 特別強調周恩來一行人乘火車來莫斯科的訊息不準對外釋出，一切等來到莫斯科後再釋出。
1月5日下午，毛主席再次給中共中央發去致電，指出兩點特別註意事項：
「第一，改定中蘇條約等問題在政務院及政府委員會討論時，應囑到會者保守機密。第二，周恩來率十余人動身以前或在旅途車中，應召集這些人宣布紀律，不許亂說亂動，一切要聽指揮。」
從毛主席事無巨細的交代中，足以看出這次赴蘇簽訂新條約的重要性。
董必武不負重托，圓滿完成政務院各項工作
1950年1月2日，毛主席從莫斯科發回的電報背面寫著這樣一句話： 「我建議，由董必武出任代總理。」
當時，新中國成立還不到三個月，國內工作繁重且復雜，每天還有大量的突發情況等待處理。 為了完成這些工作，周總理幾乎每天都在超負荷工作。
然而，這次，周總理需要到莫斯科同蘇聯方面進行新條約的談判和簽訂，必然要在條約內容上花費大量時間，而毛主席此刻也不在國內。萬一有情況發生，極有可能會出亂子。 正是考慮到這一情況，有先見之明的毛主席才會在發回的電報背面提出了選一位「代總理」主持國內大局。
無論是從黨內地位還是從革命資歷上看，董必武任「代總理」都是毫無爭議的。早從革命年代開始，董必武便被黨內尊稱為「董老」。
1月9日，周總理一行人離開北京乘火車前往莫斯科，董必武正式代理政務院總理一職。期間，董必武不負毛主席和周總理重托，圓滿完成了各項工作。
針對河北省、山東省及蘇北地區春荒嚴重的問題，黨中央十分重視災區群眾的生活，並提出了 「不許餓死一個人」 的要求。1月14日，為了解這些地方的災情和救災情況，董必武組織農業部、衛生部等部門組成視察組，前往當地視察災情。26日，董必武又請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務必將全國災情及救災情況的相關材料分送給中央政治局的各位同誌，以便中共中央能夠及時掌握情況。
2月中旬，隨著災情進一步加重，一些不明真相的災區人民在國民黨特務、地主的煽動下開始大批外出乞討。若不迅速采取行動解決災情，新生政權將面臨更加嚴峻的考驗。為此， 經中共中央批準，董必武提出成立中央救災委員會，要求各級政府加強領導 。與此同時， 他還要求政務院其他部門切實做好救災工作。
為了「不餓死一個人」，在中國一些地區還在進行戰爭，財政經濟極端困難的情況下， 董必武根據各地上報的災情，經過協調，先後調撥了22.42億斤糧食，幫助災民渡過災難。
在主持政務院工作期間， 已經64歲高齡的董必武每天都要高強度工作18個小時以上，白天主持國務活動，晚上還要參加研究國內外重大問題的討論會議。
代總理的工作到底有多忙碌呢？從董必武給堂侄的一封信中便能窺見一斑：
「我忙的情形你們是難以想象的。別人在星期六下午、星期日一般不辦公，夜晚只有我們黨內少數人辦公，夜晚辦公的，白天往往不辦公。我呢，早晨總是七點多起床，晚上總是兩點多才睡覺，無所謂星期六下午，無所謂星期日，隨我工作的秘書和警衛人員都過得很辛苦。」
1950年3月4日， 周總理一行人回到北京，這也意味著董必武的代總理職務結束。幾天後，董必武將自己在代總理期間的工作向周總理作了書面報告。
1975年4月2日，將畢生精力奉獻給中國的董必武永遠地離開了他愛得深沈的祖國和人民。他的名字必將永遠鐫刻在黨的史冊中，供後來人瞻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