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面對日軍的強大攻勢，八路軍、新四軍並沒有選擇像十年前的紅軍那樣，先向白色政權統治薄弱的地方退卻，而是勇敢地向敵後進軍，反其道而行之。
在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新四軍采取「三重圍困」戰略，向敵後進軍，形成了一種犬牙交錯的關系。毛澤東曾形容這種狀況猶如下圍棋，敵我各有加於對方的兩種包圍。
每個孤立的根據地都處於敵之四面或三麪包圍中，但若將各個根據地聯系起來看，又可以形成對敵人的包圍。敵對於我，我對於敵之戰役和戰鬥的作戰好似吃子，敵之據點和我之遊擊根據地則好似做眼。
這種「做眼」的概念，展示了敵後遊擊戰爭根據地的重大戰略作用。
在這個月，毛澤東在會見美國武官卡爾遜時，形象地比喻中國就像一個細頸瓶，而日本軍隊只占據了瓶中的半品脫水。
他說，只要中國人民決心繼續抵抗，日本就無法用政治手段控制中國。他還說，日本在五台山包圍了我們，但我們也有自己的圍困策略。
比如，日本在太原駐守，但它的東北、西北、西南和東南都有我們的部隊。如果我們占領五台山，日本就無法控制山西。
另一種圍困是中國、美國和蘇聯一起圍困日本，這將是一種國際的圍困。 在根據地戰略上，抗戰時期與紅軍時期有所不同。
紅軍時代的根據地雖然也位於具有戰略意義的地方，但彼此之間缺乏緊密的戰略策應，無法形成對國民黨占據的中心城市和交通線的包圍。
這是因為在建立紅軍時代的根據地時，考慮更多的是在國民黨政權控制較為薄弱的地方和對白區的政治影響，以農村的割據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到來。
但毛澤東深知軍事戰略的重要性，因此在八路軍和新四軍出師時，他就能從長期抗戰的角度出發，對戰略展開的方向和地區進行大致的規劃，並隨著戰爭形勢的變化進行修正，使之更加完善。
在實施「圍困」戰略時，毛澤東積極搶占先機，控制具有戰略價值的地區。抗戰初期，他利用日軍熱衷於戰略進攻的機會，指示八路軍和新四軍勇敢地向敵後進軍，搶占具有戰略意義的地區。
1937年8月，毛澤東和張聞天在中共中央洛川會議上提出，為向沿平漢鐵路南進和沿平綏鐵路西進的日軍實行側後遊擊戰，決定將八路軍全部部署在以恒山山脈為中心的冀察晉綏交界地區。
隨著戰局的發展，毛澤東指示八路軍三個師分別依托恒山、管涔山、太行山、呂梁山展開，創立根據地，並堅持依傍山地與不打硬仗的策略。
這個部署等於控制了山西幾乎所有的戰略支點，為後來華中根據地的開辟和保持戰略主動奠定了基礎。八路軍還派部向以霧靈山為中心的冀東地區發展，威脅華北與東北聯系的咽喉地帶，這是極富戰略意義的一著棋。
同時，毛澤東設想以西安、武漢、長沙、南昌等地為中心作為長期抗戰的戰略支點，而以蘇魯邊區、冀南區、熱冀邊區、大青山脈為輔助區，這些地區後來大部份都得到了開辟。
在日軍變化的同時，八路軍也需要隨時改變策略，保持戰略主動，形成犬牙交錯的戰爭形態，形成了戰爭史上的奇觀。
八路軍出師之初，原計劃全部展開於恒山山脈，但隨著形勢的變化，恒山山脈成了日軍奪取冀察晉三省的戰略中樞，八路軍如依原計劃行動，將完全陷於被動地位。
毛澤東深思熟慮後，迅速制定出新的戰略部署。他指示第一二〇師轉至管涔山為中心的晉西北地區，第一二九師則進入依托呂梁山脈的晉西南地區，第一一五師則以「自覺的被動姿勢」進入恒山山脈南段活動，準備依情況逐漸南移，展開於晉東南之太行、太嶽兩山脈。
這個部署的總意圖就是讓八路軍主力在日軍戰略大迂回的翼側展開，避免入敵「彀」中，保持戰略主動。這樣可以避敵鋒芒，同時也可以與敵後的遊擊戰爭相配合，形成對日軍的反包圍。
這就是毛澤東指出的，對敵應取四麪包圍襲擊之態勢，集中一區是難以立足的。在根據地的總體布局上，強調各戰略支點的相互配合作用，使在一定的範圍內對日軍占領區形成三面或四麪包圍的最佳態勢。
中日戰爭的一個特點，便是敵以少兵臨大國、兵力不足，沒有後續力量，因而只能控制「點」和「線」，難以實作「面」的占領。
毛澤東形象地說：「中國不是亡國，而是亡路。日本得到了城市、大路的速決戰，也就得到了鄉村、小路的持久戰。」
毛澤東還說：人說中國亡了，我說不是全亡。城市亡了，鄉村未亡；大路亡了，小路未亡；白天亡了，黑夜未亡。我們的辦法就在「面」上做文章，以「面」的擴張包圍「點」「線」。
「敵人占領的地方是大塊的，我們就可以在附近的小塊地方做起‘文章'來」；或者說畫「豆腐塊」。比如，山西的「田」字形態勢，從幾條大路來講，敵人包圍了我們；反過來，我們占領了大路附近的許多「豆腐塊」，我們就包圍了敵人。」
這些「豆腐塊」便是被分割的根據地。敵後第一塊「豆腐塊」是聶榮臻開辟的以五台山為中心的晉察冀抗日根據地。
1937年秋，聶榮臻政委率領八路軍第一一五師挺進五台山，開辟了唯一的敵後根據地，得到了國民黨政府的承認。
毛澤東對此大加贊賞，稱聶榮臻為「今有魯智深」。他在講話中多次高度評價聶榮臻創立的根據地是抗日模範根據地，並號召「從建立山西的五台山，到建立全中國的五台山，爭取最後的勝利」。
有了五台山根據地，八路軍又在管涔山、太行山、太嶽山、呂梁山建立了抗日根據地。這些山地戰略支點的依托，使得毛澤東能夠將眼光轉向更為廣闊的平原，致力於把遊擊戰爭的根據地做大。
他提出，各個根據地上的遊擊戰爭必須向四周發展，威脅敵人的據點，動搖其軍心，同時也發展了遊擊戰爭的根據地。
在1938年春，毛澤東等發出了展開平原遊擊戰的指示，八路軍居高臨下，向河北、山東平原地區捲動發展抗日遊擊戰爭，成功地化解了日本的「囚籠政策」。
在抗戰的艱苦歲月裏，八路軍深知交通線的重要性。只有在平原創造根據地，才能真正威脅敵人的心臟地帶，縮小對城市的包圍圈，使農村包圍城市理論變為現實。
因此，八路軍在實踐中不斷摸索，形成了獨特的交通破襲戰，如扒鐵路、挖公路、砍電桿等。這些作戰行動得到了廣泛的支持，參戰兵力也在不斷壯大，這說明了人們對抗戰的決心和信心。
"八路軍是"扒"路軍"，因為這次交通破襲戰使正太鐵路等重要交通線在短時間內陷於癱瘓，極大地鼓舞了淪陷區人民的抗日鬥誌。
此外，敵我雙方還展開了"面"與"點"、"線"的鬥爭，日偽軍透過"掃蕩"和"清鄉"來擴大他們對根據地的占領，而我軍則采取了積極的政策，向敵人擠地盤，甚至進行沁源圍困戰，最終成功地把敵人擠出了根據地。"
沁源圍困戰成為了「敵後抗戰中的模範典型之一」，延安【解放日報】對此發表了社論予以肯定。 在敵後發展根據地是抗戰根據地「圍棋」戰略的一個重要規則。
這一規則意味著，只能在敵後建立和發展根據地，而不能在國民黨統治區建立根據地。這是因為，「做眼」不能做到國統區來，避免向國統區爭地盤。
從政治上講，由於蔣介石站在反日立場上，我們不能在南方國民黨地區進行任何遊擊戰爭。從軍事上講，在國民黨統治區活動容易受制於人。
「皖南事變」的教訓就在於項英留戀皖南，企圖依托國統區，遲遲不願向敵後發展。因此，我們必須遵循這一規則，堅持在敵後發展根據地，才能取得抗戰的勝利。
毛澤東曾經告誡項英，敵後遊擊戰爭雖然困難，但相比在敵前並受友軍指揮，反而更好、更方便。然而，在1940年春，廣東東江抗日遊擊隊進入國民黨後方，卻遭受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導致部隊嚴重損失，從700余人銳減至100多人，這是一個深刻的教訓。
毛澤東對此有清醒的認識，並指出戰區和敵後是黨的主要匯作方面。1940年5月，他號召根據地應向所有敵人占領區域發展，規定了凡是有日軍存在之處，八路軍、新四軍和一切抗日武裝都有收復和發動遊擊戰爭的責任。
然而，國民黨政府卻無理地指責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後「擴大地盤」，破壞軍令、政令「統一」。實際上，這些根據地都是人民武裝在敵後從日軍手中一寸一寸奪回來建立的。
1944年，八路軍南下是因為日軍實行「一號作戰」，國民黨軍望風而逃，大片國土淪喪，當地民眾迫切需要有人領導他們起來反抗侵略者。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和中央當機立斷，確定開辟河南、蘇浙皖，進軍湘鄂西，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蔣介石丟到哪裏，我們就到哪裏」。
在毛澤東的指導下，抗日根據地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抗戰結束時，中共領導的根據地從一塊陜甘寧邊區發展到19塊，面積達100余萬平方公裏，人口達1.2億，民兵268萬余人。
依托這19塊根據地，正規軍發展到127萬余人。只有到這時，陳毅才能豪邁地對下山「摘桃子」的國民黨軍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