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是中國古都之一，與蘇州齊名，素有人間天堂之稱，其中尤以湖光山色，名勝古跡，遐邇聞名。我謹記黨組織的囑托，決心竭盡全力爭取省政府機關錄用。盡管我的速記技巧可以勝任，但仍夜以繼日反復練習，絲毫不敢掉以輕心，因此根本無心領略杭州美景。而入選省政府機關對於與我同去的兩個男生來說，並非誌在必得，因此他們練習不大用功，其中一個還喜歡喝酒，在省政府機關裏影響很不好，這件事不知被什麽人反映到秘書處一個科長那裏。
一天，科長當著我的面，對兩個男生說：「你們不好好練，還喝酒！」他指著其中一人的鼻子說：「你不喝酒就不能速記了？」可是他指錯了物件。因為他態度很嚴厲，沒喝酒的男生也不敢爭辯。
我在一邊想了想便笑著小聲說：「不是他喝酒，科長您弄錯了。」
這位科長見我好意地提醒，才知道罵錯了人，他不但沒有惱羞成怒，反而覺得好笑，也忍不住笑了一下，使原本緊張的氣氛頓時緩和了。「好好練習速記！」科長給自己找了個台階，走了。
在此之前，浙江省政府一直沒有速記人員，是新的省政府主席黃紹竑來了以後才提出要用速記的。
黃紹竑是廣西人，屬於「桂系」。他一開始擁蔣，後來反蔣，旋即又擁蔣，最後又反蔣。反反復復的行為，不僅反映了他的思想波動，也折射出當時形勢的多變。黃紹竑是廣西人，他的部下多為兩廣人氏。我就讀的上海「南洋高商」學生多是華僑子弟，講廣東話的居多，所以我對黃紹竑以及那些部下帶有濃重兩廣口音的國語，不但完全聽得懂，而且能記錄下來，而那兩個男生對廣式國語連聽都比較困難，還談何速記？我從小跟著父親練字、作文，因此我整理出來的毛筆謄寫的文稿字跡端正，文章通順。加上我是有備而來，因此學習特別下功夫，加上我反應較快，速記能力明顯比兩個男生強。試用一個月後，我被錄用，兩位男生則被淘汰。
1935年1月，我正式進入國民黨浙江省政府秘書處議事科（原稱記錄科） 擔任速記員。後來，經王學文同誌認定，我參加革命，成為中央特科領導下的成員，就從這時開始。
省政府在杭州梅花碑附近。每個正式職員都有一個徽章，進大門的時候，站崗的警衛看見戴徽章的都要敬禮。我第一次戴徽章去上班，不知道警衛敬禮時，自己該怎樣還禮。於是我不露聲色地站在一邊觀察。發現即使是年輕職員也都是趾高氣揚點點頭就過去了，我便學著別人的樣子，目不斜視，昂首向前。警衛給我敬禮時，也裝出很老練的樣子點點頭。我表面上看很老練，其實心裏很緊張，很不自然。
後來我認識到，這種緊張與不自然並不完全來自初次面對警衛的敬禮，還來自對自己如何適應「白皮紅心」的雙重身份缺乏自信。鎮靜自如是裝不出來的，未來的路還長著呢，自己還需要好好磨煉才行！
果然，需要磨煉的事情很多。第一次參加黃紹竑主持的省政府會議時，我進會場後，連自己的位置在哪裏都不知道。到會的都是大員，一看那架勢，我很有些不知所措，就在靠後面的一個凳子上坐下了。這時過來一個人，拉著我往前面走，我不知道這人是誰，也不知此人拉我是什麽意思，我還停留在女學生的角色位置，並且覺得被一個陌生男人拉扯著，很不自在。
那人把我拉到黃紹竑身邊，指著一個空位說：「你坐這裏。」後來我知道，此人是省政府的秘書長。從此，我作為省政府的第一位速記員，在會場上有了自己的位置。
過去我從沒接觸過政府公文，不知公文格式是什麽樣的，也沒想到應該向科長請教。第一次整理出來的速記稿不符合上報文稿規定的格式。因為炳勛速記采用的是從左至右橫書的西文寫法，所以我不假思索，就按照在速記學校傳授的從左至右的橫寫格式，把會議記錄整理出來，並送給議事科科長薛元燕審閱。我滿以為會得到科長的肯定，沒想到科長只看了一眼，就使勁皺起眉頭。我知道科長不高興了，但是不知道問題到底出在哪裏。
科長也不說話，另找了一份檔放在我面前，用手點點，那意思是：你自己看吧！
我一看才明白，是我把格式弄錯了，當時中文的書寫方式是從右至左，從上至下豎寫。
我紅著臉朝科長笑笑，默默地把那份會議記錄拿回去重新抄了一遍。第二次拿給科長看時，科長沒皺眉頭，但也沒表揚我。不過我心裏還是很感謝這位厚道的科長給我留了面子，沒有當眾批評我。
議事科的辦公室是一個大房間，四五個人在一起辦公。科長朝南坐，用大辦公桌。其他有速記員，收發員，油印員都用小桌子。朝東是一排鐵皮櫃及木質櫃，櫃子前面還一排長桌，上面放著蠟版和油印機。印的材料大都是會議議程、報告、決議及附件等等，都擺在那裏。
我發現，科長在科員面前顯得很威嚴，平時一般很少說話，只要他一皺眉頭，大家就知道出問題了，都嚇得不敢吭氣。
我平時除了做會議速記，有時也起草一些一般性的公文。我吸取第一次的教訓，不管寫什麽，一定要先請教薛科長。科長會很認真地告訴我，擡頭怎麽寫，第一行怎麽寫，落款怎麽寫。經科長指點，我很快就掌握了一般公文的程式。
黃紹竑是個有文化的軍人，他並不要求速記員原封不動地將口語整理成文，而喜歡在口頭語言的基礎上略為加工，成為簡潔明了的書面語言。
薛元燕科長的古文功底很深，我整理的省主席講話稿，經他潤色後，更加簡練準確。我在謄清時發現，薛科長錘煉語言的功夫非同一般，於是常常仔細琢磨，認真學習。
黃紹竑對我整理的講話稿很滿意，薛元燕從來不說是經他改過的。後來朱家驊接替黃紹竑當浙江省政府主席，當面誇獎我，我馬上說：「那是科長潤了色的。」朱家驊和薛元燕說我「不掠他人之美」，給他們留下了好印象，後來薛科長欣然認我做幹女兒，朱家驊對我也格外器重。
我按照王學文的指示，逐漸在浙江省政府內站住了腳，姐姐伊娜，姐夫曰信，學兄明之，特別是「舅舅」王學文，都非常高興。
我自1935年1月參加革命，實際上當時剛滿19歲。一投身革命就在中央特科直接領導下，做秘密情報工作。當時我並不知道自己是受中央特科領導的，就連舒曰信和華明之也不知道，甚至新中國成立後，仍不知道。直到半個世紀之後的80年代，我們才知道當年我們屬中央特科領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