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西昌有個學生徐某，家在文昌宮東側，他家煙攤專為對門縣衙門和警察局裏的人加工，每天簡直忙不過來，他放學回去還得幫大人扇火，提水。
原來熬煉鴉片費力費時，多數癮客都不願自己加工，熟膏店的煙膏既貴又摻假也不願買，所以這些煙攤生意興隆，從早到晚少有空隙。街上被這些加工攤檔搞得煙氣氤氳，沁人心脾，縣衙官員和警察局的警員也成天浸沈在烏煙瘴氣之中。
當時的警察又是怎麽樣的呢？
組織形式及生活待遇
一、警察局的部門設定及分工。從局長到各部門均為一長負責制，局長彭朝卿一人統攬全域。下設有：
總務科：彭定文任科長，掌管全域經費，人事，職員考核晉升，武器裝備，局內外衛生。總務科內設秘書室，掌管局長的一切公務活動。局長外出時代行局長職責。
行政科：余榮豐任科長，主管保安正俗(禁煙、賭、娼)、消防，擬定全域計劃，保管公文執掌印鑒。行政科內設戶政股，股長李子良。
司法科：方厚生任科長，負責執行違警處理，刑事預審、民事調解，並管理禁閉室。
督察室：蒲禮任督察長，負責偵防捕盜，指揮外勤巡邏守卡，查拿小偷，分配內勤官、警的各項任務，並管理門衛崗哨，守護禁閉室。督察室下設偵緝隊，張松庭任隊長。
外南分駐所，孫治章任所長；外西分駐所，高華堂任所長；城廂區由局直接管理；禮州分駐所，王傑任所長。
各分駐所的任務是：維護社會治安，管理街道衛生，管理戶口，編排安裝街道門牌。
其它人員有：督察員3人，巡官7人、偵緝隊員8人、主任科員4人、三等科員3人、，辦事員6人、書記員3人、戶籍員2人、戶籍警長2人，警長5人、警士50人。
人員素質方面：局長彭朝卿，中央警官學校畢業，曾在西昌、會理、康定等地任職，民國35年（1946年）復任西昌縣警察局長，有十一年的局長生涯。
督察長蒲禮由行轅三組(後為警備部稽察處)派任並受其控制。部份科、所長，巡官在康定警校培訓過，其余人員均未受過正規教育，特別是執行日常警務活動的警長、警士絕大部份是躲壯丁來的，文化素質差，薪水更低，糊口尚成問題，不可能一心一意盡職盡責。
二、武器、服裝、裝備。警長、警士一律配備長槍，按規定官、警分別每人每年兩套制服，還有大衣、皮鞋，實際上每年只發一套警士服。官佐應佩帶之手槍和服裝，只是有規定無經費，全由私人自備，50年3月投誠時向軍管會造冊微械的手槍都註明「私人購買」。
三、生活待遇。警察局的生活待遇微薄，局長月薪200元，督察長140元，所長130元，督察員120元，巡官100元，科員以下90元，警長28元，警士24元。延續了晚清時代「厚高官，薄小吏」方式。
由於貨幣嚴重貶值，100元錢買不到一鬥米。政府又改發糧食，從局長到辦事員每人每月發5石黃谷，警長7鬥，警士5鬥。谷子有時不能兌現，要撥到鄉、保自己催收，這樣的待遇不能保證生活必需，警、官的養家顧口全靠私人做生意維持，1947年彭朝卿從會理販賣羊子到西昌等地，賺了大錢，給警察局每人做一件大衣，可見警官做生意大有人在業。
警察局的宗旨與職能
警察的宗旨是：「先警後察，察之必警」，他們亦稱「信條」。
警察局的職能從民國32年（1943年）到37年有幾次修改補充，條款有20項之多，但有些規定有名無實，如社團調查，限制黨派活動等，警察局都無法過問，從分工就甩掉了。重要原因是：國民黨在西昌的勢力太復雜。中央、省屬機關，各有特權，黨、政、軍、憲各自稱霸，特務組織林立，一些有背景的重大案件不敢過問。
民國37年(1948)農歷正月初二，住禮州的靖邊司令部副官潘宇雲，邀請禮州的袍哥大爺葛長貴賭博，發生了輸打贏要的事件，他們從家裏打到街上，正直過年看熱鬧的人很多。禮州分駐所及時派張巡官帶領兩名警士，前往制止，他們見雙方勢力都大，不願惹火燒身，便悄悄溜走。
禮州古城
潘、葛兩家由拳足相交發展到槍戰，當場打死三名小商販。事後潘宇雲患通禮州鎮長胡曉忠，列了八大罪狀，狀告葛長貴為禮州一霸，縣府和屯墾委員會應準，初五傳葛到西昌受審，葛拒絕前往並外逃，潘宇雲指揮警衛排追捕，在押解途中葛長貴被擊斃，案件了結。
但暴屍街頭的無辜群眾有冤無處申，最後由鎮長出面，每人給一付簿棺材費了事。還有：24軍136師一個班竄到川興的徐家巷、朱家堡子的搶劫案，造成的軍民糾紛；中央軍292團一夥軍官在茶館內公開調戲婦女被縣長的衛士於涉，造成大兵包圍縣政府事件，最後都是軍隊占上風，受苦受害的是老百姓。
關於「保安正俗」：國民黨中央多次下令禁絕雅片，在西昌這些命令成了一紙空文，警備司令賀國光以增加稅收籌集軍餉為借口，下令強迫農民種植鴉片，因此，西昌的煙土市場和紅燈煙館到處可見。
西昌城鄉處處都有供癮客抽煙的煙館，城內更是遍布大街小巷，成為一大行業。規模大小，從業人員和顧客多少，各有差別，一般都有十套煙家具以上器材。單是從下南街、經順城街、馬水河街，到武侯祠，專數掛有招牌的煙館，僅這幾條街就有60多家，比飲食雜貨鋪還多。不掛牌的、流動的煙館，就無從數起了。
極有諷刺意味的是南街有兩家煙館，白邊蘭布門簾上竟標出館名「中山煙館」「中正煙館」，而孫中山、蔣中正卻是禁煙倡導者或執行者。還有煙館取名「健康」、「歡樂」的，簡直是欺世騙人。
大宗販毒者從私商到官員，乃至武裝押運屢見不鮮，如行轅少將高參、寧屬禁煙專員姚應龍，於民國36年在靖邊司令部副司令孫子汶處敲詐得鴉片2000余兩，裝箱後以機要公文運往成都牟取暴利。嶺光電土司少年時期去成都求學，其行李裏面就被隨行軍官就塞過一馱鴉片，因其身份特殊，無人會查。
縣長陳耀樞仰仗國民政府的命令，想禁絕紅燈煙館，他明白要禁絕姻館，必須從官方開刀，在民國35年6月親自視察136師機槍連在文昌宮開設的煙館，結果被認出來用機槍掃射把他趕跑，差點丟了性命。
同年10月縣長又命令警察局去天上宮(現市二小)偵查136師炮兵連開設的煙館，警察局派偵緝隊員劉義前去偵查，結果劉義被殺害後數日才找到屍體，從此在西昌再沒有人敢提禁煙之事。
禁賭、禁娼(西昌有掛牌娼妓)警察局更是視若無睹，只是那些暗娼，經常遭警、官蹬門「拜訪」收她們的「花捐」，成了一些外勤人員發小財的來源。
在民國時期農民仍把警察局看作是不可接近的衙門，從不向警察局報案，小偷小摸，一般民事糾紛由保甲或頭人處理，重大案件由鄉公所呈報縣政府處理。警察局也自認為人員少，缺經費對農村的社會治安管不了。實際上就只是個城市警察局。
日常警務活動
破獲盜竊案件，是警局的重要任務。那時的盜竊犯有幫會組織，西門坡熊老幺是西昌的主要幫會頭子，熊原是個職業犯，在警察局的唆使下，夫婦(解放後均被捕判刑)以開雞毛店為名，網絡各方盜竊犯，不透過熊老幺就作案者將受到懲罰，重者被捕判刑。警察局透過熊可掌握全城發生的案件情況。
警察局規定：「作案後三天內不得銷臟，碰到硬火三天內破案物歸原主」。他們施展這點小小的伎倆在上層人士中獲得了「威信」。一切盜竊案件三天後即銷案，即是失主拿到贓物也無濟於事。當然外勤人員要從中得到好處。凡是幫會庇護的罪犯，一般不得被捕判，即到了非法辦不可時，他們也會得資訊，逃之夭夭。
維持治安，管理市場和城市衛生。每天的值班警、食除查街巡巷外，在市場上檢查攤點擺設是否整齊，處理違惠社會治安事件：隨時檢查商店門前衛生；不清潔被警告數次者，即行罰款處理，取名為掃把撮箕錢。
各分駐所和城區都有兩名清道夫，每天兩次推著雞公車，搖著鈴，各家各戶聽到鈴聲就出來倒垃圾。城內不準放敞豬，敞豬被逮住就要罰掃把撮箕錢。
但遇到歪人也惹不起，如湧泉街的四溝壩，幾家人把豬拴在門外餵養，四溝壩就成了有名的豬屎壩，就在警察局門前，他們天天看見，天天如此。
刑事預審，民事調解。警察局自行破獲的案件自己預審，關押在禁閉室時間不限，結案後移交縣法院判處。對於打架鬥毆的案件一時難以處理的，送司法科關禁閉，不得超過24小時，一般是教育和罰款處理。
民事調解主要是找上門的民事糾紛，原告買一張訴狀，寫明事由和被告人，然後填寫傳票，由警士傳喚被告，達成協定者雙方簽字生效，達不成協定也不再立案。被傳喚人要給警察付草鞋錢，這是不成文的制度。
四、戶政管理。民國33年進行戶口普查，方法是：縣長搞試點，警察局會同縣府戶政室訓練鄉、保戶籍員，作具體登記工作。此次普查拖了三年，到民國35年完成。
民國37年國民黨從抽壯丁出發，內政部向全國各級警察局頒發了(警察機關查報戶口要項八點】並附有戶口卡手冊和發放國民身份證等任務，這次普查於民國38年底完成，經統計，全縣共計：21039戶，144288人。這也是解放後接受的戶口、人口基數。
解放前夕，蒲禮等20余人隨國民黨的敗軍潛逃，部份溜走。1950年3月27日晨，袁朝卿帶領50余人向解放軍投誠，從此走向了新生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