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十八個省份中（不包括清末增設的新疆、台灣和東三省），若論GDP和綜合實力，江蘇將其他省份遠遠甩在身後，穩居大清第一省的寶座。
在行政和官員設定上，江蘇也與其他省不同，兩江總督坐鎮江寧，江蘇巡撫開衙蘇州，而且還分設江寧布政使司和江蘇布政使司分管一省之錢糧民政事務。故而江蘇省成了唯一一個有兩個省會的省份，即江寧府與蘇州府。
那麽同樣是省府，品級也都是從四品，江寧知府與蘇州知府到底哪一個含金量更高呢？要想回答這個問題也不難，只需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對比便可知曉。
一是政治地位
政治地位和地理位置是考量一個城市的主要因素之一，從這個方面來看，江寧府顯然要優於蘇州府。
明初時江寧府（應天府）是天子腳下第一府，隸屬南直隸。順治二年清軍攻下應天後改名江寧府，並將南直隸更名為江南省。江寧作為六朝古都，其政治地位十分顯赫，向來被視為江南的門戶，只要打下江寧，整個江南也就基本淪陷了。
蘇州自古以來是富庶之地，但一直都不是江南的政治中心，這一點就和現在一樣，蘇州不管經濟有多發達，都不可能取代南京一樣。
第一個回合，江寧府勝出。
二是人口經濟
關於清代江蘇省各府的人口統計，禦史手裏沒有太準確的數碼，乾隆四十一年全國人口普查數碼顯示，江蘇省的人口總量為3243.6萬。其中江寧府394.1萬，蘇州府511.1萬。
不管什麽朝代，人口多寡決定著城市的基礎實力，蘇州比江寧人口多出近三分之一，帶來的經濟收益是顯而易見的。
按照乾隆二十九年戶部的統計數碼來看，江蘇省這一年貢獻的賦稅總額為9234141兩，差一點就跨過千萬大關，占了國庫收入的近四分之一，比排在最後的貴州省多出整整40倍。
按照大清的賦稅制度，各省府州縣都有額賦，據嘉慶朝【大清會典】之記載，江寧府為818588兩，蘇州府為2085155兩，兩者差距十分巨大，江寧府還不到蘇州府的一半。
江蘇的蘇州、松江二府賦稅從明代開始就一直是最高的，不僅僅是因為此二府經濟發達，主要還是朝廷征收的比例過高。按照【清史稿】的說法，蘇松二府比江南其他府要高出數三四倍，比偏遠省份則要高出一二十倍。
也就是說，按照同等的征收比例來看，蘇州府最多也就一百萬兩出頭，只能比江寧略高。但是由於征收的比例不一樣，從而導致了蘇州府比江寧府要多出至少兩倍以上。
第二個回合，蘇州府勝出。
三是文化教育
封建專制時代，讀書人是國家的根本，衡量一個城市的綜合實力，文化教育是一個重要的加分項。
如果是政治地位、人口經濟還沒有拉開實質性差距的話，那麽就科舉功名來說，江寧府恐怕連給蘇州府提鞋的資格都沒有。諸位莫急，有數據為證。
有清一代蘇州府總共出了661個進士，江寧府出了244個。整個江蘇省，江寧府的進士數量排在倒數第三，只比淮安、徐州略多。
進士數量只是一方面，如果按照狀元來排的話，整個江蘇省共有49個狀元，其中蘇州府一家獨大占了25個，江寧府只有2個，其余的榜眼、探花數量，蘇州府也是遙遙領先。以此來看，蘇州府的教育水平糊生源質素，要甩江寧府好幾條街。
第三個回合，蘇州府勝出。
四是知府缺分
禦史在之前的文章中，不止一次提到過同品同崗的官員，一定要看缺分。缺分即以「沖繁疲難」四字為標準，對應劃分出最要缺、要缺、中缺、簡缺。
江寧府和蘇州府都是省府，知府人選需皇帝欽定，也就是「請旨缺」。不過江寧知府屬於「沖繁難」三字請旨缺，蘇州府則屬於「沖繁疲難」請旨缺，多出了一個「疲」字。
按照吏部的說法， 地當孔道者為「沖」，政務繁紜者為「繁」，賦多逋欠者為「疲」，民刁俗悍，命盜案多者為「難」。
前面講了，蘇州府賦稅基數大、征收比例高，所以對於知府來說，最難的就是賦稅征收問題，也就是「賦多逋欠者」。不管能力多強、背景多深，要想做好蘇州知府絕非易事，大致十個裏面就有五六個會在任上落下虧空。
對於蘇州府的情況，朝廷和皇上自然也心知肚明，所以在官員配置上蘇州府要比江寧府更多。就以佐貳官來說，蘇州配備了三個同知，而江寧府只有兩個。
蘇州府的三個同知，有兩個負責錢糧事務，從中也可以看出朝廷對蘇州府的重視程度。要知道，很多省份的府最多就配一個同知或一個通判。
第四個回合，蘇州府勝出。
透過以上幾點的比較，不難發現蘇州知府三比一勝過江寧知府。不過客觀地說兩者的差距並不十分巨大，在仕途前程上也是半斤八兩，都是升任道員的第一梯隊人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