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的信任並非偶然，而是與江浙財團的鼎力支持密不可分。這位國民黨的最高領導者，對任何浙江人都能給予十足的信任和關照。
這並非因為他特別喜歡浙江人，而是江浙財團的實力和影響力讓他無法忽視。 在財政方面，戰爭不僅僅是兵力和裝備的比拼，更需要強大的財政實力作為支撐。
然而，在討論戰爭時，人們往往只關註於軍火裝備和部隊力量，卻忽視了財政的重要性。實際上，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興起之前，蔣介石並沒有多少經濟實力，他領導的國民黨政權只是地方政權。為了吸引財團的合作，蔣介石四處結交，最終得到了江浙財團的青睞。
江浙財團主要由浙江籍的資本家為核心，實力雄厚。 蔣介石看準了江浙財團的實力，而江浙財團也敏銳地發現了蔣介石的政治力量，雙方迅速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系。
1927年，江浙財團派遣代表虞洽卿到南昌與蔣介石會晤，共同策劃如何清除異己等事宜。蔣介石當即表示願意發起反革命活動，而江浙財團也表示願意在財政上大力支持蔣介石，當即就撥給了他300萬元。
有了資金的支持，蔣介石立即推翻了孫中山的政策，背叛了革命事業。江浙財團成為了蔣介石實作個人政治野心的關鍵力量。
在之後的戰爭中，無論是對中央蘇區的圍剿，還是軍閥之間的混戰，江浙財團的支持都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棉紗大王榮宗敬甚至曾經豪言：「要多少錢我都有，要多少，我就出多少。」正是這樣的龐大財力，讓蔣介石能夠屢次失敗卻又能卷土重來。
江浙財團對蔣介石的幫助自然是毫不保留的，而蔣介石也懂得感恩圖報。他將江浙財團的各大人物都委以重任，甚至在財政、軍隊、政治高層、後勤、特務機要等部門中，都多多少少能夠看到浙江人的身影。
隨著越來越多的浙江人進入國民黨高層並身居要職，其他浙江人也紛紛慕名而來。黃埔軍校的學生幾乎有一半來自浙江籍。
蔣介石對浙江人的看重讓越來越多的浙江人心悅誠服地前來效力。但是，這種偏愛只針對浙江人。對於其他人，蔣介石卻毫不留情。
他常常動輒侮辱打罵，甚至進行身體上的處罰，堅定地認為服從才是唯一的選擇。 蔣介石對浙江同鄉的寵愛和偏愛表現得淋漓盡致。
他與同鄉陳布雷交談時，常稱呼對方為「布雷先生」，態度恭敬專註。他甚至在陳布雷過壽時親自寫下賀詞，傳達了一生美好溫良的情感。
浙江人的委任並不是沒有道理的，蔣介石相信浙江人是忠誠的，他們願意為國家和政權做出奉獻。這也是他為什麽在選拔和派遣人員時多數傾向於浙江人的原因。
當然，在蔣介石的眼中，還有另一個重要的評判標準，那就是能力。他很明確地告訴了浙江人：在國軍中，浙江籍排在第一位，忠誠度排在第二位，能力排在第三位。
雖然忠誠度和浙江籍勉強可以聯系在一起，但這並不意味著浙江人的能力一定優秀。相反，有一些浙江人在軍事方面表現平庸甚至很差勁。
然而，蔣介石並不因此懲罰他們，反而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甚至容忍他們的錯誤。比如陳誠，他在台灣實施的土地改革政策受到了廣泛好評，但在軍事上的表現卻很差勁。
在戰場上，陳誠連北都找不到，更不用說對抗彭德懷了。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胡宗南身上，他帶著30萬部隊遲遲無法擊敗數萬弱旅，甚至被對手多次攻占城市。
在胡宗南表現如此不佳的情況下，蔣介石沒有處罰他，而是同意了他的請辭，讓他告老退休。 面對這些浙江人的錯誤，蔣介石似乎從來沒有想過要懲罰他們，這讓其他人很不解。
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曾經指責蔣介石只看重故舊，而不看重能力。然而，無論他是否意識到自己的問題，或者即使意識到了也很難改變這麽多年來的政治習慣。
綜上所述，蔣介石對浙江人的信任源於江浙財團在戰爭中的重要貢獻以及他對浙江人的個人偏愛。他之所以對浙江人如此信任，或許只是出於自身的政治利益。
然而，在政治鬥爭中，這種偏愛並不總是明智的。畢竟，能力和忠誠度才是衡量一個人的真正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