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面對陳永貴的一連串質問，鄧公反問：你入黨才多久？
1980年1月，國務院會議結束後，副總理陳永貴找到了鄧公。
心中滿載著一系列看法，他迫切需要向鄧公提出。
陳永貴，一個農民出身的副總理，對於鄧公目前堅持的經濟改革方針持有極為不同的觀點。
這並非陳永貴首次就此事找鄧公交流，當年改革開放之際，眾說紛紜，而陳永貴一直是最強烈的反對者之一。
激烈交鋒
當初鄧公打算復出時，陳永貴對此持強烈反對態度。然而，鄧公復出後，他選擇了一條與過去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這使陳永貴的內心感到強烈的震撼。
在之前的幾次會議上，陳永貴對鄧公提出的方針都表現得不太配合。
而這一次，陳永貴決定毫不留情地直言不諱地與鄧公溝通。
鄧公對於這次對話早有預料。
他明白，面前的陳永貴是一個極為倔強的人，但正因如此，他更加有必要與陳永貴坦誠相待。
一踏進休息室，陳永貴便怒氣沖沖地開口：
「小平同誌，你最近不停地開會，一個接一個提出新點子，我覺得有點不對勁。我得問一下，你到底是要不要貫徹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你是否還堅守毛澤東思想的崇高旗幟？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你到底認不認可？」 連串的質問讓鄧公感到很無奈。這樣的質疑他已經聽過無數遍，但總是難以解釋清楚。
總有人認為必須一條老路線走到底，否則就是違背毛主席的思想。
然而，如果毛主席仍然在世，可能也不會同意這種僵化的觀點。
此時，鄧公心中湧上一股怒火。
因為陳永貴頻繁提出意見，質疑國家政策，如果只是關乎鄧公個人，他或特許以忍受，但問題是，陳永貴實實在在地妨礙著政策的推動。
鄧公之前曾多次嘗試與陳永貴溝通，希望讓他理解改革開放的重要性。但陳永貴的思想觀念太過固執，即使鄧公不厭其煩地解釋改革開放的方向，他依然無法接受。
這一次，鄧公沒有再費口舌，直截了當地對陳永貴說：「你加入黨不久吧？你的問題太過可笑，你的想法像個幼稚的孩子，以後在提問題之前，先審視一下自己，看看自己是否符合共產黨員的標準。」
陳永貴意想不到鄧公會如此直言不諱，一時間目瞪口呆。
鄧公接著說：「你可以有自己的見解，但要服從黨的規章制度和領導，就像我們當年一樣服從。如果背離組織，謀求私利，那不是共產黨員應有的行為。處理方式也不是黨內矛盾處理的方式，而是依法處理。」
陳永貴徹底啞口無言，鄧公見狀，便獨自離開休息室，留下陳永貴獨自思考。
鄧公之所以對陳永貴態度嚴厲，並非個人針對，而是因為推行改革開放太過艱難。若不展現堅定態度，那不易探索的道路可能會再次受阻。
或許鄧公的話產生了影響，隨後陳永貴沒有再公開反對改革開放的路線。
經過反思，陳永貴感到自己的視野不再適合擔任國務院副總理這一職務。
於是，他主動提出了辭職。
改變命運
陳永貴對改革開放的堅持與他個人經歷息息相關。
在歷任國務院副總理中，陳永貴的生平故事極為特殊。
他並非來自革命隊伍，也沒有受過正規教育，但卻因其傑出的個人事跡得以進入中央。
陳永貴出生於一個家喻戶曉的地方——大寨。盡管如今大寨在人們心目中是模範村，但在他年輕時，大寨幾乎是一片荒地，頻遭洪水和泥石流侵襲。
當時，饑餓致死在大寨司空見慣。有一首童謠流傳著：「當長工，沒被褥，賣子女，當乞丐，好女不嫁窮大寨。」
陳永貴的家庭也有四人死於貧困和饑餓。盡管困苦，大寨人已習慣了這種生活，但陳永貴卻不甘心。他下定決心改變大寨的命運。
他召集全村人，男女老少一起在白駝溝修建了二十四道堤壩。
在嚴寒的冬日，他們艱苦勞作，但在陳永貴的帶領下，全村沒有人退縮。18天後，他們完成了這項艱巨的工程。
然而，這還遠遠不夠。隨後，陳永貴繼續帶領村民進行大規模的土地開墾。
當陳永貴開始墾荒時，很多人覺得他瘋了。大寨貧窮了幾百年，即便墾荒，又能有多少收獲呢？
然而，陳永貴創造了奇跡。第二年，他帶領村民修建了梯田，但沒想到不久後，虎頭山發生了山洪，兩年的努力化為烏有。
盡管已壘起石壩，但村民對自然的了解有限，無法科學引導山洪，面對天災，束手無策。
很多人打退堂鼓，但陳永貴不放棄。他在大柳樹下一次次號召，最終讓村民鼓起勇氣，決定再戰。
1957年，在陳永貴的帶領下，大寨村民展開了新一輪戰鬥。
這次，他們詳細研究地形地貌，吸取以往教訓，為洪水留出通道。
1963年，大寨村再次遭遇洪水，但這一次，他們成功地將洪水牢牢擋在了堤壩之外。
解決了洪水這個心頭大患後，大寨村的村民們終於能夠安心開墾土地。
曾經靠乞討為生的村民們終於能吃上自家種植的糧食，土地畝產量從過去的30多公斤一下子增至200多公斤。
幾年後，大寨村的畝產量已突破千斤。
60年代末，饑餓困擾著全國各地，因此，大寨的奇跡引起了全國的關註。
陳永貴的名字也一夜間傳遍大江南北，許多記者從北京、上海等地趕來采訪陳永貴，甚至有不少外國記者。
人們都想學習大寨的精神，重復這個奇跡。當然，這其中也夾雜著不少質疑的聲音。
一步登天
大寨取得如此成就，卻付出了巨大代價。
那些奇跡未發生時的冬天，村民們憑著頑強意誌力度過來的。
有人抱怨陳永貴對村民如同機器般使用，還有人覺得大寨村民的付出與所得並不相稱。
但對陳永貴來說，他的所作所為是值得的。至少現在，大寨村的村民過上了更加人性化的生活，他做了一件影響長遠的好事。
國家對大寨村的經驗非常重視，陳永貴成為重點培養物件。
他的領域很快不再局限於一個小村子。1969年，陳永貴當選為中央委員。
此前，他還只是一個不識字的農民，但現在，他突然間一躍千裏。
直到1973年，大寨的激勵力量讓陳永貴再次當選為國務院副總理。
或許大寨的奇跡也在一定程度上對映到了陳永貴的個人身上。
國家的認可讓陳永貴備受激勵，他極力推廣大寨的精神。
然而，在推動工作的過程中，陳永貴忽略了一個關鍵問題：全國各地的村莊有著不同的環境和文化，因此，他們改變命運的方式不可能完全效仿大寨。
然而，當時的人們無暇顧及這些。
大寨已成為全國的楷模，陳永貴的晉升更讓許多官員嫉妒。
於是，各地開始盲目效仿大寨，卻忽略了實際情況。模仿進行了很多次，但在許多地方，學習大寨成了一種形式主義，村民們雖然付出了努力，但未能像大寨一樣過上充實的生活。
甚至有些目光短淺的官員，為了響應大寨的精神，在東北廣闊平原上也試圖模仿大寨的梯田。
更甚者，他們忽視了陳永貴的勞動成果，只看到前期的辛苦，盲目地帶領村民在寒冬深夜修築堤壩，卻換來了無用的成果，沒有增加更多糧食，只讓農民嘆息不已。
陳永貴是大寨精神的奠基者，然而隨著時間推移，他所堅持的理念也逐漸變質。
他固執己見，這個性格有利也有弊。固執性使他在最困難的時刻帶領村民開辟出一條生路，但也使他難以接受新思想。
比如在70年代，隨著科技進步，國家開始機械化，大寨周邊一些山區村莊安裝了滑道，節省了挑糞、挑糧食的人力。
然而，陳永貴對此不以為然。他不理解這種先進裝置，堅持認為使用這種方式會削弱大家艱苦奮鬥的精神。
因此，他依然選擇用肩膀挑重的糧食，而大家也仿效他的方式。
他並未意識到自己的固執阻礙了村莊的進步。
陳永貴並非壞人，但他與時代脫節，在國家高位卻成為進步的絆腳石。
過了很久，陳永貴終於領悟到了這一點。
在面對記者時，已經辭去職務的他感嘆道：「我吃了不少苦頭。以前若上級要求九十九，我總要幹出一百零一。當初我最看不慣機關的八小時工作制，後來才明白，那是為了一點點自由而付出的巨大代價。
身後毀譽
盡管許多人對陳永貴依舊心存敬意，他對名利看得很淡。
成為副總理後，陳永貴的心仍然專註於工作，他希望將大寨取得的成功經驗推廣到全國。
或許這一舉措後來被證明是錯誤的，但當時陳永貴的確希望人人都能有飯吃。
即便因副總理職務調往北京，陳永貴仍堅持不占國家的便宜。
他拒絕遷入北京戶口，也不接受國家的額外補貼，堅持依靠村裏的工分。
作為副總理，應有相應數量的警衛、秘書、服務人員，但他覺得太浪費，數次拒絕，最終堅持只要一個警衛。
退休後，他的生活更加樸素艱苦，家裏最貴重的或許就是書架上的一堆書。
偶爾有人來看他，並帶著一些貴重禮物。
但每次陳永貴看到有人送禮，就會生氣，堅決退回或者從自己的薪金裏還原價。
他常對家人說：「讓領導富裕很容易，讓群眾都富裕，太難……」
隨著時代的改變，能理解陳永貴想法的人越來越少，不過，鄧公其實是理解這位曾經的副總理的。
盡管陳永貴和鄧公意見不合，但鄧公依然對他十分尊重。
1980年，就在兩人發生分歧後不久，鄧公曾說：「要堅定立場，不必懼怕批評，批評也是件好事。我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上曾表揚過大寨的奮鬥精神，向大寨學習沒有錯。」
盡管陳永貴已經辭職，但鄧公要求繼續保持其副總理待遇。
偶爾，鄧公還會與陳永貴交心，他深知陳永貴的精神可貴。
在陳永貴去世後，鄧公堅持要求以副總理規格為他舉辦葬禮。
按照陳永貴的遺願，他被安葬回故鄉，墓碑上刻著「功蓋虎頭，績鋪大地」八個大字。
陳永貴的所作所為曾引起爭議，也造成了一些不良後果。
但在他離世後，人們仍然承認他的貢獻，他是大寨村的功臣。
對於一生的辛勤付出，陳永貴或許最大的安慰就是在最後得到人民的肯定。#百家幫扶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