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解放軍兵臨北平城外，戰備電台一遍又一遍播放解放軍優待俘虜的政策，和呼籲胡適繼續留在北京擔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公告。
此時的胡適，正被圍困於北平城內，清華大學教授吳晗主動找到胡適，勸說道：「先生，毛主席向我許諾，只要您留在北平不走，就可以讓您出任北京圖書館館長。」
胡適冷哼一聲，不屑道：「我可不相信他們那一套。」
說完，胡適就拿起早已準備好的行李，公然拒絕毛澤東的挽留，乘坐飛機前往上海，搭韋遜輪前往他心心念念的「自由美利堅」。
在此之前，毛澤東已經給了胡適好幾次機會，卻依舊未能將他留下，見胡適離國，毛澤東無可奈何地嘆道：「把他從統戰名單中除名吧！」
說完這句話，毛澤東踱步到窗前，看著窗外郁郁蔥蔥的松柏，喃喃自語道：「曾經，他是我最仰慕的楷模……」
一、你是我最仰慕的楷模
當你問起二十多歲的毛澤東他最愛看的書籍報刊是什麽，他一定會回答【新青年】，再問他最仰慕的人是誰，他同樣會毫不遲疑回答——胡適、陳獨秀。
在那段青蔥歲月中，毛澤東曾非常仰慕胡適，在接受美國記者斯諾的采訪時，他深情表白道：「在師範學校學習的時候，我就讀過胡適、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那時就非常欽佩他們，他們已經代替了梁啟超和康有為在我心中的地位，成為了我最仰慕的楷模。」
彼時的毛澤東和胡適，一個是剛考入湖南湘鄉縣立高等小學堂的學生，一個是在美國留學、小有名氣的學者，年紀僅僅相差兩歲的胡適和毛澤東，此刻卻是雲泥之別。
歷史上的民國，並不是小說中渲染的清新模樣，一切都現實得令人窒息。
軍閥割據、政治腐敗、尊孔復古、土匪遍地，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統治階級喊著「共和」的口號，做的卻是獨裁統治的勾當。
眼看一個泱泱大國即將窒息，兩個年輕人宛如一道驚雷，撕破了這片混沌，他們便是36歲的陳獨秀與24歲的胡適。
1915年，陳獨秀將科學比作「賽先生」，民主比作「德先生」，向全體青年呼籲要讓這兩位「先生」走出去，成為建設新國家的主力軍。
為了宣傳民主與科學的思想，【新青年】橫空出世，當時剛從國外留學回來，透過哲學博士學位考試的胡適，回國擔任了北京大學教授，並且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打響了新文化運動的第一炮。
胡適是一個非常高明的人，他善於用通俗的語言來解釋「民主科學」這個宏大的話題，他認為「文言文是半死的文字，唯有白話是活的語言，白話文學是文學史的正宗，要用白話來創造活的文學、人的文學」。
在「新青年」的帶領下，沒過幾年時間，白話的報刊就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白話詩歌、小說、戲劇、散文，不斷創新出現。
那時，胡適是國內最年輕的北大教授，身為青年的他，卻做了全國青年的導師，在他的影響下，一代中國青年成長起來，在五四運動中爆發出了巨大的能量。
可惜，胡適不是一個徹底的革命者，他崇尚民主與科學，也崇尚西方的自由思想，他理解中國的國情，心裏卻惦記自由的空氣，這種心態註定他最終將與革命背道而馳。
早在新文化運動之初，胡適就下定決心「20年不談政治」，要在思想文藝的基礎上，實作中國的革新。我們心中偉大的「五四運動」，卻被胡適視為「新文化運動不幸政治化」。
二十八歲那年，胡適轉身而去，與那些被他召喚起來走上街頭、投身歷史洪流的新青年分道揚鑣。
反觀毛澤東，沒有出過國，更沒有留過學，身為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學生的他，只是對他多災多難的祖國愛得深沈！
毛澤東以「二十八畫生」為筆名，在新青年上發表了【體育之研究】一文，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在全國範圍的報刊上發聲。
陳獨秀看完這篇文章後深受震撼，力排眾議將毛澤東的文章發表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號。
果然，此文一經公開，迅速在青年群體中引起巨大反響，「二十八畫生」的名號響遍中國，可提起毛澤東本人，也只有幾位恩師稱贊他一句孺子可教。
胡適自然也對這位「二十八畫生」深感好奇，希望可以和對方見一面，在楊昌濟的引導下，胡適、毛澤東兩個先後走在歷史頂流的人得以相見。
1917年，章士釗向北大校長蔡元培推薦楊昌濟到北京出任倫理學教授，蔡元培久聞「板倉先生」大名，二話不說便以校長名義邀請楊昌濟來北京就任。
第二年春天，楊昌濟攜妻兒老小來到北京生活，與胡適成為同事，同年夏天，毛澤東帶領「驅張代表團」坐火車離開長沙奔赴北京，這也是毛澤東第一次來北京。
毛澤東一到，楊昌濟就將他接回自己家中，與蔡和森住在自家前院的一間客房裏，得知毛澤東囊中羞澀，楊昌濟又向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介紹毛澤東擔任助理員，雖然每月只有8元的薪金，但總算解決了溫飽問題。
當時胡適每月有280元的薪金，在學校附近租了一個有九間正房，兩間套房的院子，光房租每月就要20大洋。
雖生活貧寒，但毛澤東依舊樂在其中，因為他終於有機會接觸他心中的「兩位楷模」——陳獨秀、胡適。
二、胡適對毛澤東的影響
那時，陳獨秀身為北大文科學長，十分恣意瀟灑，也因此惹來不少非議，低調內斂的胡適則廣受學生、同事好評。
季羨林曾這樣評價過胡適：「他總是帶著笑容，對人親切隨和，對教授、職員、學生、哪怕是工友，都是這樣，從未見他擺出教授架子。那時北大經常會召開教授會，學生與胡適共坐一桌，卻沒有任何局促之感，反而如沐春風。」
「他是一個幽默的人，活潑有趣，有一次召開教授會，楊振聲先生將家中名貴古畫拿來與大家共同欣賞，他將畫卷緩緩展開置於桌上，胡適見到後，突然站起身來將畫卷卷入袖中，引得眾人哄堂大笑。」
陳獨秀與胡適，雖然同為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但兩人有很大的差別，陳獨秀熱血激情，是典型的革命者，胡適溫潤隨和，適合做儒雅的學者。
不過，身為學者，難免會有些學者的傲氣，那時的毛澤東連北大的學生都算不上，只是一個旁聽生，可他依舊希望得到胡適的教誨，便主動與胡適接觸。
毛澤東依據胡適1920年發表的一個演講寫了一篇文章，請求胡適審定改正。
胡適答應了，毛澤東為此欣喜萬分，幾天後，毛澤東來到胡適家中取改好的稿子，胡適恃才自傲，提出了不少批評，字裏行間都流露出一種來自西方學者的自負。
即便如此，毛澤東也沒有生氣，反而虛心接受胡適的一切批評。
在北大圖書館勤工儉學的毛澤東，想盡辦法擠出時間跑去旁聽胡適的課，還在楊懷中先生的介紹下，與胡適討論新思潮的問題，與心心念念的適之先生相對而坐，毛澤東打起十二分精神，將所有談話內容都記在了腦子裏。
在毛澤東尋求救國真理的那些年裏，胡適和陳獨秀成為了他的指路明燈，為毛澤東提供了許多靈感。
1918年，毛澤東、蔡和森等人在長沙創立以「改造中國和世界」為宗旨的新民學會，學會成立沒多久，會員中的一些有誌青年，便萌生了向西方尋找救國真理的願望。蔡元培，吳玉章等人更是在北京發出號召，積極組織青年學生到法國勤工儉學。
毛澤東為了將這些人送出國，連續七八個月都將自己的時間和精力花費在留法勤工儉學的組織和準備工作上。就在法國郵輪即將啟航的前幾天，毛澤東卻突然向大家宣布他不去法國了。
眾人問他原因，毛澤東笑著解釋道：「我覺得你們都去外國，那總要有人留在本國，研究本國的問題，我認為我對自己的國家還不夠了解，所以我願意將時間花費在本國。」
後來毛澤東給周世釗寫了一封信，才說明了自己放棄留學的原因。他在信中寫道：「中國出過國的不下幾十萬，好的實在很少，大多數人回國後，仍舊糊糊塗塗、莫名其妙，我問過胡適之，他也支持我的想法。」
除此以外，這一年還爆發了「問題與主義」之爭，胡適雖然不想談政治，但此時也無法完全回避，他提出了「不要空談主義，而要研究問題」的觀點。
當時的文人嘴裏，張口閉口都是主義，什麽無政府主義、民生主義、社會主義，即便是社會主義也是有好幾種類別，什麽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皇室中心的社會主義，基督教社會主義等等，光是分清這些主義就弄得人頭昏腦漲，所以對沒上過幾天書的工人和農民來說，這些主義完全就是「假大空」。
胡適認為這些「紙上主義」是很危險的，中國的知識分子將「主義」當成了他們不負責任、自欺欺人的夢話。
毛澤東還是比較贊同胡適觀點的，也認為應該多研究些問題，於是毛澤東在湖南長沙組織了一個問題研究會，專門用來研究各個急需解決的問題，比如孔子問題，經濟自由問題，國際聯盟問題等等。
其中又細化到教育、子女、勞動、實業、交通等多個方面，這些繁瑣的問題成了毛澤東的一個絆腳石，為了弄清楚這些問題，毛澤東只能留在國內。
但不論是哪個原因，都可以證明毛澤東曾經在許多方面都深受胡適影響。
五四運動後，毛澤東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並且成為了一名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在他心中，胡適成了有民主性的、非革命的大民主派。
後來毛澤東創辦【湘江評論】，胡適鼎力支持，將其稱作【每周評論】的「小兄弟」，為毛澤東造勢。
這一年，毛澤東發表了【民眾的大聯合】這篇經典宏文，胡適看過後，在【每周評論】中對這篇文章作出了高度的評價，晚年的胡適還曾在文章裏盛贊「我的學生毛澤東，是共產黨裏白話文寫得最好的」。
1920年1月，寒冬料峭時節，毛澤東親自登門拜訪胡適。此行正是為了在北京醞釀籌備湖南工讀互助團之事，由於缺乏實踐經驗，毛澤東先去找胡適請教。
兩人見面後，毛澤東將自己的想法和盤托出：「我想的是，我們在長沙創辦一種新的生活，邀請誌同道合的同誌，辦一個自修大學，我們就在大學裏實行共產的生活。」
自修大學的概念是胡適提出的，他非常支持毛澤東的想法，並且利用自己的社會關系，為毛澤東提供了許多幫助。
可以肯定的是，青年毛澤東曾經將胡適看作楷模，他的革命方向也深受胡適思想影響。胡適也非常欣賞毛澤東，並且為毛澤東提供了許多助力。
只可惜胡適太過熱愛民主和自由，未能理解共產主義真諦，道不同不相為謀的兩人，最終還是分道揚鑣。
三、把他從統戰名單中除名
1945年4月25日，宋子文、胡適、董必武等一批知名人士組成極具外交影響力的中國代表團，出席美國舊金山聯合國制憲會議，董必武代表共產黨一方，希望能夠爭取到國際對共產黨合理合法存在的支持。
代表團前腳剛走，蔣介石就派出傅斯年、章伯鈞等人存取延安，希望可以開創國共合作新局面。
不得不說，蔣介石真是一個擅長將「感情」變成「籌碼」的人，他派傅斯年去延安，就是因為傅斯年和毛澤東在北大時曾是故交。
老友見面，自然有說不完的話，陳年往事、文學藝術、國內政治、國際局勢……兩人大談特談，毛澤東還透過傅斯年對遠在美國的胡適轉達了自己作為一名學生，對老師的問候。
但是傅斯年卻不這樣認為，他認為毛澤東就是在利用他透過胡適來爭取美國對共產黨的認可，共產黨「咄咄逼人」的政治作風與民主自由思想是相違背的。
傅斯年和胡適都是天真的人，兩人都崇尚科學革命、思想革命，反對武裝革命，可毛澤東不一樣，他知道這樣「溫水煮青蛙」式的革命救不了中國，唯有剝皮斷骨，中國才能置之死地而後生！
所以胡適理解不了毛澤東，也理解不了共產黨，一心向往英美式的「自由」！
8月22日晚，董必武結束一天的繁忙工作，拖著疲憊的身軀上門拜訪胡適，胡適依舊是一派學者作風，張口閉口就是【淮南子】，講什麽「無為而治」，還要求共產黨解散軍隊，按照美國的想法，走和平議會道路。
胡適天真單純的書生想法，就連一向能言善辯的董必武都不知該如何勸說。
此時的胡適，不再是當年那個高舉「新文化運動」大旗，一心為廣大勞苦大眾奮鬥的革命者了，他成了一個典型的英美自由民主主義分子。在他眼裏，只有國民黨才可以民主建國，他的心，也早已偏向了美國、偏向了國民黨。
這一年9月，胡適出任北大校長，徹底投入了國民黨的擁抱，蔣介石、孫科等人熱烈歡迎胡適的到來，國共兩黨開戰在即，胡適的選擇無疑是與人民為敵！
從此以後，胡適再也離不開蔣介石的庇護了。
1946年11月，胡適不顧眾人反對，出席了所謂的「國大」，並出任了大會執行主席，透過了蔣介石炮製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為蔣介石所謂的民主政府捧場，他英美式的政治理想正好為蔣介石所用。
在接下來的兩年時間裏，胡適徹底被蔣介石洗腦，從一個堅定的民主派逐漸轉變為頑固的反動分子。
傅作義舉行華北剿總演講時，胡適站在演講台上大談特談，說什麽「共產黨苦苦支撐」、「和比戰難」，還將蔣介石發動的內戰比作是一場「聖戰」，用了許多惡毒之語攻擊共產黨和人民軍隊，胡適徹底走上了與共產黨決裂的道路。
1948年11月，北平城危，人民解放軍兵臨城下，將北平團團包圍，卻遲遲不進攻，而是用電台一遍又一遍廣播我軍優待俘虜的政策，和呼籲胡適留在北平繼續擔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公告。
清華大學教授吳晗主動來到解放區面見毛澤東，將北平地下鬥爭與高校情況向毛澤東一一匯報，毛澤東聽過後，對他許諾道：「只要胡適不走，就可以讓他出任北京圖書館館長。」
吳晗將這句話原封不動告訴胡適，胡適卻不以為然，還警告吳晗：「不要相信他們那一套。」
毛澤東和黨中央三番五次給胡適機會，爭取胡適投入人民陣營懷抱，可胡適不僅拒絕，還與人民越走越遠。
解放軍進北平前，胡適乘坐飛機前往上海，搭韋遜輪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自由美利堅」，胡適離開後，毛澤東嘆息不已，無可奈何下令：「把他從統戰名單中除名吧。」
事情到這裏並沒有結束，胡適流亡到美國後，依舊將民主和人權當作自己的擋箭牌，與社會主義作鬥爭，瘋狂詆毀新中國，還在國際社會上大肆吹捧蔣介石。
由於胡適在海外具有極高的影響力，所以他的一言一行足以在國際社會上掀起軒然大波，毛澤東自然不能坐視不理。
1950年5月，胡適的老朋友陳垣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一份公開信，勸說胡適正視現實，回到新青年中，回到人民陣營。但胡適不僅不聽勸，還發表了一份公開信公然對抗。
9月22日，香港【大公報】刊登了一則胡適小兒子的文章，文章中寫道：「今天我受了革命的教育，再也不怕歷史上的大山了。我明確了他（指胡適）是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我宣布與他脫離父子關系。」
作為一個父親，被自己的兒子這樣教育，胡適內心痛苦不堪，然而，兒子對父親的背叛也只是大陸對胡適批判的一個開始。
1951年，北京大學文、法兩個學院就胡適思想問題展開討論，隨後中文、哲學、史學、圖書館4個系聯合舉行了一場「控訴胡適罪行」大會，胡適曾經的朋友、學生都站在人民陣營接受馬列主義，批判胡適的資產階級思想。
胡適眾叛親離的下場真是罪有應得，可對這位曾經的楷模，毛澤東始終心存善念。
1956年，毛澤東在懷仁堂宴請全國政協知識分子代表時，曾公開對眾人說：「胡適真頑固啊，我們給他帶了好幾次信，也不知道他有什麽舍不得，說實話，新文化運動有他的功勞，我們不能一筆抹黑。」
一年後，毛澤東又派人給遠在美國的胡適寫信，勸他回大陸看看，由於信中有些語句的言辭有些激烈，引起了胡適的反感，他看過後不僅沒有回復，還將這封信交給中國台灣司法行政部調查局作為研究資料。
胡適失去了最後一次中共授意他回大陸的機會，以至於後來葬身台灣島，未能葉落歸根。
後來，胡適在紐約做過胃潰瘍手術後，曾立過一份遺囑，他仍舊對國民黨心存幻想，說什麽「光復大陸後，北大成為自由大學，將自己留在北平的102箱書捐給北大」。
胡適將這份學者的自傲和固執，一直保持到了他生命的最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