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來介紹漢代以後「禮法並用」 的情形。
內容主要涉及三個層面： 一個是禮法並用的歷史背景， 一個是禮法並用的具體表現， 另一個是禮法並用的實質。
先說第一個問題： 禮法並用的歷史背景。
前面幾次課我們介紹了周制、 也就是周禮的制作過程和崩壞過程， 然後又介紹了孔子、 荀子、 韓非子提出的解決方案， 無論是孔子的「復禮」， 荀子的「隆禮重法」， 還是韓非的「法術勢」， 都可以看作針對周初封建宗法制度的崩壞， 而特別提出的使天下重歸於治的理國方案。
從實際的歷史行程來看， 最終勝出的是韓非。 因為戰國末期的秦國， 正是以法家思想為指南， 最終完成了統一六國、 混一宇內的霸業。 而且， 秦朝在制度方面幾乎可以說徹底摒棄了周朝的封建制， 並開創了全國性的郡縣制度； 秦朝的皇帝， 不再是像周天子那樣安於做諸侯的大宗、 天下的共主， 而是做成了獨掌天下之權， 獨享天下之利的專制帝王。 這個歷史過程， 我們習慣上稱之為「周秦之變」。
按照秦始皇的預想， 他本是希望將秦朝的國祚傳至萬世的， 但是很不幸， 短命的秦王朝剛到二世就亡了。 繼秦而起的漢王朝， 最初部份地恢復了周初的分封制， 但很快就剪滅了異姓諸侯王， 到武帝時期， 連同姓諸侯王， 也事實上名存實亡了。
西漢最終確立的制度， 依然是秦代推行的君主制和郡縣制。 所以我們常說「漢承秦制」。 而儒家思想， 也在西漢早中期， 隨著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罷黜百家、 表彰六經」 的建議， 逐步取得了正統學派的地位。
從表面上看， 既然儒家思想被奉為正統， 那麽， 以禮為國的儒家理想也應該順勢成為西漢治理觀念的主導了吧？ 事實上並不是這樣。 漢代政治的特色， 其實是兼用儒法， 或者說「禮法並用」。
為什麽這樣說？ 漢代的「禮法並用」 又有怎樣的表現呢？ 這個問題， 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看。
首先， 在理論學說層面上， 先秦的法家思想， 發展到韓非那裏， 理論上已經趨於完備， 漢代的法家已經基本上終止了學術方面的進展。 以此同時， 漢代的儒家已經和先秦原始儒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漢朝之儒， 像陸賈、 賈誼、 董仲舒等人， 他們的學說已經吸納了很多先秦其他學派的思想， 尤其是陰陽家、 法家的內容， 呈現出儒法合流的趨勢。
其次， 漢代的帝王， 從漢高祖劉邦開始， 基本都是秉持一種儒法並用的治國理念和策略。 這種理念和策略， 雖然在漢初推行「黃老之術」 的時代， 處於隱伏的狀態， 但到了漢武帝以後就開始清晰地呈現出來了。 宣帝時發生的一段故事，最能體現漢朝儒法並用的治國理念。 據【漢書· 元帝紀】 記載， 當時還在做太子的漢元帝評價他的父親宣帝說：
「陛下持刑太深， 宜用儒生。」結果「宣帝作色曰： ‘漢家自有制度， 本以霸王道雜之， 奈何純任德教， 用周政乎！’ 」「以霸王道雜之」， 正是西漢治國理念的經典表述。
最後， 從具體的政治實踐來看， 漢代的「禮法並用」 也是很明顯的。 例如，武帝時的張湯
決大獄欲傅古義， 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 補廷尉史， 亭疑法。這是典型的任法而飾以儒學的例子。
又比如， 董仲舒以經義斷獄， 作【春秋決事比】， 主張以「【春秋】 決獄」，這又是以儒術套用於刑法的例證。 其他的， 像賈誼、 晁錯等人， 都是兼受孔孟申商之學。
在漢朝的國家治理中， 刑和法扮演了處理政務的標準的角色， 而儒家的經典和經義， 則帶有現代所謂「憲法」 的意味， 二者常常是相互結合的。
以上是介紹的漢代禮法並用的具體表現。 其實， 不僅漢代如此， 從西漢到清代的大體情況也是如此。「禮法並用」， 是中國傳統君主專制時代的通則； 而儒法的合流， 也是專制天下環境下的自然結果。
現在我們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禮法並用」 的實質。 這個問題很復雜， 我們可以把他分解成幾個小的問題， 比如： 漢代以後的「禮」 和周代的「禮」 有什麽聯系和區別？ 秦漢以後所謂「法」 和法家主張的「以法治國」， 同我們今天意義上的「法」 和「依法治國」 又有怎樣的區別與聯系？ 等等。
這些問題， 既關乎我們的歷史文化傳統和傳統政治哲學的演變， 同時也和我們當下的社會生活有著密切的關聯， 值得深入去思考和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