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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變不為人知的另一面,最先和張學良談判的,原來不是周恩來

2024-01-01歷史
1936年12月12日,為挽救民族危亡,逼蔣介石抗日,張學良和楊虎城毅然發動了「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的發生,震驚中外,可以說一舉結束了長達10年的中國內戰,開始了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堪稱中國革命的歷史性轉折。

而周恩來當時作為中國共產黨全權代表,從「地下」到「地上」,一下年輕了10歲,大胡子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風度翩翩的共產黨人。

他奔赴西安,運籌帷幄,多方談判,最終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做出了重要貢獻。

不過這些,大部份是屬於公開層面的政治運作,而透過此則會發現,除周恩來以外,中國共產黨很多隱蔽戰線上的傑出人物,都對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發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這其中,便包括最先和張學良進行談判的李克農。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李克農的身份都是十分神秘的,他是中國共產黨隱蔽戰線上傑出的領導者和組織者。

從1928年秋開始,他就根據組織上的安排,成功打入上海。

這期間,他在上海一家電影公司拍攝電影,後來又考入了國民黨上海無線電管理局,擔任廣播新聞編輯,一路升到電務股長。

而當時無線電管理局局長正是國民黨特務頭子徐恩曾,李克農憑借出色的隱蔽能力,成功取得了徐恩曾的信任,為組織上獲取了很多重要情報。

1931年時,經歷叛徒叛變,中國共產黨上海地下組織遭到嚴重破壞,李克農冒險傳出情報,為保衛黨中央和地下黨組織安全做出了重要貢獻,被譽為「黨的秘密工作四傑」之一。

1932年時,李克農進入蘇區,此後參加兩萬七五千裏長征,由他率領的偵察部隊在紅軍隊伍沿途的地面偵察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再之後,便是他在西安事變中作出的重要貢獻了。

彼時的中國局面,堪稱瞬息萬變。

為了立足西北,中國共產黨操持西北大聯合,為防蔣介石的破壞,統戰活動必須秘密進行。

然而,蔣介石也正密切關註著西北的動向,以往遠離經濟中心的偏僻地方因為中央的到來一時成為中國政治的焦點。

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宜言】)。

宣言很快就傳到南京,先是英文版、俄文版,接著又有中文版。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毛澤東和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的聯合署名,使蔣介石深感,老對手朱毛並沒有被消滅,而是到了西北。

宣言中有言:

「中國家,我民族,已處在千鉤一發的生死關頭。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抗日救國,已成為每個同胞的神聖之職。」

「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正進攻蘇區行動,只要任何部隊實行對日抗戰,不管他們與紅軍之間有任何舊仇宿怨,不管他們與紅軍在內政問題上有任何分歧,紅軍不僅立刻對之停止敵對行為,而且願意與之親密攜手共同救國。」

這份宣言,在當時的政壇可謂是一石激起千層浪。

正值民族危機關頭,全國人民都盼望國共兩黨停止內戰、一致對外。

原本就背負殺父之仇,自東北撤軍後背負罵名的張學良,此時更是再難壓抑心中的抗日情緒。

駐軍西北的他決定同共產黨直接會談。

而這直接會談勢必不能公開進行,而要秘密接觸,就要透過密使。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此密使並不等同於外交使節,派出去的人也許回不來。

因為首先是秘密接觸,其次對面的人不是朋友而曾是敵人,如果談不攏,對方動了殺心也無從抵禦。

即便如此,中國共產黨還是決定派人前去,如能完成統戰工作,達成一致抗日,這將關系到民族的未來。

而要想談判成功,除了熟悉對方利害,還得了解國民黨軍閥的心理。

這樣的特殊人物,紅軍裏面有嗎?究竟該派誰去呢?

周恩來最終將目光轉向了李克農。

毋庸置疑,曾經臥底國民黨中統,鬥敗特務頭子徐恩曾的李克農,既不怕死又有智謀,正是密使不二人選。

自1935年10月紅軍到達陜北後,李克農就兼任人民政府的外交部部長,不過這時候哪有什麽外事,最急迫的還是統戰工作。

於是,這個外交部又變成中央聯絡局,李克農任局長。

國共血戰多年,這是雙方高層的第一次直接接觸。

周恩來親自向李克農交待任務,要力爭談判成功,至少也要談和。

接到任務後,李克農一行即化裝出發,由東北軍團長高福源帶路,進入重兵防守的洛川城。

進城以後隨行的一位就不見了,那是外貿局長錢之光去白區采購物資了。

這時,李克農身邊,只有擔任譯電的戴鏡元和一個警衛員,不可不謂是單刀赴會。

1936年2月26日,雙方正式開始談判。

東北軍的談判代表是軍長王以哲,總司令張學良則被蔣介石找去南京開會了。

王以哲的態度是友好的,於是雙方很快達成協定:紅軍和東北軍共同抗日,各守原地,互不侵犯,而且保護通商。

協定達成,李克農當即草擬電報,戴鏡元用紅軍密碼譯電,透過王以哲的電台發出。

中央立即通知包圍甘泉的紅軍部隊,允許東北軍部隊換防。

王以哲也投桃報李,把陜北周邊的軍用地圖送給李克農。

3月4日,張學良歸來。

他親自駕駛飛機從西安飛到洛川,長袍馬褂的張少師一見李克農,就派頭十足地說:「我是來搞整銷的,不是零售的!」這意思就是說,我是老板,我不屑同小夥計談生意。」

季克農笑道:「我們什麽生意都可以談。」

張學良還是不放心,連續追問李克農在紅軍是什麽職務,出來談判毛澤東知道嗎?談判結果你能不能負責?

而李克農自信地表示,自己是紅軍的組織部部長,這是來前與周恩來商定的身份,另外自己此番前來,正是奉毛澤東命令而來談判,是紅軍代表,當然能夠負責。

緊接著,張學良又單刀直入,提出一連串問題:紅軍抗日是否有誠意?紅軍內部是否團結一致?你們抗日為什麽非要反對蔣介石?

這些問題一出,李克農已經察覺到對方態度傲慢,不甘示弱的他直接伸出了兩指。

一旁的王以哲見狀,則趕緊把一根香煙送到了李克農的兩指之間。

這時,只見李克農夾煙的手還是不動,王以哲又趕緊點煙。

其實,李克農並不會抽煙,他這是開始上談判技巧,故意擺架子了。

隨後,李克農兩指夾著煙,開始耐心地向張學良解釋紅軍東征的作戰意圖、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主張,以及為何要反蔣抗日。

對於張學良的不同意見,李克農表示可以向中央報告予以考慮。

張學良了解日本軍隊的戰鬥力,言語中顯露出對敵強我弱的擔心。

針對此,李克農又有理有據地分析了中日兩國的國情,指出中國地廣人多,潛力更大,只要發動群眾,不僅打陣地戰,還使用紅軍擅長的運動戰、遊擊戰,就能勝利。

李克農用毛主席早在此之前表達過的觀點說,決定戰爭勝負的基本因素是人民,中國全國人民的力量,在國際上也是得道多助。

這些分析,通通落到了張學良的耳朵裏,他聽著十分不僅新鮮,而且很服氣。

對於紅軍內部的問題,張學良也表示理解。

他表示同意紅軍聯合抗日的主張,卻又傲慢地提出:你紅軍應該放下武器,接受政府改編!

李克農拍案而起:「我是談判代表,不是投降代表。」

說罷,李克農就做出了起身離開的動作。

張學良見狀,趕緊挽留,他這個帶兵的少帥,其實打心底裏尊敬硬漢。

經過14個小時的不間斷的談判,他對李克農其實早已從開始傲慢轉為了尊敬。

最終雙方終於達成口頭協定。

張學良提出,希望同毛澤東或周恩來直接會談。

此外,張學良負責聯系盛世才幫紅軍借道新疆去蘇聯,而紅軍將派代表常駐西安,與張學良建立秘密電訊聯系。

協定已成,張學良又提出個得寸進尺的要求,希望紅軍把瓦窯堡讓給東北軍。

瓦窯堡,這時紅軍當時手中唯一一個像樣的鎮子,最主要還是中國共產黨中央的駐地。

李克農一聽張學良此要求,當即心想,這怎麽可能輕易讓出?

於是,談判桌上李克農語帶譏諷,反問了張學良一句:「從日本手裏收復失地豈不更好?」

張學良聞言,頓時尷尬地解釋道,這是為了做給老蔣看,表示東北軍打紅軍有戰果。

李克農聽了張學良的解釋明白過來,又釋放了友好的訊號。

而也正是同李克農的此番交鋒談判之後,張學良才開始認定和信任,紅軍是真正抗日的武裝力量,是東北軍可以信賴的朋友。

李克農也同時感覺,張學良坦誠,講義氣,是紅軍可以交往的朋友。

1936年6月,紅軍大度地讓出瓦窯堡,東北軍和平進駐。

12月13日,西安事變的第二天,東北軍大度地讓出延安,紅軍和平進駐。當然這是後話了。

在此之前,1936年4月9日的延安,還是東北軍的地盤。

當天下午,延安城裏出現一支奇異的隊伍。

頭戴紅五星,身穿灰色軍裝,顯然是紅軍,另外更是周恩來的警衛班。

原來是在李克農同張學良談判達成協定後,應張學良的要求,李克農陪同周恩來到延安秘密會見張學良。

要求警衛班換上東北軍的軍裝,可這些恨透了國民黨軍隊的紅軍戰士就是不幹。

七八個紅軍戰士硬是在東北軍的地盤招搖過市,誰人敢管。

周恩來和李克農沒有進城,就在延安郊外的一處教堂,同張學良秘密談判。

值得一提的是,張學良此行還給周恩來帶來個老熟人。

這個老熟人便是劉鼎。

張學良此前到上海的時候,在宋慶齡家裏遇到了長期從事地下情報工作的劉鼎,劉鼎曾同張學良深談一周,而這為張學良同周恩來的會談作了鋪墊。

透過這兩次談判,中國共產黨同東北軍的關系實作了突破。

中國共產黨同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合作,為西安事變奠定了基礎,西安事變則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最終令中華民族第一次贏得反侵略戰爭。

所以,即使到了2001年,百歲老人張學良在夏威夷還是說:「周恩來是我一生之中最敬佩的人!」

而當年爆發西安事變後,滿懷豪俠之氣的張學良,不顧旁人勸阻,堅持相送曾經結拜的大哥蔣介石回南京,結果不出意外被軍事法庭扣押了。

張學良被扣押後,東北軍群龍無首,陣腳大亂,內部產生分歧。

東北軍中少壯派要求對南京開戰搶回少帥,而元老派則主張宜和不宜戰。

在東北軍「少壯派」應德田、孫銘九等發動的變亂中,軍長王以哲遇害犧牲,師長劉多荃被殺。

眼看東北軍兩派陷入仇殺,又是周恩來從中調停,把少壯派領軍人物送出西安。

這之後,中國的革命史才真正意義上開始從國內戰爭轉向對外國防,一致抗日。

而西安事變前後堪稱是劇烈轉折的時期,對中國共產黨來說,長征時期最危險,西安事變則更復雜。

西安局勢瞬息萬變,周恩來緊張應對,而在陜北的毛主席也十分忙碌。

12月19日一天之內,毛主席就給周恩來發出11份電報。

紅軍一方面要調兵遣將支持張楊抵抗中央軍進攻,一方面又要組織部隊援救西路軍。

西安事變,標誌西北大聯合的成功,同時又是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引爆。

這個重大事件改變了西北的政治格局,進而也改變了中國歷史,發起這場西安事變的張學良和楊虎城值得我們銘記。

與此同時,在西安事變隱蔽戰線上工作,最終為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作出重要貢獻的李克農、劉鼎以及周恩來總理等人,同樣值得我們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