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剛成立，毛澤東曾形象地比喻：「我們解決了頭上的問題，還沒有解決腳下的問題。」頭上的問題是三座大山，腳下的問題是極度貧弱的經濟基礎。
這個擁有數億人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當年的工業總產值居世界第26位，人均更不及歐美國家的百分之一。全年鋼產量僅15萬噸，還不夠做釘子用。
全國絕大多數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生產方式停留在古代，有一半人處於半饑餓狀態。
另一邊，全國半數以上省份裏流竄著數十萬國民黨殘軍和土匪武裝，人民解放軍近一半部隊在四處剿匪，另一半大都轉入了農業生產。
面對滿目瘡痍、百廢待興的中國，毛澤東的心情是即高興又著急，一再發出的感慨是：「我們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1950年6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七屆三中全會，毛澤東在會上特意強調：「不要四面出擊！」
會上，討論最多的除了棘手的經濟問題，就是要解決兩項最重要的任務——「進軍西藏」和「解放台灣」。
然而，十來天後的6月25日，韓戰爆發。兩天後，美國宣布出兵北韓，並命令其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協防台灣。隨後，又迅速與蔣介石簽訂了台灣「防禦協定」。
戰火很快一路燒到了中朝邊界的鴨綠江畔。
毛澤東與中共中央痛下決心，推遲正緊鑼密鼓準備的攻台戰役。
6月30日，毛澤東命周恩來約見協助粟裕攻打台灣的海軍司令員蕭勁光，轉達中共中央與中央軍委的指令：「推遲解放台灣的時間。」
出兵北韓，是毛澤東一生中最難做出的決策之一。
面對著二戰不可一世的勝利者，連蘇聯人都十分忌憚的美國軍隊，中共中央從10月1日討論是否出兵，到10月18日毛澤東主持會議把誌願軍入朝作戰時間確定下來，18個日日夜夜，毛澤東苦苦思考，其他領導人也是反復糾結。
在中央集體討論時，毛澤東充分發揚民主，讓大家暢所欲言，面對不少反對出兵意見時，坦然承認「你們說的都有理由」。
但最終還是作出了出兵參戰的決定，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
參戰的抉擇很艱難，但其實毛澤東早在十年前就已預感到，日後美國將會對中國發生最大的外部影響，而且中美兩國成為朋友的可能性小，成為敵人的可能性大。
1940年10月25日，這位政治敏感性很強的領袖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電中，曾有過這樣的分析：
「還須假定這種情況，即美國海軍集中力量打敗日本海軍，日本投降美國，日本陸軍結束中國，美國把中國的英美派從財政上軍事上武裝起來，中國由日本殖民地變為美國殖民地，國共合作變為大規模內戰，最黑暗莫過如此。」
這時距離珍珠港戰役還有一年多時間，狂妄一時的日本軍國主義正在編織著夢幻的「大東亞共榮圈」。另一邊，山本五十六們已經開始謀劃如何擊敗美軍太平洋艦隊。
毛澤東已經預見到還未爆發的太平洋戰爭的結局，而且更進一步地預見到戰後美國將會幫助和武裝「中國的英美派」——國民黨。
毛澤東對美國的十年警惕，最終在北韓戰場上集中爆發。
面對風雲突變，富有戰略眼光的毛澤東十分冷靜地觀察國內外形勢，作出了一系列具有遠見的判斷和決策。
當時美國出兵北韓，控制台灣，支援侵越法軍，從三個戰略方向上對新中國構成戰略威脅。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一方面認識到同美帝國主義的較量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也在審視適合自己的戰場。
硝煙過後的1958年2月，周恩來在誌願軍幹部大會上曾說： 「 我們和美帝國主義較量是不可避免的，問題就是看選擇在什麽地方。
這個當然是決定於帝國主義，但同時也決定於我們。帝國主義決定在北韓戰場，這個對於我們是有利的，我們也決定來抗美援朝。
現在我們想一想三個戰場，大家會懂，不論從哪條來說，如果在越南作戰，更不要說是在沿海島嶼的作戰了，那就比這裏困難得多了。」
因此，在北韓人民軍進展還非常順利之時，毛澤東便未雨綢繆，作出組建東北邊防軍的重大決策。
後來美軍依仗優越的裝備技術條件，突破三八線後進占平壤，只用了十幾天。如果不是黨中央早下決心和預有準備，在韓戰戰局突然逆轉時，很難及時作出反應。
東北邊防軍組建三個多月後，正式改稱中國人民誌願軍，出國抗美援朝。東北邊防軍的司令員，毛澤東欽點的是粟裕。
而且，誌願軍這套班子，一方面是考慮北韓的戰場環境，另一方面是為了粟裕。
就在韓戰爆發前夕的1950年5月，因舟山、海南島兩地的國民黨軍主力撤往台灣，增加了台灣的防守力量，粟裕向中央提出「如能從其他野戰軍抽出三至四個軍作為第二梯隊或預備隊則更好」。
中央很快同意了他的請求，決定調其他野戰軍4個軍參戰。同時，以四野13兵團作為戰略預備隊，並從一野抽出19兵團，作為機動力量。
而誌願軍出國前，東北邊防軍的主體正是四野13兵團、三野9兵團和一野19兵團。其中三野9兵團，本身就是攻打台灣的主力部隊。
7月6日深夜，毛澤東親筆擬寫一份給粟裕並告知華東軍區司令員陳毅、 華東局書記兼華東軍區政委饒漱石的電報，召粟裕前來北京接受新的重要任務：
粟裕同誌並告陳(毅)饒(漱石) ：
現有重要任務委托粟裕同誌執行，請粟於七月十六日前將三野事務處理完畢，於七月十八日來到北京接受任務，粟來時可隨帶秘書及參謀人員數人。
毛澤東
七月六日二十三時
這一深夜下達的緊急「重要任務」，指的便是讓粟裕任東北邊防軍司令員兼政委，準備掛帥出兵援助北韓。毛澤東給粟裕處理、移交手中的第三野戰軍事務時間僅有兩個星期。
為什麽是粟裕呢？
一是因為他富有大兵團作戰經驗，而且熟悉美制裝備。孟良崮戰役首先打掉蔣介石最精銳的王牌軍整編74師，淮海戰役中又一口氣吃掉了蔣介石三個美械裝備的嫡系兵團。
二是他盡打「神仙仗」，善於以弱勝強，面對強敵美軍，這一點尤為重要。蔣介石曾感慨：「陳、粟如海濱之魚，稍縱即逝」。
三是粟裕始終沒離開過戰場。幾位軍中「戰神」，彭德懷正在大西北抓建設；劉伯承自西南剿匪後就離開一線，專註於軍事教育；林彪在養病，平型關大捷後挨的那一槍，給他帶來了揮之不去的神經性紊亂；而粟裕正在備戰台灣。
急電發出的第二天，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周恩來受毛澤東的委托，召開了第一次國防會議，討論北韓局勢和國防問題，會上宣布以粟裕為東北邊防軍司令員兼政委。
深夜接到毛澤東急電的粟裕隨後又接到了軍委的任命通知，他有些激動，又有些憂慮。
沈思過後，他慎重回電：「……接受了這個任務，如果指揮不當，下面就難以指揮了，是要誤事的。」
在解放戰爭中光芒奪目的粟裕為什麽要回這樣的電報？
因為這時他的身體狀況也出現了很大問題，高血壓、腸胃病、美尼爾氏症候群等病癥復發，時時折磨著他，每天頭痛頭暈難忍，靠戴著健腦器工作。
但對這位在解放戰爭中與美械裝備國民黨精銳嫡系部隊作戰最為亮眼的野戰軍統帥，毛澤東沒有放棄，仍然堅持要他去，只是將規定的到京時間推遲到了8月上旬。
毛澤東再次親筆擬稿復電：
粟裕同誌並告陳(毅)饒(漱石) ：
來電悉。有病應當休養可以緩來，但仍希望你於八月上旬能來京，那時如 身體已好，則擔任工作，如身體不好則繼續休養。
毛澤東
七月十日
粟裕不再糾結：「如果毛主席一定要我去，我就不能推辭了，我還是要去。」
他一面養病，一面立即著手進行準備。
然而粟裕的病情日益加重，有時左右轉頭都很困難，吃飯時要把飯菜擺在正面一條直線上。
他不得不向軍委和毛澤東請假治療，力求盡快康復。
來到青島休養的粟裕病情未見好轉，反而有些加劇，「因新任務在即，而自己病癥未見轉好，心中甚是焦慮，以致愈加不能定心休息。」
（粟裕頭疼的原因生前一直莫名，直到辭世火化時，他的家人在骨灰中發現三塊殘碎彈片。這是1930年的紅軍時期，粟裕在水南戰役中頭部中彈，此後三塊彈片一直殘留在頭顱內。）
前來看望粟裕的公安部長羅瑞卿回京後向毛澤東做了匯報。
毛澤東開始考慮安排中南軍區暨四野司令員林彪率軍出征。
不過正在養病的林彪狀況也不好，盡管從軍事角度他並不贊成抗美援朝，但他的身體的確有些問題。
1938年的槍傷在林彪的脊椎左側一寸留下一個貫穿傷，從此落下了終身病根，用專業術語說，叫植物神經紊亂癥。
年底林彪赴蘇聯就醫，據說卻因為醫生失誤加重了病情，從此怕水怕風怕強光怕出汗，常常依賴嗎啡止痛。
此後，關於林彪病情的故事開始近乎誇張，包括睡覺的習慣、房間的布置、喜歡坐在顛簸的車上「治療」等等。
當時，美軍還沒有越過「三八線」，依那時的局勢看，主帥到位還可以再 等幾個月。
因此，毛澤東於9月3日電告暫時負責東北邊防軍的高崗：「林、粟均病，兩蕭此間有工作，暫時均不能來，幾個月後則有可能，估計時間是有的。」
但戰場形勢很快發生了變化，「仁川登陸」時刻到了。9月15日，美軍從北韓中部的西海岸仁川港登陸，全線進抵「三八線」，北韓人民軍陷入腹背受敵的險境，情況萬分危急。
10月1日，金日成來電請求中國派軍隊支援北韓人民軍作戰。
當夜，在毛澤東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就金日成來電和北韓局勢進行了徹夜討論。
關於誰來掛帥，起初毛澤東希望林彪出任。但林彪的狀態的確不好，無論從精神上還是身體上。
毛澤東說：「林彪認為敵我裝備極為懸殊，若貿然出兵，必然是‘引火燒身’，其嚴重後果不堪設想。找他談了一次話，他又說失眠、虛弱多病，怕風、怕光、怕聲音。這怎麽能率兵打仗！」
經過兩晝夜的思考後，毛澤東想到了西北軍區司令員兼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彭德懷。
10月4日，正在辦公室裏審閱開發和建設大西北的計劃的彭德懷，被中央辦公廳派專人從西安接來北京。
因事前一無所知，他沒有向部屬交代工作，卷起開發大西北的圖紙就上了飛機。
彭德懷萬萬沒有想到，此行是去北韓指揮一場惡仗。當天下午四點來鐘，迎接他的小轎車直入中南海，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已經開會一個多小時了。
入座後，彭德懷很快意識到會場氛圍的不同尋常。
「不到萬不得已，最好不要打這一仗。」 時為代理總參謀長的聶榮臻回憶，這是當天大多數人的傾向。
經歷了數十年的戰爭，新中國的戰爭創傷亟待醫治，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相當困難。城市有三四百萬居民失業，農村有三四千萬農民深受澇災。
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尚待進行，藏匿的國民黨小股武裝和土匪亟待剿滅。
雖有英勇善戰的陸軍，但武器裝備遠遠落後於美軍；而制空權和制海權，則是無從談起……
但唇亡齒寒，一旦北韓被占領，中國將直接面對武裝到牙齒的全副機械化美軍。
這一點毛澤東看得很清楚，戰火是美國人挑起的，而且美國已經出兵台灣海峽，由不得我們選擇了。和平不是靠退讓得到的，最好的防守是進攻。
彭德懷明確表態：「出兵北韓是必要的，打爛了，等於解放戰爭晚勝利幾年，如果美軍擺在鴨綠江岸和台灣，他要發動戰爭，隨時可以找到借口！」
「老虎要吃人的，什麽時候吃，決定於他的腸胃，向他讓步是不行的。它既要來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國主義見高低，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是困難的。」
……
1950年10月8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下達命令：
為了援助北韓人民解放戰爭，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們的進攻，借以保衛北韓人民、中國人民的利益，任命彭德懷為中國人民誌願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所有後方工作供應事宜由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高崗負責保證之……
當日，彭德懷和高崗飛抵沈陽，和中共中央東北局、東北軍區領導人一起，研究部署誌願軍出國作戰問題。
第二天，召開誌願軍軍以上領導幹部會議，傳達目前北韓形勢和中央決定出兵的意圖，要求各軍在10天內完成出國作戰的準備工作。
這時幹部中普遍反映，我軍武器裝備太差，對美國飛機顧慮很大，部隊對敵機毫無抵抗能力，大家要求誌願軍出國作戰時一定要有空軍支援配合。
彭德懷和高崗當天聯名致電毛澤東請示：「我軍出國作戰時，軍委能派出多少戰鬥機、轟炸機配合？何時能出動並由何人指揮？盼速電？」
其實，這個問題中央也已考慮很久了。就在彭德懷和高崗飛往沈陽的同一天，另一架專機也從北京起飛，周恩來和俄語轉譯師哲、機要秘書康一民乘坐在飛機上。
他們是奉毛澤東之命，秘密飛往莫斯科同蘇共中央和史太林會談。會談的主要任務是商談誌願軍改換蘇軍武器裝備和蘇聯出動空軍配合誌願軍作戰問題。
史太林跟周恩來說： 美軍自從在仁川港登陸成功後，瘋狂向「三八線」以北進攻，對北韓壓力很大，現在看來敵人是不會停止前進的，按目前情況，如果沒有後援，至多能維持一個星期。
這意味著美軍和南韓軍將陳兵鴨綠江和圖們江的中、蘇、朝三國邊界，估計那時我們特別是你們的東北恐怕就不會有安寧的日子了，他們隨時都可以從空中、海上進行騷擾，這種情況是必須考慮的。
但蘇軍早已撤出北韓，現在我們再出兵到北韓去有困難，因為這等於我們同美國直接交戰，所以中國可以出動一定數量的兵力，我們供應武器裝備。
在作戰時我們可以出動空軍作掩護，但只限於在後方活動，而不能到前沿和深入敵後，以免被敵人擊落、俘獲，這在國際上會造成不良影響。
周恩來表示： 中國政府於10月2日應金日成首相的要求「決定用誌願軍的名義派一部份軍隊至北韓境內援助北韓同誌。因為如果整個北韓被美國人占去了，這對於整個東方都是不利的。」
此意已於當天電告史太林同誌，但中國由於長期戰爭，國民經濟遭到極其嚴重的破壞，況且武器裝備與美軍相比懸殊太大，空軍才剛剛組建。
因此中國人民誌願軍出動時，蘇聯應該供應誌願軍現代化武器裝備，並出動空軍支援中國誌願軍入朝作戰。
史太林聽後表示： 「蘇聯完全可以滿足中國的飛機、大炮、坦克等項裝備，具體細節由莫洛托夫和布爾加寧元帥負責和蘇聯軍方研究解決，並盡快運往滿洲裏交接。」
「但蘇聯空軍目前尚未準備好，暫時無法出動，須待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內才可出動空軍支援誌願軍在北韓作戰。」
聽到蘇聯空軍須在兩個月後才能出動的答復，周恩來深感失望。
訊息傳回國內，毛澤東陷入了沈思之中。誌願軍裝備太差，入朝後要在完全沒有空軍掩護下同敵人陸、海、空三軍作戰，此仗能否打贏？如果打不贏，戰爭擴大到中國來如何對付？
事關國家安危，深感焦慮的毛澤東決定再次召開政治局會議。10月12日晚，毛澤東命彭德懷和高崗回京，要求部隊原地整訓，暫不出動。
10月13日清晨，彭德懷帶著指揮所負責人成普（原總參作戰部處長）搭乘由安東（丹東）開往沈陽的火車北上，這位連續工作數晝夜的誌願軍司令員，一頭紮在臥鋪上就呼嚕嚕地睡著了，直到13日中午抵達沈陽後才醒來。
一下火車，彭德懷就急忙趕回東北軍區司令部和早已等候的高崗簡單交談後，一同乘專機飛回北京。
13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面對危急形勢，大家憂心忡忡：
一方面是北韓戰場岌岌可危，戰火已經燒到了鴨綠江畔，美軍飛機在不斷轟炸中國邊境城市丹東、寬甸、輯安等地；
另一方面是沒有蘇聯空軍支援，誌願軍上方猶如無人之境，將任由美機肆虐。
出兵和不出兵的利害關系，反復在心中交織。
13日晚，毛澤東根據政治局會議決定，致電在莫斯科的周恩來：
「與政治局同誌商量結果，一致認為我軍還是出動到北韓為有利。在第一時期可以在元山、平壤線以北大塊山區開啟北韓的根據地，可以振奮北韓人民。」
「我們采取上述積極政策，對中國、對北韓、對東方、對世界都極為有利；而我們不出兵，讓敵人壓至鴨綠江邊，國內國際反動氣焰增高，則對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對東北更不利，整個東北邊防軍將被吸住，南滿電力將被控制。 總之，我們認為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 。」
這次政治局會議，是中國人民抗美援朝極為關鍵性的會議，經過對出兵援朝的利害關系反復討論後，終成定局。
就在即將出兵之際，彭德懷和13兵團的指戰員們開會時突然感慨：「我命苦啊！」
在場的人都很驚訝，因為大家從來沒聽過彭德懷說這種話。
彭德懷接著說：「長征時我打最艱苦的仗，抗日時我在太行山……現在又是韓戰……我是命中註定要吃苦的。」
大家有些感慨，又有些沈默，一時不知如何應答。
是的，彭德懷的確「命苦」。
1928年底，湖南和江西軍閥調集兩省軍隊共6個旅、18個團，分5路向井岡山發動「會剿」，企圖一舉消滅朱毛紅軍和井岡山根據地。朱德和毛澤東決定率紅四軍主力下山，調動敵人，並開辟新的根據地。
但費盡千辛萬苦建立的根據地是不能這樣就扔給敵人的，敵情兇險，而且還有一批傷病員需要安置，必須留兵守衛，萬一紅四軍主力下山不利，還有個歸處。
於是，剛上井岡山的彭大將軍以其一貫的風格勇挑重擔，沒有推辭，並說服了有不同意見的鄧萍、李燦、賀國中等親信部將。
……
長征時期，林彪率領的紅一軍團是先頭部隊，彭德懷率領的紅三軍團一邊擔負著保衛中央的任務，一邊負責斷後任務，相對經歷著更多的坎坷，體力也得不到應有的恢復。
這種難言的痛楚，在猶如死亡行軍的爬雪山、過草地過程中最為明顯。在紅軍擺脫了雪山和草地，告別了風餐露宿、荒無人煙和吃草根樹皮的原野生活，來到哈達鋪整編時，紅三軍團只剩兩千多人了，而且分外狼狽，個個衣衫襤褸，身上背著個燒得黑黝黝的燒水缸子或臉盆，完全是一副叫花子的模樣。
（註：有過野營拉練經歷的同誌應該會有深刻記憶，長途跋涉時，前方的隊伍稍微壓一點點步伐再啟動，傳遞到後方的隊伍就是疲於奔命，完全是被帶著節奏）
……
最後彭德懷話鋒一轉：「如果沒有苦，要共產黨員幹嗎？」
全場為之肅容。
是啊，要共產黨員幹嗎！
黨中央作出抗美援朝決策後，第一個報名參軍的就是毛岸英。正如毛澤東自己所說：「我是共和國主席，我毛澤東的兒子不去誰去。」
當毛澤東得知毛岸英犧牲的訊息後，強忍喪子之痛，緩緩地說：「打仗總是要死人的。中國人民誌願軍已經獻出了那麽多指戰員的生命，他們的犧牲是光榮的。岸英是一個普通戰士，不要因為是我的兒子，就當成一件大事。」
毛岸英是毛澤東一家為了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獻出生命的第六人。
在整個抗美援朝期間，誌願軍犧牲了十幾萬名烈士，有軍級幹部，有師級幹部，有團級幹部，還有更多的廣大普通戰士們。
他們來自五湖四海，有抱炸藥沖敵陣、與敵同歸於盡的楊根思，有挺胸膛、堵搶眼的黃繼光，有捐軀開路的許家朋，有臥火海、維護潛伏紀律的邱少雲……
他們共同代表著年僅一歲的新中國，出於國際主義義務和保家衛國的需要，果斷出兵，和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及軍隊殊死搏殺，並獲得巨大勝利。
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
這一仗，不僅打出了新中國的國威軍威，也讓我們擁有了享受和平的權利，一雪近代史上中國屢敗於西方列強的屈辱。從那以後，直到今天，對中國動武就成了一件令人疑慮重重的事情。
這一仗，不僅讓傲慢的美國人顏面盡失，連幾年前十分不服氣地在中國放下武器的日本人，也真的相信中國人確實站起來了。
這一仗，讓世界華僑揚眉吐氣，大批海外英才百川歸海般回歸祖國；世界許多國家紛紛伸出手來擁抱新中國。
這一仗，也贏得了蘇聯的尊重，為新中國打下了156項重點工程，從此開始了門類齊全的工業化建設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