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國民黨的相關設計，軍委會是指導、指揮國民黨軍隊進行抗戰的至高軍事機關，這種體制下，身為「委座」的蔣校長也自然成為軍事指揮的至高統帥。
加上蔣校長對自身戰略規劃能力及戰役指揮能力的迷之自信，熱衷於親自操刀，因此全面抗戰期間正面戰場二十余場大中型會戰過程中，基本都有他的意誌甚至身影存在。
但是，如果真正論起來，國民黨軍隊對日軍作戰的整體戰略制訂、戰役指導、戰術實施等方面，蔣校長的意誌體現卻遠遠不如桂系三位高級將領來得那麽明顯，他們分別是白崇禧、劉斐和李宗仁。
是的，你沒看錯，就是桂系三位高級將領，他們分別就戰前、戰中、戰後的戰略、戰役、戰術提出了相關思路，並獲得了蔣校長的認同。
具體怎麽講，且聽我道來。
白崇禧：持久消耗
綜合對比雙方兵力、戰力、戰略資源之後，又結合了對抗戰時間、空間的考量，白崇禧認為日軍很難速勝，國民黨軍也很難速敗，因此對日軍最穩妥的總體戰略就是持久消耗，不斷消耗，一直耗到日軍戰略資源枯竭為止。
「持久消耗」戰略，總體上比較偏於保守，偏於被動，轉換一下的說法就是「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對每次的單一戰役、會戰企圖心不大，甚至可用消極來形容，但追求總體的消耗結果。
「持久消耗」戰略最終還是被蔣校長為代表的國民黨軍事決策層采納了，淞滬會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等全面抗戰前期的大型會戰以及此後的諸多會戰，事實上也都是「持久消耗」指導思想下的產物。
國民黨內部也一度對能否將「持久消耗」堅持下去產生了懷疑：一是1938年武漢、廣州接連淪陷之後，二是1942年滇緬公路這條「生命線」被日軍徹底切斷之後。
前者導致汪精衛等一眾抗戰意誌不堅定者陸續投日，後者導致國民黨軍失去國際物資輸入通道，包括槍彈、汽油、軍糧、被服、藥品等戰略物資匱乏，國民黨軍戰鬥力急劇下滑，甚至有整體崩潰的危險。
慶幸的是，國民黨最後還是堅持了下來，耗到了日軍投降。
劉斐：攻勢防禦
全面抗戰爆發後，桂系出身的劉斐先後出任大本營作戰組組長和軍令部負責制訂作戰計劃的次長，實際承擔了歷次對日會戰的戰略指導起草和軍令發出重任。
說起來還真有點奇葩，國民黨在設定參謀本部的同時，又成立了專門指導、指揮作戰的軍令部。軍令部部長雖為徐永昌，實際職責卻又由十分強勢的次長劉斐越俎代庖。
表面上看，每次會戰都由各戰區司令長官指揮，實際卻是以軍令部制訂的會戰指導大綱為執行藍本，這就是亦十分強勢的薛嶽與白崇禧、劉斐在長沙會戰期間大起沖突的根源。
劉斐為每次會戰定下的基調基本都是「攻勢防禦」。美其名曰「攻勢防禦」，以國民黨軍的執行力，其實就是「被動防禦」，甚至「消極防禦」，並且大多是「一線陣地防禦」，一旦一線被日軍突破，往往全線崩潰。
僅僅到了抗戰後期，在取得了制空權、武器裝備等絕對優勢情況下，國民黨軍才發起了規模有限的局部攻擊戰。
李宗仁：焦土抗戰
徐州會戰失利後，原第五戰區所屬區域基本全部淪陷，這引發了李宗仁的相關思考。
他認為，在某地淪陷之前，即國民黨軍徹底撤離之前，有必要把糧食、牲畜等戰略物資全部帶走或隱藏起來，甚至房屋等也要予以焚毀、破壞，以免為日軍所用。
應該說，李宗仁的想法具備相當的前瞻性和操作性，因此也被包括蔣校長在內的國民黨決策層所接受。
後來由於執行失誤，釀成長沙「文夕大火」的悲劇，「焦土抗戰」思路逐漸被擱置了，改成簡化版本的「堅壁清野」：日軍進城或進村前，務必把糧食等全部轉移或埋藏在地下，非作戰人員盡量躲進山中，避免日軍「以戰養戰」。
至於1943年常德保衛戰期間，常德守軍57師最後也因「堅壁清野」而糧彈兩絕，這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小結
白崇禧提出的「持久消耗」、劉斐的「攻勢防禦」以及李宗仁的「焦土抗戰」，幾乎成了國民黨軍抗戰一以貫之的指導思想，等於從理念以及行為上都為國民黨軍的抗戰做出了規範。
哪怕蔣校長再熱衷於規劃，再熱衷於「微操」，在抗戰決策上都沒超出上面的幾個思路範圍，等於他也被「指揮」了。
從這個意義上說，反倒是桂系幾位高級將領實際指揮了國民黨軍的全面抗戰，總體抗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