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0月，歷時5個月之久的中原大戰結束，蔣介石在解決了危及自己統治的最大隱患之後，立即調轉槍口，將目標對準自己的另一大敵——紅軍。
此時的蔣介石可謂躊躇滿誌，經過2年多的奮鬥，他的嫡系武裝數量和戰鬥力都明顯增長，實際控制地盤增加了河南、山東、湖北、陜西數省，敢於挑戰他中央權威的閻錫山、馮玉祥和李宗仁的三大派系也被打殘，唐生智的湘軍系統也灰飛煙滅。戰後，盡管山東給了韓復榘，湖南在何鍵手中，廣西仍在新桂系手中，廣東在南天王陳濟棠手中，黃河以北地盤在張學良手中，西南各省也掌握在各軍閥手中，但毫無疑問的是，蔣介石在國民黨內已經徹底站穩了腳跟。但他沒想到的是，剿共戰爭一開始，他竟然一個失敗接著一個失敗。
1930年11月至1931年1月，第一次圍剿，國民黨江西省主席、第九路軍總司令魯滌平擔任統帥，調集11個師另三個旅，共10萬人的兵力，采取「並進長追」和「分進合擊」的戰略，向中央蘇區發動第一次大規模的軍事圍剿，結果大將張輝瓚被殺，被殲滅1.5萬人。
張輝瓚是湘軍大將，兵敗被殺使得國民黨將領普遍對紅軍十分仇視
1931年4月至5月，第二次圍剿，軍政部長何應欽擔任統帥，調集18個師另三個旅，共20萬人的兵力，「以厚集兵力，嚴密包圍及取緩進為要旨」，采取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戰略，向中央蘇區發動第二次大規模的軍事圍剿，結果中原大戰中的勇將胡祖玉喪命，被殲滅3萬多人。
1931年7月至9月，第三次圍剿，蔣介石親自掛帥，調集23個師另3個旅，共30萬人的兵力，采取長驅直入的戰略，向中央蘇區發動第三次大規模的軍事圍剿，結果再次大敗，損失3萬多人。
也就是說在，在中原大戰之後不到兩年的時間裏，蔣介石親自策劃乃至親自指揮的三次大戰全部失敗。這三次戰役國民黨軍隊都占有絕對優勢兵力，裝備和訓練水平更是遠超對方，但無一例外被對方用一些前所未有的獨特優勢所消耗，結果一個失敗連著一個失敗出現。這沈重打擊了蔣介石本人因中原大戰而積累起來的個人威望，再加上九一八事變的輿論刺激和國民黨西南派的拆台，蔣介石不得不在1931年12月第二次下野。另一方面，朱毛紅軍的大名在這兩年裏隨著這三次大勝而迅速傳播。
對軍事問題，作為政治幕僚的楊永泰一直保持關註，但並不過多過深參與，因為這犯了古今「君臣大忌」（如嚴嵩想殺夏言，就誣告夏言與地方將領有勾連）。即便參與，也總是從政治的角度來觀察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
在楊永泰看來，前三次「剿共」戰爭的慘敗與以往的戰爭失利完全不同。蔣的失策之處在於，他把共產黨看成了北洋軍閥，把紅軍看成了與北洋軍閥一樣的軍隊。實際上，紅軍與蔣介石以往遇到的任何軍隊都不一樣，可以說這是一支「不怕死、不受撫、不感恩、不懼威」的真正「黨軍」。紅軍與國民黨軍隊最大不同是實行政治建軍、思想建軍，上下一心，兵民一體，因此必須采取新的系統性的策略才能將其徹底撲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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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在蔣介石發動第四次圍剿之際，楊永泰向蔣呈遞了一份剿共的「萬言書」，系統陳述了自己對於「剿共」的意見：
「吾隨先生出師，細觀江西諸地，漸覺共黨不足為慮。所難之點為共黨與‘匪區’民眾結為一家，兩者合手，實為一嚴重問題。民眾與共黨合為一家，在於吾地方官吏風氣日下，致使民眾為共黨所利用。」
「我之所言新的謀略，意即剿共實行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所謂七分政治，在吾，則加強對匪區民眾管理，加強對匪區民眾宣傳，澄清吏治，務使土豪惡霸橫行鄉裏者滅絕。對貧窮困苦無孤者，給予救濟，對匪區民眾日常生活給予指導和幫助。這樣，漸使匪區民眾日益脫離共黨，不為共黨所左右。達此目的，即剿共不愁也。所謂三分軍事，在下大力於上述諸務中，然後派重兵對匪區共黨實行嚴厲的圍剿，務使除惡務盡，不留後患。同時對投誠者，要給予寬大和出路，實行先生之剿撫兼施。吾認為，如實行三分軍事，七分政治，變軍事剿共為政治剿共，不出一年，會初見成效。」
蔣介石對楊永泰的謀劃大為贊賞。
前面我們說過，蔣介石這個人「有大略」，就是說他總能一針見血地看到問題的本質和關鍵。表現在政治事務上，就是他總能看到別人的建議是否說到了「點子」上。這一次，他認為楊永泰的建議不但說到了剿共的關鍵上，也說到了改造中國的關鍵上。
得到蔣介石的青睞，楊永泰的官位也不斷提提升。1932年蔣介石到漢口主持鄂豫皖三省「剿共」軍事的時候，楊永泰被提升為鄂豫皖「剿共」司令部秘書長，成為蔣介石真正意義上的幕僚長，之後伴隨著南昌行營的建立，楊便順理成章地成為蔣介石內朝系統的關鍵和核心。
鄂豫皖第四次剿共戰順利結束後，蔣介石迅速移營南昌，1932年12月開始，他又對中央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1933年3月份，黃陂、草台崗戰役失敗，國民黨軍被殲滅三個師，第四次圍剿失敗。
1933年5月，蔣介石在南昌設立全權處理贛、粵、閩、湘、鄂五省軍政事宜的軍事委員會委員會長南昌行營，任命楊永泰為南昌行營秘書長，總攬行營政治事務。因為楊永泰負責專營「政治剿共」的第二廳，所以南昌行營上下又稱楊永泰為「七分廳長」。
楊永泰的政治剿共措施主要有以下幾條：
第一，加強政治宣傳工作
他組織求是通訊社，專門負責行營的新聞發稿工作，以振奮民心軍心，同時防止各種流言的傳播；組織努力劇團和奮鬥文藝社，作為戰鬥前線的文化標兵。
第二，加強基層政權建設
原來，國民黨對基層的控制幾乎為零，靠的是民間的自治。現在為了對抗共產黨嚴密的基層政權組織，楊永泰又把歷史上的保甲制度恢復了起來，在蘇區實行軍人獨裁，強化保甲組織，厲行連坐制，對蘇區民眾實行所謂的「軟化、分化、感化」政策。
第三，對蘇區厲行經濟封鎖
楊永泰一早就建議蔣介石對蘇區實行嚴厲的經濟封鎖，以拖垮蘇區經濟。國民黨利用軍隊系統、行政系統和黨務系統，圍繞著蘇區組成了一個嚴密的封鎖系統，要與紅軍打一場「政治戰」、「經濟戰」和「立體戰」。
需要註意的是，楊永泰的政治戰、經濟戰和立體戰並不是孤立的，而是國民黨內許多人共同奮鬥的結果，其中最重要的一個人是——康澤。
康澤是黃埔出身，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回國後在蔣介石身邊做侍從參謀，曾任二師政治部主任，是蔣介石的瘋狂崇拜者，具有出眾的宣傳和組織才華。1933年至1934年，在一年的圍剿戰爭中，康澤帶著他的別動隊，成為楊永泰政治剿共最直接的執行者，也是蔣介石第五次圍剿勝利的重要因素。
在這之後，隨著第五次圍剿戰爭的成功，這次圍剿中所積累的政治經驗，便成為蔣介石系統政治工作的範本，被他照搬到其他共產黨的根據地中。而康澤，也成為無數共產黨人心目中惡魔的代稱。
令人稱奇的是，紅軍戰略轉移之初，楊永泰判斷他們可能走一條匪夷所思的路，那就是過湖南，入雲貴，穿過金沙江，渡大渡河，從川西北上，這與後來紅軍的長征路線高度雷同。但實際情況卻是，當時的戰略轉移路線，連中央自己都在爭論，都不知道將來到底會去哪裏，但楊永泰竟然把紅軍後面的路線提前判斷了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