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為了擺脫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五次「圍剿」，紅軍被迫開始了他們的長征之旅，以此徹底跳出國民黨反動派的包圍圈，並將各地紅軍的力量全部團結在一起。
然而，由於長征的特殊性和重建蘇區後續革命力量的需要，許多紅軍成員未能與大部隊一同進行長征，而是留在當地進行遊擊作戰。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陳毅陳老總。
在蘇區進行遊擊作戰的紅軍中，陳毅遇見了一位特殊的戰士，她因為懷孕而被留下來。然而，在與國民黨反動派的戰鬥中，這位女戰士不幸犧牲了。
幸運的是，她的兒子活了下來，她的丈夫在新中國成立後成為了副總理。而他們的兒子在45年後才與父親團聚。這位英勇的女戰士就是革命烈士唐義貞。
1923年秋，董必武在湖北女子師範學院擔任教務主任時，他的故友帶著妹妹來找他。
唐義精是董必武的故友，他是武漢中醫世家的傳人。此次來訪的原因是因為他的妹妹唐義貞以十四歲的年紀考入了湖北女子師範學院。
在當時的教育環境下，十四歲就考上湖北高等女子師範學院是非常罕見的。董必武對唐義貞非常關心。董必武和唐義貞的哥哥是舊識，深受董必武精神的影響，因此在妹妹考入董必武主持教務的學校後，他很快便帶著妹妹拜訪董必武。
唐義貞此後經常閱讀董必武的著作，深受他的革命思想的影響。看到唐義貞的思想覺悟逐漸提高，董必武決定邀請她加入革命隊伍。
17歲的唐義貞在1926年加入了武漢共產主義青年團，開啟了她投身社會主義革命的征程。唐義貞的進步速度令人矚目，不久後她便被任命為湖北女子師範學生會和婦女協會的負責人。
在接觸革命思想後，她對舊社會對女性的壓制深感痛心疾首，決定自己的婚姻和選擇必須由自己來做主。作為家中唯一女兒，她得到了家人的全力支持。
盡管唐義貞已經擺脫了封建婚姻的束縛，但她知道仍有許多女性仍在受其折磨，這使她的革命信念更加堅定。
在革命的道路上，我們遭遇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猛烈攻擊。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和國民黨右翼勢力在上海發動了一場全國性的反革命政變。
中國共產黨的上海等地成員立即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前往武漢，同時，全國各地的中國共產黨組織遭受了嚴重破壞。反動派由以國民黨右翼為主、各地方新舊軍閥和封建勢力組成，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他們加入了殘害共產黨人的行列，導致全國範圍內出現了白色恐怖。
同年7月15日，武漢國民政府在汪精衛的領導下，宣布與中國共產黨決裂，革命形勢變得更加嚴峻。為了應對這一挑戰，黨中央決定將年輕的骨幹成員送往蘇聯學習，唐義貞也是其中的一員。
唐義貞的母親身患重病，她非常希望能有唐義貞在身邊照顧。唐義貞回想起自己在求學期間，母親曾為了她而徹夜未眠，母親的愛讓她感到無比溫暖。
然而，唐義貞已經在武漢公開參與革命，還參加了漢口鐵路工人的宣傳工作，她已經成為了國民黨的密探和特務的目標。
為了保護家人，也為了繼續革命事業，唐義貞在病榻上的母親的不舍中，選擇了跟隨代表團前往蘇聯。正是在代表團中，她遇見了未來的丈夫陸定一。
在黨的領導下，陸定一、瞿秋白、鄧中夏、何叔衡等人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成員，帶領唐義貞等年輕的共青團骨幹前往蘇聯學習，並擔任駐少共國際的代表。
這些傑出的革命前輩是國民黨反動派的頭號目標，但他們堅定信仰，勇敢前行。在莫斯科的學習生活中，陸定一與唐義貞相戀，並於1929年12月結為連理。
然而，共產國際東方部長米夫為了獨攬中山大學黨支部的領導權，對陸定一進行打壓，甚至開除了唐義貞的團籍和學籍。
面對這樣的打壓，唐義貞堅信代表團和陸定一是正確的，毫不屈服。
米夫的上級決定讓唐義貞前往醫療組學習，回國後負責醫療工作。1930年，陸定一與唐義貞相繼返回中國，兩人在上海的中央特科工作。
由於中央特科的保密原則，許多同誌並不知道自己是特科成員。雖然陸定一知道自己和妻子一直在特科領導下工作，但唐義貞並不知情。
直到周恩來在同誌掩護下出現在他們的住處，此時他已經成為了中央特科的負責人。
唐義貞雖然不認識周恩來，但周恩來卻讓她認識到工作的重大性。他們必須倍加小心，以防因疏忽而暴露周恩來的行蹤。
直到周恩來安全離開後，唐義貞也沒有告訴她的丈夫周恩來的真實身份。他們明白，知道的越少，在某種程度上越安全。
他們只需要專註於自己的工作，這是對組織和他們自己最好的保護。這對革命伉儷對彼此的工作都不了解，只有在工作內容有所重合時，才會了解到對方的大體工作內容。
1931年初，陸定一在黨的指示下前往閩西革命根據地工作。盡管他們都在期待在革命根據地的革命生活，但並沒有意識到他們的革命之路還將充滿艱辛。
隨著共產國際更直接地幹預國內革命，1931年6月底，王明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成為最高領導人。陸定一因共產國際的幹預被免去職務。
在此期間，身懷六甲的唐義貞被迫與陸定一分離，但她堅信陸定一是正確的，黨的正義最終會得以伸張。在她的堅持下，1931年的最後一天，她在葉坪生下了她與陸定一的第一個孩子，為了紀念這個地方，孩子取名為「葉萍」。
1932年初，唐義貞被調到勝利縣的中央衛生材料廠擔任廠長。在這個時候，陸定一又因執行「王明路線」的博古被扣上了「右傾」的帽子。
盡管如此，唐義貞仍然堅守自己的信仰，一邊獨自撫養孩子，一邊負責廠裏的生產工作。
唐義貞在留蘇期間面臨著艱難的處境，更糟糕的是，還有一個人在她與丈夫失去聯系半年後向她求婚，還說陸定一回不來了。
然而，唐義貞堅信陸定一一定能夠回來，她的等待也註定會有結果。 1933年，董必武直接幹預下，陸定一被平反並安排到了瑞金工作。
為保證生產安全和供給，中央衛生材料廠在上級指示下搬到了瑞金郊區。唐義貞和陸定一在分別一年半後，終於在瑞金迎來了他們的第三次重逢。
陸定一看著自己的妻兒，心中充滿了愧疚，但唐義貞毫無怨言。1934年10月，由於「王明路線」的錯誤指導，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為了保存實力，紅軍決定主力部隊進行長征，無法跟隨的傷員和部份幹部留在根據地進行遊擊戰。
當時唐義貞已經懷孕七個月，行動不便，無法跟隨大部隊進行長征。而陸定一則在長征的隊伍中，這意味著夫妻二人將再次面臨分別。
唐義貞聽了陸定一的情詩後，她堅定地說：「革命總會勝利的，我們也會有再相見的那一天。孩子生下來後，就叫他小定，我們三個人等著你回來。」
這就是兩人的最後一次見面。唐義貞未能親眼見證革命的勝利，而陸定一與兒女相認，已是數十年後的事了。1934年10月，隨著紅軍主力開始長征，國民黨反動派一方面調動大軍對紅軍進行圍追堵截，另一方面對留在革命根據地進行遊擊作戰的紅軍戰士進行追擊。
在這種情況下，唐義貞只能把不到三歲的長女葉萍寄養在瑞金的一戶農家。1934年11月20日，唐義貞在鄧子恢母親的陪伴下，在長汀縣的窪田鄉生下一個男孩，唐義貞也根據與丈夫的約定給孩子起名為小定。
在毛澤覃和唐義貞進行遊擊作戰期間，由於安全考慮，孩子不能隨行。於是，他們將孩子交給當地範其標夫婦照顧。
然而，國民黨反動派緊追不舍，不久就跟蹤來到了烏蛟塘，並將遊擊隊包圍。不幸的是，唐義貞等人被俘虜。為了爭功，敵人沒有殺他們，而是將他們拖著毆打，帶到團部進行嚴刑拷問。
由於紅軍中女軍官稀少，敵人認為唐義貞這樣的女紅軍身上可能隱藏著對他們有利的重要情報，而相對於男性，女性似乎更容易突破。
唐義貞的故事顯示了女戰士的堅韌和無畏。盡管她在拷打中表現出了對信仰的堅持，但是在敵人牢獄中組織戰友逃脫的努力也令人深感敬佩。
然而，紅軍戰士們因為傷勢嚴重和饑餓而無法逃得太遠，最終被敵人殺害。陸定一得知這個訊息後，深受打擊，妻子和孩子都失去了訊息，使他的意誌一度消沈。
然而，他將憤怒轉化為革命的動力，這使他更加堅信革命的意義和重要性。他深信，自己的悲劇不能成為他人的痛苦，因此在1949年，革命迎來了曙光，新中國成立了。
陸定一作為中共中央宣傳部長，一生都在尋找失散的兩個孩子。盡管擔任了國務院副總理，工作繁忙，但他從未放棄。
數十年來，他一直心存疑慮，擔心孩子們是否還活著。直到1979年，研究員們終於查清了唐義貞遊擊隊的轉移過程，陸定一終於在長汀縣長大了的兒子陸小定。
為了感謝範其標夫婦的幫助，他與兒子商量後，將兒子的名字改為「陸範家定」。這個尋找過程長達四十五年，充滿了艱辛和挑戰，但陸定一的愛和堅持從未改變。
葉萍在尋找親人時，無意中發現了自己的母親可能就是當年被寄養在農家的唐義貞。隨著許多共軍將士的革命事跡被曝光，陸定一的孫女也發現了這一事實。
至此，這對兒女的下落終於得以確定。葉萍的女兒立即給陸定一寫信，詳細介紹了自己母親的情況。1987年，葉萍與分別了53年的親生父親陸定一重逢，而此時的陸定一已經81歲了。
陸定一在聽說唐義貞去世的訊息時，曾說過：「從此，不論是大喜事或大悲事，我都流不出眼淚來了。」1996年5月9日，陸定一在北京病逝。
雖然他與唐義貞結婚僅6年，相處時間更少，但是現在他找到了兩人的孩子，最終安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