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20日，蔣氏在重慶收到了新四軍將領葉挺與項英的緊急電報。電報中明確指出：「高敬亭似有叛變投敵之嫌，為大局計，建議立即執行槍決。」
蔣氏覽畢，心中大喜過望，不禁高聲喝彩。他毫不遲疑地回電表示贊同，毅然決然地寫下了「同意處決！」的字樣，彰顯出他果斷決絕的態度。
6月24日，肥東縣白龍鎮青龍場新四軍駐地，審判會落下帷幕。高敬亭眼眶濕潤，他深吸了一口氣，向葉挺敬了一個莊重的軍禮，每一個動作都充滿了敬意與深情。
葉挺微笑著還禮，並誠懇地表示：「你的風采，無疑證明了你是一位真正的軍人，你的堅韌與忠誠，都深深地打動了我，我對你充滿了敬意。」
接著，高敬亭毫無懼色地表達了他的決心：「對於革命者來說，死亡並不可怕。但我希望，當我走向生命的終點時，能是踩在象征榮耀的紅地毯之上。」
請向我的愛人史玉清同誌傳達我的意願，將我們珍愛的孩子托付給偉大的人民撫養，讓他們的愛與關懷伴隨他成長，這是我深切的期望與信任。
緊接著，年僅32歲的高敬亭在刑場上，振臂高呼口號，悲壯而堅定。最終，他英勇就義，被冷酷的槍聲終結了生命，他的英勇事跡永載史冊。
高敬亭是一位傑出的歷史人物。他的一生充滿傳奇色彩，既有著非凡的軍事才能，也有著堅定的革命信仰。他的事跡不僅彰顯了英雄本色，更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他身為新四軍的高級指戰員，當年的職務甚至高於粟裕。他憑借卓越的軍事才能和堅韌的領導精神，為新四軍的發展壯大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是新四軍中不可或缺的一員。
談及新四軍，陳毅、粟裕、葉挺、項英等名將的名字自然躍然心頭。然而，不可忽視的是，當時還有一位與陳毅同級的重要幹部，他的貢獻同樣值得銘記。
徐海東繼任者於1955年榮膺大將軍銜，顯耀一時。昔日他身邊的警衛員萬海峰，日後亦嶄露頭角，出任成都軍區政委，並在1988年榮升上將軍銜，成就非凡。
在新四軍的多路隊伍中，他所率領的兵力堪稱最為雄厚，同時也在戰鬥中斬獲了最多的日偽敵軍。他的英勇與智慧，為新四軍立下了赫赫戰功。
他以雷霆萬鈞之勢，令日偽勢力膽戰心驚，聞風喪膽。蔣氏政權亦因他而日夜不安，寢食難寧。他的英勇事跡，成為時代的傳奇，永載史冊。
蔣軍曾以十萬賞金懸賞其首級，企圖除之而後快。然而，這位英勇之士最終並未落入敵手，反而在新四軍駐地被正義之劍斬落。其英勇事跡，傳頌千古，激勵後人。
因他的誤殺，引發嚴重後果。新四軍支隊萬余人中，流失逾兩千人。大別山根據地民眾對新四軍一度失去信心，信任危機籠罩。此事件，影響深遠，令人痛惜。
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之初，群眾對其行動並不理解，因此遭遇了諸多挑戰。然而，盡管困難重重，但軍隊仍堅定前行，逐步贏得了群眾的信任與支持。
得知高敬亭被處決的訊息，主席在延安聞訊後震怒不已，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少奇同誌同樣感到疑惑，他質問：「為何對高敬亭處以極刑？此舉究竟有何緣由？」
高敬亭究竟是何許人也？為何竟落得被新四軍處決的下場？又是誰下達了這樣的命令？這其中，必然隱藏著諸多不為人知的秘密與故事，值得我們去深入探究。
【（一）懸賞十萬捉拿的「遊擊專家」】
高敬亭，1907年生於河南光山的貧困之家，年紀較葉挺輕11載，較陳毅小6歲，與林彪、粟裕同齡。雖身處困頓，卻心懷壯誌，矢誌不渝，為革命事業拼搏終身。
1927年深秋，正值青春年華的高敬亭，與英勇的徐海東並肩，投身黃麻起義的烽火之中，毅然決然地加入了革命的隊伍，踏上了光榮的征程。
1934年末，徐海東領導紅25軍踏上長征征途；與此同時，高敬亭在大別山地區重組紅28軍，並肩負起政委的重任，繼續堅守革命陣地。
他憑借超凡的膽識與傑出的軍事智慧，在敵軍的重重包圍下，率領部隊頑強抗爭，堅持了三年的遊擊戰爭，展現了非凡的領導才能與堅韌不拔的精神。
敵人仗著兵力雄厚、武器先進，屢次對大別山根據地發起猛攻，企圖一舉剿滅。然而，我軍英勇抵抗，堅守陣地，使敵人多次圍剿均告失敗。
三載光陰，他統領數千遊擊隊眾，面對十六萬蔣軍正規軍的圍追堵截，始終從容不迫。他以堅定的信念與智慧，引領隊伍在戰火中穩步前行，展現出無畏的勇氣和卓越的領導力。
蔣氏特派得力助手、「百戰名將」衛立煌出征，除部署十余萬精銳部隊，更組織三十余縣保安團。建造碉堡逾八萬五千座，封鎖線四十四條，對紅軍實施「駐守剿滅」、「全面圍剿」及「追擊剿滅」之戰略。
然而，結果卻令衛立煌深感絕望。紅軍士氣高昂，屢戰屢勝，而敵軍則節節敗退，毫無還手之力。憤怒之下，他竟懸賞十萬大洋，誓要取高敬亭性命。
綜上所述，歷經三年的艱苦圍剿，大別山的革命火焰不僅未曾熄滅，反而愈演愈烈，煥發出更為旺盛的生命力。這場革命鬥爭，不僅堅定了人們的信念，更鑄就了不屈不撓的革命精神。
隨著隊伍的壯大，原先的2000人已經擴充套件至近萬名英勇戰士。在大別山的廣袤土地上，紅旗高高飄揚，象征著革命精神的熊熊燃燒，激勵著我們勇往直前。
在冷酷的現實面前，衛立煌不得不承認，高敬亭這位以遊擊戰術聞名的「專家」，確實是個難以應對的勁敵。他的狡猾與機敏，使得衛立煌倍感壓力。
【（二）新四軍中的一把利劍】
1937年抗戰烽火燃起，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日合作旗幟下挺進戰場。新四軍初建時，下轄四支勁旅，尤以高敬亭所率四支隊實力最為雄厚，成為抗戰的中堅力量。
陳毅、傅秋濤等人領導的第一支隊，匯聚了湖南、湖北、江西、廣東、安徽、浙江等省邊區的精銳遊擊隊力量，匯聚成一支實力雄厚的隊伍，總兵力超過兩千三百人。
張鼎丞、粟裕等領導的第二支隊，匯聚了福建、江西、廣東交界及浙南地區的遊擊隊精銳，匯聚成一股強大的力量，總兵力達到2100余人，展現出了堅定的革命意誌。
張雲逸、譚震林、葉飛等人率領的第三支隊，由閩北、閩東遊擊隊精銳組成，總計兵力達2200余人，匯集了一支強大的抗日力量，以堅定的決心投入到抗日鬥爭的洪流中。
高敬亭領導的第四支隊，系由鄂豫邊遊擊隊壯大而來，人數多達3100余人，匯聚成一股不可小覷的力量。他們英勇善戰，憑借豐富的遊擊經驗，為革命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新四軍中，四支隊人馬最為龐大。其脫胎於紅28軍精銳，士兵訓練有素，裝備先進，戰鬥力堪稱翹楚。這支部隊猶如新四軍中的鋒利寶劍，所向披靡。
在高敬亭的領導下，四支隊展現出非凡的戰鬥力。自1938年3月與日軍交鋒以來，他們英勇奮戰，屢獲勝利，充分展現了四支隊的實力與決心，為抗日事業作出了傑出貢獻。
僅當年七月，我軍於皖中地區與日軍交鋒十三次，每戰皆捷，無一敗績。我方英勇善戰，以雷霆之勢屢次擊敗敵軍，展現了中華民族的頑強抵抗精神。
新四軍初戰告捷，其首戰即為1938年6月17日的韋崗伏擊戰，此戰由新四軍第二支隊副司令員粟裕精心策劃。此役不僅展示了新四軍的英勇，更彰顯了粟裕的卓越指揮才能。
此役發生在鎮江以南的韋崗地區，我軍伏擊行動中，日軍少佐土井與大尉梅澤武四郎等十余人斃命，另有若幹日軍負傷。此戰展現了我軍英勇無畏的戰鬥精神，取得顯著戰果。
盡管殲敵數目有限，但此舉重創日軍囂張氣焰，打破了其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振奮了中國軍民士氣。延安方面亦對此予以高度贊譽，表彰英勇戰績。
1938年5月12日，高敬亭領導的第四支隊二營，巧妙地在蔣家河口布下陷阱，成功圍殲了日軍巢縣守備隊共計25人，整場戰鬥結束，我方二營指戰員竟無一傷亡，堪稱戰鬥奇跡。
此次戰鬥成果顯著，遠勝於韋崗伏擊戰，且發生時間更早。此次勝利不僅彰顯新四軍的英勇，更成為新四軍抗日征程中的首場輝煌戰績，堪稱一次漂亮仗。
從上述表現來看，四支隊在戰鬥中的出色表現實至名歸。他們具備過硬的戰鬥素質和豐富的實戰經驗，無論是面對何種挑戰，都能以堅定的意誌和高效的行動贏得勝利。
據統計，新四軍四支隊在高敬亭領導下，自組建至1939年6月，與日偽軍交戰逾兩百次，殲敵逾兩千人，清除叛徒民團與土匪近四千人，彰顯其堅韌不拔的戰鬥精神與卓越戰績。
江南百姓視高敬亭為傳奇英雄，四支隊被譽為「天兵天將」。此訊息傳開，眾多熱血男兒心潮澎湃，紛紛慕名而來，爭相投身這支英勇的隊伍，共赴國難。
經過一年的時間，四支隊如同滾雪球般迅速壯大，人數從最初的寥寥數人迅速增長到近萬人，其力量之強大，令人矚目。
在此之際，高敬亭因其卓越的表現和堅定的立場，不僅成為了日偽的眼中釘，更成為了蔣氏心中的大患，令其心憂如焚，難以安寧。
日軍懸重金捉拿我軍將士，頑固派亦設重重阻礙，對四支隊施加壓力，企圖阻撓其行動。四支隊面臨重重困境，但仍舊堅守初心，勇往直前。
這位英勇的將軍，曾經令日偽膽寒，為何最終卻在新四軍的槍火中倒下？其背後究竟隱藏著怎樣的秘密？他的離世，又究竟是如何釀成的悲劇？這一切，都值得我們深入探究。
在新四軍高層眼中，那些抗命者如同脫韁的野馬，難以駕馭。他們雖擁有堅定的信仰與熱情，但時常忽略軍紀，行事莽撞，令高層頗為頭疼，需要細心引導與規訓。
高敬亭之所以遭受嚴厲制裁，其關鍵原因在於他表現出對上級領導的嚴重不服從態度，公然違背命令，這種對組織紀律的漠視和挑釁，最終導致其受到了應有的懲罰。
1939年4月末，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應運而生，旨在統一行動。該指揮部肩負起指揮江北新四軍第四、第五支隊及江北遊擊縱隊的重任，確保力量協同，共禦外侮。
張雲逸被任命為指揮，羅炳輝擔任副指揮一職，而賴傳珠則肩負起參謀長的重任。同時，鄧子恢也受命擔任政治部主任，共同為戰鬥的勝利貢獻力量。
新四軍中的佼佼者，戰績顯赫的四支隊司令員高敬亭，卻意外未列入指揮人員之列。這一事實令人費解，畢竟高敬亭的軍事才能與輝煌戰績均為人所共知。
指揮部一經成立，即令四支隊火速馳援合肥、定遠、全椒一帶，務必於該區域穩固建立抗日根據地，以構築堅實的防線，確保人民安寧，捍衛國家尊嚴。
1939年5月，四支隊遭遇了重大變故。當時，第七團團長楊克誌和副團長曹玉福竟然選擇背離革命，轉而投靠蔣軍，這一舉動在隊伍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動和憤慨。
葉挺與項英對此深感憤怒，遂以新四軍江北指揮部之名，向四支隊第七、九團下達指令，命令其繼續東進，至合肥青龍場、埠子裏一帶集結，等候新的命令。
此刻，高敬亭無奈之下，只得率領支隊前往青龍場。盡管心有不甘，但形勢所迫，他只能順應時局，帶著隊伍踏上了前往青龍場的道路，期望在那裏能夠尋找到新的出路。
5月10日，葉挺親臨舒城縣，召集軍事會議。會上，他敦促高敬亭做出抉擇，必須遵循指揮部指令，使四支隊東進，以確保軍事行動的順利進行。
高敬亭回應道，四支隊攜有醫院及後方機構，行動步伐略顯遲緩，難以立即撤離。他解釋說，由於諸多因素，我們目前難以迅速行動，「尚需一些時間方能整裝待發」。
葉挺憤怒至極，發出嚴厲的最後通牒：四支隊必須在兩周內整裝待發，否則後果自負！
經過深思熟慮，高敬亭最終選擇妥協，點頭表示同意展開行動。他明白當前的形勢不容猶豫，必須迅速作出決策，以確保任務的順利進行。
然而，在葉挺撤離後，部隊本應繼續東進，但高敬亭卻背道而馳，下達了截然相反的指令。他命令第7、9團停止前進，這無疑給整個行動帶來了不小的困擾和阻礙。
他與葉挺、項英之間的分歧突然加劇，矛盾迅速升級。
6月23日，葉挺在青龍場四支隊指戰員會議上，莊嚴宣布高敬亭四項重大罪行：其一是貪汙腐化，挪用公款；其二是縱兵殃民，肆意破壞；其三是違背命令，拒不執行；其四是擅離職守，逃避責任。
一、軍隊統帥們以擁兵自重為手段，置軍部指揮於不顧，自行其是，無視統一指揮，嚴重破壞了軍隊的紀律和戰鬥力，對國家的安全和穩定構成了嚴重威脅。
二、對於上級派遣的幹部，存在明顯的排擠現象。這些幹部往往被視為外來者，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冷遇，無法融入團隊或得到應有的支持，導致工作難以順利開展。
三、存在宗派主義傾向，傾向於任用親信人員，對部下的違紀行為持縱容態度，無視組織紀律，嚴重損害了團隊的整體利益和形象，應予以嚴肅處理。
四、嚴重存在山頭主義現象，過分強調個人權威，形成家長作風。在用人方面，不註重能力和素質，而是憑借個人喜好和關系進行選拔，導致用人不當。
對於這四條指控，高敬亭堅決否認，並逐條進行反駁。他堅稱自己無罪，對每一條罪狀都進行了有理有據的辯駁，展現出強烈的自我辯護意識。
談及情感深處，高敬亭的話語一度哽咽，他努力壓抑著內心的激動，卻難以掩飾眼中的淚光。他的聲音顫抖，充滿了真摯與深情，讓人感受到了他內心深深的情感波動。
他坦言：「紅28軍於困境中獨自奮戰三載，成功護持革命火種，我何錯之有？在斷絕與中央聯絡的困境中，我們頂住數十倍敵軍的圍攻，實屬不易。」
高敬亭對錯誤視而不見，堅稱自己無過，導致矛盾日益尖銳。危險如影隨形，悄然逼近，他卻渾然不覺，依舊固執己見，不願回頭。
會議前夕，項英與葉挺緊急行動，同時向延安與重慶發出緊急電報，言簡意賅地指出：「高敬亭或有叛變之嫌，為保大局，建議執行槍決。」此電報傳遞出對局勢的嚴峻判斷與果斷決策。
蔣氏閱罷電報，喜形於色，迅速回復批準之令。他深知此舉對於局勢的重要性，故毫不遲疑地給予肯定，展現出果斷的決策力，令眾人倍感欣慰。
項英與葉挺在接到蔣氏的回電後，尚未等待延安方面的回復，便匆忙采取行動。於6月24日，兩人果斷決定處決高敬亭，展現了堅決果斷的決策風格。
高敬亭被槍決後，指揮部方接獲延安的電令。這一訊息突如其來，令眾人驚愕不已。盡管電令內容未明，但已足以引起指揮部的深思與警覺。
當時新四軍軍部與延安的聯系受阻，需經長江局中轉至皖南軍部，再傳達至江北指揮部，中間環節眾多，導致資訊傳遞耗時較長，延誤了重要時機。
得知高敬亭遭遇不幸，主席震怒不已，隨即發出緊急電報給葉挺、項英及鄧子恢等人，言辭嚴肅地指示：「務必迅速查明此事的真實原因，不容有失。」
事後，核心涉事者葉挺、張雲逸及鄧子恢均對自身所負之責進行了深刻反思。他們嚴肅地審視了事件經過，對自己的失誤和疏忽進行了坦誠的檢討，展現了高度的責任感和自省精神。
周副主席與少奇同誌皆認為，高要回大別山實為明智之舉。畢竟，擁有根據地總比敵人肆意占領更為有利。我們仍需堅守陣地，方能在戰鬥中取得優勢。
1975年11月30日，高敬亭之女高風英致信主席，懇請查明其父被誤殺之真相，以正名節。期盼公正之論斷，還父親以清白，解家人之心結。
主席鄭重指示相關部門進行全面調查，並在高敬亭的相關材料上寫下批示：「我深感此案處理有失妥當。」他要求確保查明真相，以維護公正與公平。
高敬亭長眠地下已三十八載，如今終於可以安息了。他的付出與堅守，將永遠銘記在人們的心中。願他在天之靈得以慰藉，歷史將銘記這位英勇無畏的戰士。
高敬亭被處決，原因錯綜復雜，難以一言以蔽之。然而，從總體上看，這一決策無疑是失當的。盡管歷史背景紛繁復雜，但我們必須正視這一錯誤，以史為鑒，避免重蹈覆轍。
新四軍四支隊司令員、十大將之一的徐海東曾深刻指出：我們必須堅定信念，勇往直前，不畏艱難，緊密團結，方能戰勝一切困難，取得最終勝利。這番話，言簡意賅，十分中肯。
誅殺高敬亭實乃大不智之舉。他歷經三年遊擊戰，成功守護了鄂豫皖蘇區的紅旗，功績顯著。他所犯的錯誤，主要源於思想偏差和認識不足，而非原則性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