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艾娣教授任教於牛津大學，她第一本譯成中文的論著是【夢醒子】，該書出版後即受到了國內歷史學者的廣泛關註，影響頗大。沈艾娣教授著作頗豐，關註的主題也很廣泛，研究方法則較為一貫，無論是【夢醒子——一位華北鄉居者的人生】還是【傳教士的詛咒——一個華北村莊的全球史】，皆是采用以往學者未曾註意、不甚常用的史料，透過書寫引人入勝的故事表現以往不被註意的人物，並借此回應歷史中的大問題。本月她來到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存取，並於14日下午在復旦大學做了一場講座，題為「徐適之在拿坡里把脈：啟蒙時代西方世界的第一個中醫」，本場講座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金光耀教授主持。在這場講座中她講述的主角是清代一位來自中國甘肅的醫生——徐適之，這位名不見經傳的小醫生遠渡西洋，在拿坡里受到了當地貴族的追捧，並在與當地醫生的交往中將中醫技藝留在了異鄉的醫學世界中。如金光耀教授所說，在清代這樣一位醫生，如果來到了當時的松江府（即今日上海市），或許不能成名，但卻機緣巧合地在遙遠的拿坡里爆得大名，沈艾娣教授的報告增進了大家對東西方交流認識。
18世紀歐洲的把脈圖
沈艾娣教授首先介紹了本次講座關註的兩個人物：徐適之與Domenico Cirillo。徐適之是甘肅甘州人（今甘肅省張掖市），生於1748年，是第一個在歐洲行醫的中國人，曾在拿坡里生活五年。Domenico Cirillo則於1739年在拿坡里出生，是一位醫生、科學家，最後成了意大利的革命烈士。Domenico Cirillo曾在拿坡里與徐適之交往，並從徐處習得了中國醫學的脈診知識，由其學生整理形成【論脈搏】(Tractatus de pulsibus)一書，這本書被意大利南部的醫生沿用了五十多年。
本場講座的核心問題是「個人相遇與知識流通」。知識如何流通、為什麽流通、如何跨文化流通，是科學史關註的重要問題，以往學者比較重視「相遇」（encounter）、「對話」（dialogue）和「跨文化共同制作」（co-production）等議題，研究物件以文本流通為主，也有部份關於藥品、藥物的研究。本場講座關心的則是個人相遇對於知識流通的重要性。沈艾娣教授認為，個人相遇對於醫學知識的交流尤其重要，因為醫學知識雖然存在一部份能夠透過文本傳達的「命題知識」（propositional knowledge），但大量的知識屬於「隱形知識」（tacit knowledge），如觸摸把脈等實踐技能。這部份知識無法從書本習得，只能透過個人相遇流通。因此，沈艾娣教授希望借助拿坡里東洋大學檔案館收藏的徐適之書信，討論徐適之與Domenico Cirillo的個人相遇對於中醫脈診知識流通的意義。
沈艾娣教授
此外，沈艾娣教授希望透過這項研究與哈佛大學栗山茂久教授的【身體的語言——古希臘醫學和中醫的比較】一書對話。在沈艾娣教授看來，【身體的語言】一書重視闡發中西方醫學知識系統和哲學理念的根本差異，然而，在過去的200年間，中醫與西醫一直存在雙向的交流和影響，今天的英國醫院也引入了中醫的治療手段，中西方醫學知識的系統性差異雖然存在，但這不意味著中醫與西醫不能一同實踐。當徐適之來到拿坡里時，當地的貴族紛紛邀請他診病，Domenico Cirillo吸收了徐適之帶來的脈學知識，並將其運用到把脈實踐中，沈教授希望透過研究徐適之與Domenico Cirillo的交際，重新理解中西方醫學相遇的歷史。
透過脈搏理解身體狀況是一種跨文化現象，把脈是中西方醫學自古以來皆有的診斷技術，但二者的脈診方法不同。中國的脈診技術將診脈分為「寸、關、尺」三部，並依據【黃帝內經】的傳統診脈；十八世紀歐洲則有兩個不同的脈診系統，其一來自古希臘醫生蓋倫（Galen），蓋倫有一套詳細的診脈技術，並以文本保存下來，但到18世紀時，歐洲的醫生已經不太清楚如何使用蓋倫的理論；其二是基於17世紀機械身體論和血液迴圈學說的脈診法，這一診法將身體整體看作機器，但18世紀的醫生認為這套診脈技術無法呈現身體的全部。
中國的脈診技術是在這一背景下進入歐洲的。17世紀開始，歐洲人得以透過耶穌會士接觸中國，17-18世紀的歐洲人盡管對中國了解不多，但卻非常崇拜中國，將其視為理想的國度。受此影響，中國的醫學也被歐洲人理想化，他們對中國醫生僅透過把脈便能了解身體狀況的做法非常推崇。由於脈診技術是中國醫學知識中比較接近西方醫學的部份，一些歐洲人開始轉譯脈診類的醫書，如明代醫家張世賢的脈診書籍就曾被一位波蘭傳教士轉譯成拉丁文。但是，由於脈診本身是不易言傳的實踐技術，將張世賢諸如「指下尋之，兩頭即有，中間全無，曰芤」等描述轉譯為拉丁文存在困難，這位傳教士的古代漢語水平很高，但是觸摸原來就是很難用文字表達，所以歐洲人難以透過他的譯著了解中國的脈診。盡管如此，歐洲人對中國脈診技術的興趣依然持續著，17世紀的英國人Sir John Floyer還說他由此發明了脈沖計數器。
在沈艾娣教授看來，另一需要註意的背景是，18世紀生機論學說（Vitalism）使得歐洲人對身體的認識發生了變化。生機論者認為僅僅將身體視作機械是不夠的，其關註人體內的「生機」，註重研究生理學與神經系統，如Albrecht Haller透過活體解剖小動物的方法研究刺激（irratation）與感覺（sensibility）；Théophile de Bordeu關註內臟與脈搏的聯系，認為脈搏能夠反映內臟的情況，日本學者寺田元一（Motoichi Terada）就此展開過討論。生機論的興起增進了歐洲人對中醫脈診知識的興趣，但由於脈診既需要文本承載的「命題知識」，也需要文本之外的「隱形知識」，歐洲人無法透過本文理解中醫把脈的技術。這便是徐適之來到拿坡里前的思想空氣。
沈艾娣教授指出，徐適之並非第一個來到歐洲的中國醫生，根據荷蘭學者包樂史（Leonard Blussé）的研究，在徐適之到來前，另一個中國醫生Zhou Meiye也曾以隨行醫者的身份陪同荷蘭商人到達荷蘭，不過，這位醫生沒有在歐洲長期停留，影響力也很有限。
徐適之舉家信仰天主教。康熙年間，一位中國傳教士去到甘肅甘州傳教，自此天主教開始在徐適之的家鄉傳播。徐適之出生於底層士人家庭，少時大概科舉經歷不順，連秀才也沒有考取，但我們知道他對律令和醫學的知識有所涉獵，就在甘州當地行醫，還曾在當地教會擔任會長，是位有才幹的青年。
拿坡里有一座中國學院，學院的創始人馬國賢神父（Matteo Ripa）曾在康熙時期來華傳教，雍正時期返回歐洲，並於1732年創辦了這所學院。學院招收中國的學生，給與其歐洲精英式的教育，教導他們學習古希臘語、拉丁語、希伯來語及修辭學、歷史、各類神學等。學院也會招收一些能夠負擔高額學費的拿坡里當地貴族學生，與中國學生一同教授，以維持學院的開支。陜西渭南籍的傳教士郭元性曾在這所學院學習，歸國後，郭元性來到了甘肅甘州，希望為這所中國學院招收一些年輕學生。郭元性在甘州停留了三年，在此期間，徐適之擔任了郭元性的秘書，並表示希望去拿坡里中國學院學習。盡管徐適之此時已經24歲，不再是適合學習歐洲語言的年紀，且徐的家人已為他訂婚，不希望他前往歐洲，但他已決心前往。最終，徐適之在1773年到達了歐洲。
18世紀後期的拿坡里對中國依舊充滿興趣，拿坡里女王有一個滿是瓷器裝飾的中式房間，中國學生來到拿坡里時會受到國王的接見。國王聽說徐適之是中醫，就接見徐適之時詢問此事，盡管中國學院的院長說明這只是傳聞，但找他看病的貴族仍然絡繹不絕。沈艾娣教授發現了一些貴族請求徐適之為他們診病的書信，並展示了其中一封，此封信寫作於1776年，彼時徐適之已經到達歐洲三年，依然有貴族請他看病，表明他的診斷沒有辜負當地病人的期待。
接下來，沈艾娣教授以攝政貴族Tanucci妻子的病情記錄為例，討論了徐適之的診斷過程。雖然徐適之因脈診技術而出名，但在實際診療時，他在依靠診脈之余，也會聽取病人對病況的描述，由於徐適之不擅長意大利文，往往會攜帶其在拿坡里中國學院的同學作為口譯。需註意的是，拿坡里的病人會使用當地通行的醫學知識描述病情，如「痙攣」（spasm）、「刺激」（irration）等生機學理論，這與徐適之熟悉的醫學知識很不一樣。沈艾娣教授推測，負責口譯的學生可能透過轉譯連結了兩種醫學知識，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了徐適之理解當地人的疾病認識。
在這一時期，由於拿坡里, 當地反教權的氛圍濃厚， 政府有人認為神職人員數量太多，很多神職人員也不虔誠，中國學院也受此牽連。沈艾娣教授認為，拿坡里中國學院的院長本來不希望徐適之四處出診，但由於學院面臨危機，院長只得讓徐適之給有權勢的貴族無償診病，希望這些貴族幫助學院。院長也利用徐適之增進同羅馬的關系，羅馬教廷的傳信部秘書Stefano Borgia對東方語言感興趣，並往拿坡里中國學院與徐適之結識。Stefano Borgia對徐適之稱贊有加，在給羅馬寫信時將他稱為「protomedico徐格達先生」，這在當時是國王欽定的醫生才有的頭銜。盡管徐適之此時仍有婚約，不能成為神父，傳信部秘書仍舊安排他去羅馬覲見了教宗。徐適之還在書信中提到此事，稱「（教宗）看到我的中國服裝和禮儀很高興」。
拿坡里貴族名流對徐適之的興趣，引起了本次講座的另一個主人公Domenico Cirillo的註意。Cirillo的家族世代行醫，在拿坡里享有盛名。Cirillo年輕時在大學中學習醫學，並對啟蒙思想很感興趣，後來又去往英國，加入英國皇家學會。回到拿坡里後，Cirillo成了國王的醫生，在當地的醫院中教授醫學。在當時，很多歐洲的貴族名流子弟不去上大學，而是被送往歐洲各國學習外語和貴族禮儀，由於拿坡里發現了古羅馬龐貝城的遺址，很多貴族子弟來到拿坡里，Cirillo因此得以與一些貴族子弟交往。
沈艾娣教授表示，目前有關Cirillo與徐適之的交往歷程資料較為有限，只有一份可靠性存疑的Cirillo傳記提及了此事。根據該傳記，Cirillo曾在一位女病人的邀請下，陪同她前往徐適之處診病，Cirillo見徐適之僅靠把脈就能做出診斷，便要求徐適之為他診脈。徐適之診脈後稱Cirillo的心臟有問題，Cirillo後來向其母親印證了這一點。由此，徐適之的脈診技術引起了Cirillo的興趣。沈艾娣教授推測，由於Cirillo在醫院中教授醫學，很可能在向徐適之學習了脈診方法後，又在臨床診斷中傳授給了他的學生。Cirillo的三個學生各自根據聽課筆記整理出了三種【論脈搏】書籍並分別出版，可見Cirillo從徐適之處習得的脈診方法對其學生影響之大。
有趣的是，根據一個1802年出版的【論脈搏】（Tractatus de pulsibus）版本，Cirillo似乎沒有在講授中區別「中國醫學」和「歐洲醫學」，而是將原本來源不同的各類知識融為一體，只有零星幾處提及中國或中國醫生。在介紹脈診時，Cirillo是以西方解剖學的知識取而代之，並認為二者沒有隔閡。如Cirillo使用「腕骨起點」(carpi inito)、「腕尺的關節聯接」(ubi carpi cum ulna articulatio absolvitur)、「橈骨突」(apophysi radiali)的解剖概念轉譯「寸、關、尺」。
沈艾娣教授指出，根據【論脈搏】，Cirillo接受了中國醫學脈診將「寸」、「關」、「尺」三部和左右手脈象分別討論的思路。然而，中國的脈診思路與機械身體論的觀點是截然不同的，按照機械身體論，人的脈搏只有一種，三部、雙手的脈搏不應有差別，但【論脈搏】沒有記錄Cirillo對這一問題的看法。與醫學理論體系的廓清相比，身為醫生的Cirillo和他的學生們更重視診斷與治療實踐。
1779年，徐適之離開了意大利，其與Cirillo相遇的故事宣告結束。在這之後，Cirillo成了拿坡里1799年革命後的國會會長，又在革命失敗後被處死，成為意大利有名的革命烈士。Cirillo是著名的醫生與科學家，一生著述頗豐，【論脈搏】不過是其中的一本小書，但對意大利南部的醫生產生了長期的影響。1823年，【論脈搏】被從拉丁文轉譯成意大利文，所以我們能猜Cirillo的脈診法一直沿用到19世紀中期，直到醫學機械化的浪潮襲來，這種觸摸把脈的技術才逐漸被醫學儀器取代。而在故事的另一端，當徐適之回到故鄉時，昔年與他訂婚的女性已經另嫁他人，徐適之終於能夠擺脫婚約，成為神父，又在1785年被和另一個擅長修理鐘表的神父一同流放到伊犁地區，從此在伊犁行醫。由於我們對新疆地區的醫學活動了解有限，徐適之此後的行跡便不得而知了。
本次講座主持金光耀教授
講座末尾，沈艾娣教授總結稱，徐適之與Cirillo的故事說明了「個人相遇」對於隱性知識流通的重要性。沈艾娣教授還提到了張嘉鳳等學者對種痘術在中國傳播的研究，認為中國醫學脈診技術的西傳歷程與種痘術在中國的命運非常類似，徐適之的故事為後者提供了一個傳播方向相反的例證，也與今日中醫依舊在西方醫學機構中存在的局面遙相呼應。
在沈艾娣教授結束報告後，主持人金光耀教授點評道，沈艾娣教授為大家講述了一個非常精彩的故事，以往的研究較多關註西方知識如何傳到東方，但沈艾娣教授關註了相反方向的、隱性知識的流通，討論脈診這一「關於觸摸的實踐」如何透過人與人的關系傳播，給了大家很多啟示。
Q&A：
問：教授好，我比較關註中西傳教士和宗教沖突問題，對您討論轉譯問題的 The Perils of Interpreting 一書很感興趣，請問您理想中的不同文明的交流方式應該是怎樣的？
沈艾娣 ：平等和不平等的關系非常復雜。在寫作The Perils of Interpreting時，我認為將轉譯問題簡單歸為中英兩國的交流太過簡化，在政府間關系之外，還有東印度公司等組織，英國內部又有愛爾蘭和不列顛的關系，轉譯雙方的人員也有不同的身份。人和人從來是不平等的，每一種交流都是個人交流，特別在18世紀，很少有「一個國家與一個國家的對話」，更多是人和人的交流。「文化平等」的問題在這裏不一定是合適的。
問：您在剛剛的講座中提到，目前關於徐適之的資料比較少，大多數是拉丁文書信。我比較感興趣徐適之在把脈之後具體如何治療？您提到徐適之給了當地貴族一些類似食療的建議，但中醫認為不同的食物有不同的特性，一個從張掖前往地中海的人，能否知道歐洲的食物有什麽特性？
沈艾娣 ：你說得非常對，問題在於資料太少了，此前沒有人關註過徐適之，我也不是拿坡里地方歷史的專家，希望以後能有更多研究拿坡里史的專家感興趣徐適之。拿坡里的歷史研究非常發達，微觀史學者已有不少的成果，如果以後有人能發現更多材料，比如去某個貴族家裏發現他們的個人檔案，我們就能知道更多關於徐適之進行治療的細節，但目前我還不能回答這個問題。
問：教授好，我關註醫學傳教士的問題，您在今天的講座中提到，18世紀拿坡里貴族和上流人士對中國與中國醫學很有好感，但當新教傳教士來到中國時，他們卻認為中國醫學是血腥的、非科學的。歐洲人對中國醫學的看法為什麽會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裏發生如此大的變化？
沈艾娣 ：這是一個好問題，從18世紀到19世紀這一百年間，不只是對中國醫學的認識，西方人看待中國的整體認識都發生了變化。我認為發生這種變化的原因可能有幾方面，其一，最初將中國建構為理想國的是耶穌會士，但耶穌會在18世紀後期被教宗解散，到19世紀才重新建立，此外新教傳教士也對耶穌會士抱有敵意，耶穌會士的活動受到了打擊，其對中國的認識可能也不再被普遍接受；其二，18世紀時歐洲人很少有人親自前往中國，對中國的描述與講故事無異，但19世紀以後，越來越多的人能夠去到中國，對中國的認識也變得多元；此外，歐洲人看待中國態度的變化可能與英國在印度殖民的歷史有關，英國殖民者歧視殖民地的人，以便在心理上認同自己的殖民政策，而在歐洲人看來，印度與中國都屬於亞洲，英國殖民者對印度的看法也因此影響了歐洲人對中國的看法。我沒有研究過英國殖民印度的歷史，但我認為這個問題很值得研究。
問：您在講座中提到Cirillo寫作了【論脈搏】一書，以文本形式記載了脈診技術。但意大利的讀者是否能讀懂這本書？
沈艾娣 ：【論脈搏】不是面向一般的讀者，而是專門寫給醫生的參考資料。此外，因為【論脈搏】只有零星幾處提到中國，它的讀者不會知道他們看的其實是中西醫融合的資料，只會認為是Cirillo自己對脈搏的認識。
問：在剛才的講座時，您提到在Cirillo之前已經有一些轉譯自中醫的脈診著作在歐洲流通，只是由於文字晦澀，歐洲的醫生難以藉此了解中國的脈診技術。在講授脈診知識時，Cirillo是否參考了這些著作？【論脈診】與此前脈診著作有哪些根本的不同？
沈艾娣 ：Cirillo有可能看到過此前的脈診書籍，這類書籍在當時很流行，作為知識精英的Cirillo很可能看到過這些書。但是，我認為Cirillo的脈診知識不會僅僅來自文本，更多是透過與徐適之的交往習得。一些旁證是，【論脈診】一書中沒有提到其他的脈診書籍，且Cirillo的同時代醫生雖然對中國醫學和脈診感興趣，但最終無法透過文本理解脈診，轉而認為這些知識可笑。Cirillo之所以與同時代人的看法不同，很可能是因為只有他真正接觸到了一位中國醫生。
問：徐適之與Cirillo是如何交往的？他們是否存在師徒等關系？
沈艾娣 ：這方面的資料很少，只有一部Cirillo的傳記提到了二人曾幾次見面。我們只能從【論脈診】的內容推斷二人的交往，但這本書提供的線索也是隱晦的，因為學生只會記錄對於醫生而言重要的筆記，Cirillo可能曾經講述過一些與徐適之交往的故事，但並未被學生記錄下來。
問：您在剛剛的講座中提到，Cirillo使用了很多西醫解剖學術語轉述中國醫學的脈診知識，他和他的學生沒有註重探討這兩套醫學體系的差異，只是利用具體的技術，這是為什麽？這樣的態度在當時是普遍的嗎？
沈艾娣 ：需要註意的是，在當時的醫學思想中，疾病的診斷與治療可以是分離的。我們今天不太能看到關於徐適之治療、治愈病人的案例，只有他診斷疾病的資料。
問：教授好，我想向您請教關於個人史的書寫問題，我也感興趣一些個人史的題目，這些人曾在歐洲停留相當短的時間，我目前只找到一些其他人筆記中的記錄以及人物之間的往來書信，由於缺乏來自研究物件本人的資料，我不知道完全利用外部材料研究人物是否可行？
沈艾娣 ：如果是我，應該從西方報紙開始研究，目前很多西文報紙資料已經數據化，可以很方便地檢索姓名。很多歷史人物確實難以進行個人歷史的研究，在選擇題目時最好從資料入手，而非在找到合適的研究資料以前就確定題目。
問：教授好，您在The Perils of Interpreting一書中提到了李自標，今天又提到了徐適之，他們都來自拿坡里中國學院，這一學院在中西交流中起到了怎樣的作用？您有沒有發現其他這一學院在轉譯史方面的材料？
沈艾娣 ：拿坡里中國學院的歷史很長，有一些拿坡里的當地學者研究這個學院，但他們不懂中文，且研究成果主要用意大利語寫作，可能對中國學界的影響有限。拿坡里中國學院收藏的資料確實很豐富，19世紀末期，政府要求拿坡里中國學院選擇成為修士院還是大學，學院選擇了後者。一位郭姓學生在這一時期來到拿坡里，成為這一學院最後的中國學生，又在學院改成大學後成為了這個大學的中文老師，他的資料目前還保留著，但也是用意大利文寫作的。
問：在中國，人們往往認為年紀比較大的中醫更可靠，為什麽徐適之這麽年輕，到達拿坡里後卻迅速成為了國王的座上賓？
沈艾娣 ：徐適之只是甘州當地的普通醫生，他得到拿坡里貴族和國王的青睞，並非因為他自己的能力，而是因為這一時期西方崇拜中國的醫學與把脈技術，只要徐適之能夠把脈，歐洲人就會推崇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