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80年代的學術風尚和對小說史的探求
中華讀書報：請您簡單介紹一下當時寫作博士論文【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的背景。
陳平原（以下簡稱「陳」）：上世紀80年代中期有所謂理論年、方法年。那幾年大家討論問題，喜歡先談大的理論框架，擺弄各種新方法、新理論。這是80年代的風氣。那三兩年，文學界、學術界都有比較大的變化。就在那個時期，我們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概念，影響比較大，很多人希望我們就這方面大加發揮。可是我和老錢（錢理群）、黃子平不一樣，當時我還在讀博士生，他們兩個在北大當老師。所以我面臨一個問題，就是博士論文寫作。當時我已經發表的論文雖然影響較大，但怎麽樣和博士論文的寫作結合起來，仍是一個很大的難題。做博士論文，很多人一開始提出宏大的規劃，希望一舉解決一個很大的問題。何況那時我年輕氣盛，又正值「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提法被普遍看好。所以博士論文還沒有開始寫作，我的導師王瑤先生就提醒我：「別弄一大堆理論。」意思是說，別把理論弄成一個筐，什麽都往裏頭裝。當時最容易談的如「東西方文化異同」，確實是什麽東西都可往裏裝。做學問，「說有容易，說無難」。中國文史這麽大的範圍，你愛說什麽，很容易找到；說無，就必須排它，做很多實證性的研究。所以很多人都願意在「說有」這方面做文章，那很容易，隨便逮住幾個例子就能寫出一篇論文來。王瑤先生希望我不只在具體課題研究方面有所突破，而且對整個知識的發展有所貢獻。所以，當時我特別警覺，從1985年的熱潮中退身下來，認真做博士論文。
二、被否定的兩個題目
中華讀書報：您當時對自己的博士論文有什麽想法？聽說一開始您也有題目被否定，是這樣嗎？
陳：博士論文跟別的文章不一樣，在我看來，必須是顧炎武所說的「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後世之所不可無，而後為之」。這樣的題目，才適合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是否前面沒出現，後面不可缺，寫小文章無所謂，做博士論文的選題則特別重要，必須定位在這裏。對我來說，還有一點很重要：怎麽樣利用你的積累，最大限度地發揮你的長處；另外，論文做完後還可以繼續伸展。這兩點是做論文的人應特別註意的。如果隨便抓一個時尚的題目，即使有若幹好的想法，也是不可能完成的。因為這跟你的長期積累、誌趣以及長處脫節，做起肯定是倉促上陣。博士論文是一個成果，也是一種訓練。這句話的意思是，從碩士到博士，這六年總得有個階段性的成果。這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博士論文做完之後，還能繼續發展，有個伸展點。假如沒有，做完論文就丟掉了，以後再找個題目，那只是拿了個學位。
所以，我考慮的是，第一，這個題目值得做，所謂「古人之所未及就，後世之所不可無」；第二，這個題目我能做，我以前的積累指向這裏，以後的研究從這裏出發。這兩點釘選以後，再選題目就比較好辦。當然，你會根據學界動態，以及自己的興趣不斷調整。選題目其實很難。你必須考慮到學術界的狀態、你自己的能力，還有這篇論文出來後對學術界的貢獻。在選題過程中，你會不斷冒出很多很多的想法。我相信很多人都是這樣。有的人一進大學、研究院就有一個題目，圍繞這個題目，目不斜視，一直做下去；另一種是透過讀書，不斷思索、徘徊、選擇，在很多題目的纏結中掙紮，最後確定一個。我是後面這一種。1985年，我同時準備做幾種工作，好些後來沒有做，有的因為條件不成熟，有的則是我的知識準備不夠。我說這些，也許對大家有用。就是說，你知道好多題目有意思，值得做，但是如果你做不了，只好拋棄。我當時選了三個題目，涉及三個類別。
第一個題目是，現代文學和宗教的關系。後來我沒做，別人做了。因為我念碩士時寫了一篇【論蘇曼殊、許地山小說的宗教色彩】，到北大念書，很大程度是因為這篇文章。文章寫成之後，我剛好到北京給老錢看，老錢又推薦給王瑤先生看了。此前王先生沒有招過博士生，看了這篇文章後，說「讓他來考吧」。所以我是北大中文系第一屆博士生。王先生跟許多人說過，我招的這個學生，對宗教方面有興趣。當我做博士論文時，王先生說，他不給我出題目，但可以幫我排除。也就是說，他不管我怎麽讀書，怎麽選題，只告訴我哪種選擇可能是錯的。我的這個題目，就被他否了。為什麽否？他的意思是，第一、雖然你對這方面有興趣，但你沒有受過宗教學方面的專門訓練，除非你補課，在宗教學方面下很大功夫，否則你就是騙文學界的人。你可以在文學界談禪論道，但這畢竟不是你的專長。第二、他說，我可以很明白地告訴你，將來能請到的參加你的論文答辯的教授，沒有一個人懂這個。答辯時，可能人家看在導師的面上，讓你透過。也可能你的論文超出那個時候一般教授考慮的範圍，你會碰到很多意料不到的困難。兩種結局都不理想，所以這個題目最好不做。
第二個題目，我當時對語言哲學感興趣，所以自然而然地對文言和白話的關系感興趣，想重新討論這個問題。我當時跟王先生講，我自信對晚清一段有一定積累，可以從晚清一直談過來，討論20世紀中國文學語言問題，我談了一些思路，王先生還是不同意。他認為這個題目，如偏重理論，太玄了；如著重資料清理工作，則沒有大的建樹。1985年前後，關於這個問題，成果還不多。但大家也都意識到，語言的變化，肯定是這個世紀中國文學很關鍵的問題。王先生講文言轉白話，肯定會有大成果出來。但是現在沒有找到恰當的理論框架，研究還是比較一般。這就是說，我們預感到這個問題的存在，但是沒有找到恰當的解決辦法。在這種情況下，你一定要做也可以，但這不是最理想的。另外，如果一定要做，就得大補語言學的課。好在我們系裏的朱德熙先生歷來主張文學語言不能分，所以北大中文系的一個長處，是語言專業比較強。
第三個題目是關於小說敘述方式。這個題目，一開始不是這麽報的，這是後來逐漸成形的。一開始只是想討論中國小說形式的變化。王先生說這個題目可以做，但提醒我不要把「文學概論」直接套到文學現象上去。選定中國小說作為研究方向，已經是我讀博士的第二年，也就是1985年的下半年了。
三、問題意識比理論框架更重要
中華讀書報：王先生的教學實在很好，您是怎樣處理「問題」與「理論」的關系的？
陳：我的第二步工作，是在閱讀大量小說和理論著作之後發現的新問題。做研究的人，「思想火花」不斷冒出，尤其是當你接觸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或新的理論框架時。做博士論文的人，除非特別沒出息，否則都會努力把研究推進一步。希望自己的論文有一個全新的面貌，自然會考慮到新的理論、新的方法。問題在於，你的論述物件很可能經受不住你借用的理論之重壓，因而紛紛解體——這對於史家來說，是很可悲的。我希望在物件的探討中能發現問題，而這個問題最好有較大的發展潛力，這個潛力又能和新的知識結合起來。對於博士生來說，很可能問題意識比理論框架更重要。在小說研究方面，80年代有很多理論，我比較關註盧卡奇和巴哈金。一般人會從意識形態推導文學形式的變化，而我想從文學形式窺探到意識形態的變化。假如我從「戊戌變法」「五四運動」等來論證小說的形式變化，這樣的論文當然也可做，但價值不大。我希望從小說形式特征的一點一滴的變化，去窺探、折射時代思想、文化潮流。不一定每個時代的政治觀念、經濟制度、文化思想的變化都會直接引發文學形式的變化，但文學形式的變化，肯定折射了時代與社會變化。從小說形式的變遷入手，討論本世紀中國的意識形態，這是我的基本思路。另外，就是和我們上面提到的「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命題有關。以前的現代文學研究，基本上從1917年說起，我們則強調從晚清落筆。一方面，我找到了問題，從形式裏面窺探社會的變遷，而這是可以伸展的；另一方面，我找到了一個載體，那就是晚清到「五四」的小說。而這兩點，恰好與我的研究趣味吻合。
四、小題大作的好處
中華讀書報：您在【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中特別提到「小題大做」，這對寫論文有什麽直接的好處呢？
陳：我在好多書的序言裏提到「小題大做」。小題小做，可以做到小巧玲瓏，但沒有多大意思；大題大做不是博士論文所能承擔的，那需要花一輩子精力；大題小做，最怕的就是這個，寫雜感可以，做論文不行。比較合適做博士論文的——對，寫學位論文都是如此，就是「小題大做」。因為在研究能力不是特別強、知識積累不是很雄厚時，大題大做會有困難，而小題大做有可能使你的成果比較堅實。小題大做還有一個好處，可以相對封閉起來。北師大陳垣先生有一句名言，就是做學問要「竭澤而漁」，如果「小題大做」，可以做到；但若「大題大做」，則不可能。假如一個題目設計挺好，但你控制不住，可能因為你的時間、資料、思路等有問題，也可能因為這個題目本身就是不可控制的。這種情況下，必須找一個可控制同時能發揮自己的長處，且可能有理論意義的題目。我說的「小題大做」，意思是可以做深做透，另一方面也是因其可以控制。
但不是所有小題都能大做。這裏面，你的眼光很重要。怎樣在一個富有潛力的小題目裏做出大文章來，要有大的眼光。我記得王國維指導清華研究院某學生論文，是關於孔子生平的考證，王國維說，你考證很精，但不是什麽了不起的事情。小題目有的可以大做，有的大做不了。這取決於後面有無大的理論背景，也取決於題目本身的潛力。我希望進去的時候很小，出來的時候很大。這是研究的理想狀態。我一開始想研究小說形式的各方面，最後縮小到敘事模式。依我的判斷，在整個演變過程中，對於晚清、乃至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最值得註意的是敘事方式的變化。之所以將論題封閉在清末民初30年間，因為我想做的是中國小說敘事模式之「轉變」。這樣的「封閉」，會把復雜凸顯出來。假如我寫成中國小說的敘事方式，這樣也可以，但很可能變成面面俱到的鋪陳。我做「轉變」，會更多考慮問題的復雜性，不僅涉及外國小說的啟迪，還必須追究古代中國小說的傳承。表面上不斷縮小範圍，但實際上我的思考逐漸深入。談中國小說，縮小到形式研究，再縮小到敘事模式，最後縮小到敘事模式的轉變。這並非偷懶，而是將問題不斷推進，思考逐漸深化的結果。
五、論文不是教科書
中華讀書報：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論文。它提出問題，切入問題。很多人不會寫論文，就是因為提不出有價值的問題。
陳：很多人不會寫論文的原因，是誤把教科書當論文寫作的範本。教科書的特點是一、二、三平行羅列，而研究著作的特點是向前推進。起碼就表面特征而言，一個是橫的，一個是豎的。比如，告訴你杜甫詩有四個特點，一、二、三、四，中國農民戰爭有五大特征，一、二、三、四、五，這是平面羅列，不必深入研究，這是教科書。論文是找到一個問題，一步步往前推進，最後逼出令人信服的結論來。我希望我的研究題目縮小，但深度、厚度卻大大增加。說形象點，做學術論文，研究要單刀直入，切忌貪多求全，四面開花。很多人的論文，一看就不是作研究的，單從題目就看得出來，因為只有「範圍」而沒有「問題」。論文的寫作不能只談「範圍」不出「問題」，比如「婦女小說研究」、「【水滸傳】藝術論」、「象征主義透視」，等等，都不是好的論文題目，因為這本身沒有「問題」，只是「範圍」。為什麽很多學生論文出不來？很大程度在此。找到一個好題目，很不容易的。好題目本身便體現了作者的研究思路。必須學會提出問題。提出一個有價值的問題，已經不只是找到研究物件，而且還蘊含了作者的思路、方法、策略。
六、低調的寫作姿態
中華讀書報：您本人的散文和其他文體的文章寫得相當有激情，而您在這篇論文的寫作中卻采取了一種很低調的「敘述」，這是論文本身的要求還是寫作者的選擇？
陳：我從碩士論文到博士論文有一個很大的變化，就是敘述問題。我寫完碩士論文寄到北京，王瑤先生看了，批了四個字「才華橫溢」，然後說，有「才華」是好事，「橫溢」就不對。這句話特別觸動我。逞才使氣，控制不住自己，就這麽一點小才華隨便揮灑，很容易灑盡的。另一方面，我理解為這是對物件的不尊重。才華橫溢者，容易用他自己的強勢姿態來迫使材料就範。表面上，論文井井有條，不是內行看不出毛病。——我覺得，很多人，尤其是年輕人，易犯的毛病是事先假定理論的「合理」與「勿庸置疑」，要求事實乖乖就範。——假如未進入正式研究，或者論文還沒作，就已經有了結論，而且不可動搖，我相信這種研究價值不大。因為，你不用研究就有了結論，只不過用整個論文來證明你的結論。這樣的研究不具備理論的穿透力。表面上得出的結論與最初的預料一模一樣，可慶可賀；我的疑問是，那又何必花幾年功夫做這個研究呢？當然，有時候最初的直覺是對的。但很多人不是這樣，是因為他把與結論不一樣的材料排除了，才會有這種情況。假如你尊重物件、理解物件、強調過程，而不過分註重結論，這樣做論文，或許更有價值。你做完論文之後與你做論文前，如果是很不一樣的，那就會很有意義。
七、博士論文只是一張入場券
中華讀書報：以前聽您說過，學位論文只是基本的標誌，您是怎樣看這個標誌的？
陳：碩士階段，要求學生對本學科的現狀有所了解，對該研究領域的方法、材料基本掌握，初步具備研究能力，這就行了。碩士論文體現基本訓練，在此前提下略有突破就可以，能體現對學科的貢獻更好。而博士論文的要求，則高得多。博士論文做得好壞，對他以後的學術生涯影響很大。博士論文是個標竿，跳不過，或只是勉強過關，作為學者而言，就很少有更大的戲可唱了。博士論文應該是一個人進入學術界的入場券。
學習寫論文的技術問題，對初學者其實很有用。這裏面體現著學術規範與學術訓練。有的人缺乏基本的學術訓練，一輩子都不入門，很可惜。談論學術規則，表面上不利於天縱之才，可這是一個下限，目的是杜絕「假冒偽劣」。入了門，可以變化、可以創新、可以發展。但缺乏基本的學術訓練，不守基本的學術規則，一味「天馬行空」，建議他改行從事文學創作。當然從另一方面講，教育體制有問題、學術訓練有缺陷、學科分類及研究方法有弊病，必須得持清醒的態度，時刻準備做出必要的修正。但這不應該成為學界「無法無天」者的護身符。
該書是陳平原的博士論文，全書23萬字。 該著以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為基礎，詳細考察了中國小說敘事模式在清末民初30年間、即1898年至1927年間不易為人說清可事實上卻是意義深遠的轉變。該著溝通文學的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把純形式的敘事學研究與註意文化背景的小說社會學研究結合起來」，創造性地運用形式主義、結構主義、符號學、現象學美學等理論，從類別學、文體學、主題學、敘事學等層面綜合把握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這一極富學術價值的理論課題，該著中的許多精辟見解都已成為既有理論價值又具文學史意義的不刊之論。該著因其突破性的學術貢獻而被公認為是上世紀80年代中國文學研究的一部裏程碑式的著作，同時也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學術界知識創新的代表。
值得一提的是，僅僅在材料占有方面，作者就付出了常人難以想像的勞動。作者為寫這篇論文逐篇閱讀了1898年至1927年這三十年間發表的小說，總計數千篇，這還不包括這前後的作品和相關的大量中外理論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