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摘要：王夫之解卦，象数义理并重，义理是象数的内在意蕴，象数是义理的阐发基础。【河图】既是八卦的来源，也是揲蓍之数的来源：八卦由【河图】之黑白点直接构成，六十四卦由八卦通过阴阳摩荡、「参两因重」的曲折方式得到，后人也依「大衍之数」而成卦以卜测未来。「数」学是王夫之易学的第一步，彰显的是四圣一揆的道统论，以及用象数的实证性纠正明代语录之学盛行之风，凿空说理之弊，为中华文化重建正大、健实的基调的意图；同时，他把天地万物符号化，赋予其更广大的解释空间。
关键词：王夫之；易学；象数；则图画卦；大衍之数
王夫之易学广大悉备，象与数作为易学的基本要素，是他解易的重要工具。王夫之解易，首重观象玩辞，象数与义理结合，相互依持，互为解说。特别是他身处明清鼎革之际，欲纠正明代语录之学盛行之风，凿空说理之弊，故用象数的实证性去说明义理，使义理阐发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王夫之作为杰出的思想家，哲思颖异，义理宏深，又擅长论证，广征博引，尝多处批评历史上的各种象数易学，甚至对朱子亦多有批评。故人多以为王夫之主义理解易，摒弃象数。实际上王夫之象数义理并重，在成卦原理、揲蓍过程、对特定卦爻的解释上，经常象数义理并举，以象数为义理发挥的基础，义理为象与数必有的意蕴和引申，象数义理，共生共成。而象与数虽统称「象数」,但两者既有统一的地方，又有分别的地方；既互相倚靠，又互为独立系统，呈现出丰富、复杂的面向。本文着重就则【图】画卦、「大衍之数」中的相关问题作一论述，以见「数」在王夫之易学中的重要作用。
一、则【图】画卦的基础地位
王夫之自学【易】之初，就确立了解易原则，即以【系辞】为根本，为基准，为依据，尝说：「【易】之精蕴，非【系传】不阐。观于【系传】,而王安石屏【易】于三经之外，朱子等【易】于【火珠林】之列，其异于孔子甚矣。」[1]683他的象数学，也以【系辞】中的则【图】画卦和「大衍」说为依据。王夫之晚年在概述他的易学宗旨的【周易内传发例】中说：「【传】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而【河图】者，圣人作【易】画卦之所取则，孔子明言之矣。则八卦之奇偶配合，必即【河图】之象，圣人会其通，尽其变，以纪天地之化理也，明甚。」[1]655这是说，【周易】之成卦，根据在【河图】,而【河图】是圣人概括天地万物的原理而创制的。【河图】之名在【尚书】【论语】【管子】【大戴礼记】中都提到过，但究为何种图式，至北宋初年始确定。【河图】是用不同数目的黑白点组成的矩阵，朱熹【周易本义】将【河图】【洛书】列在卷首，并引【系辞】中的「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和「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来代表天地之数，用来说明万物的起源。王夫之首先认为，【河图】既是八卦的来源——伏羲依照【河图】画出八卦；也是揲蓍之数的来源——后人依「大衍之数」而成卦以卜测未来。【河图】之白点一三五七九代表阳，其和为二十五；黑点二四六八十代表阴，其和为三十。【河图】之数共五十五，而大衍之数五十，其五虚而不用，王夫之解释其原因：「不全用者，筮以筮人事之得失吉凶，天之理数非人事所克备也。天地之广大，风雷之变动，日月之运行，山泽之流峙，固有人所不可知而所不与谋者。五位之体，天体也，人无事焉，则筮不及焉。故筮唯大衍以五十，而虚其体之五。虽曰圣人法天而德与天配，而岂能尽有其神化哉!」[1]656画卦则肖天地万物之全体，五十有五全用。天地无心，阴阳之气在氤氲聚散中自然形成多寡之势。如用数刻画之，阳之体一，阴之体二，阳之用三五七九，阴之用四六八十。阳的性质为专为直，阴的性质为翕为辟。阳以其专直为主导，行乎阴之翕辟之中，所谓「成变化而行鬼神」。王夫之以【说卦传】的「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为依据，与以上「天一地二」等相配，作为八卦的建立依据。具体说来，因七、五、一三白点(阳)而画乾，因六、十、二三黑点(阴)而画坤，因左八、三、十两阴夹一阳而画坎，因右九、四、五两阳夹一阴而画离，因一、三、二两阳承一阴而画兑，因二、四、一两阴承一阳而画艮，因九、八、六两阴乘一阳而画震，因八、七、九两阳乘一阴而画巽。八卦由此而画，皆因【河图】之数而成。王夫之因此总结说：「圣人始因【河图】之象而数其数，乃因其数之合而相得、以成三爻之位者著其象，故八卦画而【易】之体立焉。阴阳自相类聚者为合，阴与阳应、阳与阴感为相得。圣人比其合，通其相得，分之为八卦，而五位五十有五之各著其用于屈伸推荡之中，天道备而人事存乎其间。然则【河图】者，八卦之所自出，灿然眉列；【易】有明文，【图】有显象。」[1]546
王夫之把【河图】作为圣人画卦的取则对象，但反对把【河图】也作为五行的来源。在这一点上他与朱熹相同，认为五行来源于【洛书】。故首先必须将刘牧以【河图】为【洛书】的错谬纠正过来。其次，必须把【河图】与五行的联系斩断。关于第一点，王夫之说：「乃说【河图】者但以配五行，而不以配八卦。不知旷数千年而无有思及此者，何也?……其以五行配【河图】者，盖即刘牧易【洛书】为【河图】之说所自出。【易】中并无五行之象与辞，五行特【洪范】九畴中之一畴，且不足以尽【洛书】,而况于【河图】!」[1]655-656此点与朱熹同。朱熹在【周易本义】卷首【河图】【洛书】图像下特别点出：「蔡元定曰：图书之象，自汉孔安国、刘歆，魏关朗子明，有宋康节先生邵雍尧夫，皆谓如此，至刘牧始两易其名，而诸家因之，故今复之，悉从其旧。」[2]12-13恢复原本【河图】之象，才能由黑白点相间推演出八卦，与「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经典中的语句相符合，而【洛书】的「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2]12的龟象则不易画出八卦。
关于第二点，历史上重要的注【易】者皆以「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之「五位」为金木水火土。如韩康伯之【系辞】注：「天数五，五奇也。地数五，五偶也。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地之数各五，五数相配，以合成金木水火土。」[3]548孔颖达【周易正义】疏：「若天一与地六相得，合为水；地二与天七相得，合为火；天三与地八相得，合为木；地四与天九相得，合为金；天五与地十相得，合为土也。」[4]281朱熹【周易本义】注此句：「二十有五者，五奇之积也；三十者，五偶之积也。变化，谓一变生水而六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变成之，三变生木而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变成之，五变生土而十化成之。」[2]175王夫之则反对此说，认为「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等，于典籍无本，乃后世相传为解，数千年来无敢纠正者。【周易】的创作者文王、周公、孔子，与【洪范】的创作者大禹、箕子，所谓「四圣一仁」,都没有一与六、二与七等配合及生之、成之的思想。这些都是后世的杜撰。他说：「乃自汉以后，皆以五位五十有五为五行生成之序者，舍八卦而别言五行，既与【易】相叛离；其云‘天一生水而地六成……’,不知其多少相配之何所征，一生一成之何所验?【图】无其理，【易】无其象，六经之所不及，圣人之所不语，说不知其所自出，而蔓延于二千余年者，人莫敢以为非。」[1]546他又驳斥五行相生相成之理，认为【河图】乃天道之数字概括，而【洪范】九畴皆言人事。又，五行为最基本的五种民用之资，故【尚书】可加谷为「六府」,都非天道本身。即以天道言，五行也有说不通的地方。如金为矿石所炼，矿石本质属土，金实际上是土生之，人成之，其本质也不能与水、火、木、土相类而匹配为五。故五行非天自然之行，与【河图】专言天非为一类，两者不能相参合。「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等，实为战国时术士私智穿凿之物，其为邪说无疑。王夫之总结说：「【河图】著其象，圣人纪其数，八卦因其合，六十四卦穷其变，要以著一阴一阳之妙用，而天化物理人事之消长屈伸、顺逆得失，皆有固然一定之则，所谓‘卦之德方以知’也。」[1]547意谓【河图】是天地万物阴阳、多寡的自然显现，圣人以数字阐发其道理。八卦是【河图】之数相合而来，六十四卦是对其中包含的变化之道的展开。目的在彰著阴阳之理，为人事树立可取法的规则。卦之「方」重在其理则，卦之「知」重在其活用，其「方」、其「知」皆在襄助人事之用。
以上五位十象画三爻之八卦似顺理成章，而画六画之卦则稍费思量，尤其乾坤二卦，六阳六阴，如何取则【河图】画出，王夫之亦有其法。他的理论根据是，【系辞传】言易「为道也屡迁……不可为典要」,故不可拘泥于五位，而可合天地而言乾坤六位。他认为，【河图】中外之象可析为三重：七八九六为天，五与十为地，一二三四为人。其中，七与九为阳，八与六为阴，合乎「立天之道，曰阴与阳」之意。七八九六，合天之四象，而天包地外，天圆地方，地仅得天之半，故只有五与十两位。两位中五为奇、为刚，十为偶、为柔，合于「立地之道，曰柔与刚」之意。人成位于天地之中，秉天立极，故也有四象，其中阴阳各半，而仁为阳，义为阴，合于「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之意。就数来说，天之七八九六，其和为三十；地之五与十，其和为十五，少于天之数。人之一二三四，其和为十，又少于地之数，与天地人之数之递减符合。就乾坤两卦之构成说，乾阳坤阴，故天之七八九六皆阳，加地之五、人之或一或三，为六阳爻之乾。地之五与十皆阴，五本为刚，但地为阴，故可视为阴中之刚，加天之八六、人之二四，为六阴爻之坤。如是乾坤两卦成。
至于其余六十二卦，王夫之也取则于【河图】而画。他的解决之道是，以【河图】之五位十象相重，推演出六十四卦。他说：「圣人则【图】以画卦，八卦在而六十四卦亦在焉，因而重之，五位十象交相错焉，六十四象无不可按【图】而得矣。」[1]657这里需注意王夫之的重卦之法。他不是将两个三画卦重叠，而是在每一爻上加一画而成。他的根据在【易传】本身：八卦之三爻，象天地人，而天有阴阳，地有柔刚，人有仁义，故天地人可用六爻表现。【系辞传】也有「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之说。王夫之糅合这两者而形成他的重卦之法，他说：「‘因而重之’者，因八卦之体，仍而不改，每画演而为二，以具阴阳、柔刚、仁义之道也。‘爻’者，效也。重三为六，则天地之化理、人物之情事，所以成万变而酬酢之道皆呈效于其中矣。三画者，固然之体；六画者，当然而必然之用。人之所以法天而应物者，非三百八十四爻莫尽其用。阴阳具而后天效其神，柔刚具而后地效其化，仁义具而后人效其德。重一为二，合二于一也。」[1]573王夫之当然熟稔传统的两个三画卦重叠为六的画卦之法，而且在解卦中也多用内外、贞悔、上下、来去解说卦爻之义。特别是他的【周易大象解】,专以上下两个三画卦所象征的事物为说。但在则【图】画卦中，则另是一法，即三画卦之每爻加一画而成。他的理论根据是【易】六爻为天地人三才，三者有阴必有阳，以及【系辞传】的「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他对这一句的诠释说出了他此重卦之法的根据：「自始画而言，三画各重而六，增一为二，以天之有阴必有阳，地之有柔必有刚，人之有仁必有义，触其所与类合者，以长三为六，则三极六位之道在焉。」[1]550八卦之小成必「引而伸之」为六十四卦之大备，才能模拟、刻画天道人事之繁赜；而所触之类，阴阳、柔刚、仁义必对立而又合一。但王夫之又特别提出，三极六位六十四卦已足，不必加多，多亦无益。如汉焦赣之四千九十六卦，徒为卦数之增加，非道理之引申，类别之必有。况且其解说只有吉凶而无得失，只有功利考量而无价值揭示，烦琐累赘，实无可取。
不仅如此，王夫之根据他的易学观，认为八卦重在象，即天、地、雷、风、水、火、山、泽，而六十四卦重在爻，即阴阳、时位、势能、动向等刻画具体境遇之要素。故两个三画卦重叠为六画卦，其解释、摹画能力，较三才而两之的重卦法要弱得多。因为后者突破了仅以卦象、卦德为解的局限，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各种解释资源，因而解释的灵活性、圆融性皆大为加强。此与【彖传】【大象传】不同，而别为一义，合于【周易】「为道屡迁」,不为一种解释方法所限的原理。所以王夫之说：「【易】之所以以天治人，而非以人测天也。故于八卦言象，而于重言爻。重卦但备爻以该三才之道，初不因象而设。爻备而复有象，象在爻后。」[1]576「象在爻后」者，三爻各加一爻为六，六爻重新分为两个三画卦，非两个三画卦合为六画卦，这样既可不废以卦象、卦德解卦之大端，同时又增加了解释维度。
王夫之重卦之法的首要之点是突破了象的局限，具体方法是，以三画卦的原三爻为本位，各爻加一以为二、四、上。重爻的次序是，由下往上，阳卦先加阳爻，再加阴爻，阴卦先加阴爻，再加阳爻。加爻后形成的卦，不求其顺序之合理，如先【屯】后【蒙】、先【需】后【讼】等意义解说，而是自然成列。此谓「象成而后义见」[1]576。这样，王夫之的卦象观与前人大异：六十四卦不是人造出来模拟天道的，而是天道阴阳相推相摩自然产生的，易是天道的自然显现，不是人测度天道的工具；人的首要工作是通过天道的显示——卦爻，求得知天、同天、与天合一；不是首先通过测天、卜天而求得愿望的实现。而与天为一自能满足人的合理需求。所以王夫之特别重视天的「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之义，说：「‘推’即所谓相摩相荡也。……其摩荡而相间者，天之化，人之事变所由生也。六十四卦具，而中有阴阳互杂之爻，则物理人事之变，皆其所备著矣。‘命’,以告占者也。因爻之动，而系之以辞，则人之进退作止，所以善其动者，皆其中所蕴之理矣。」[1]576阴阳、刚柔相推荡，由此产生六十四象所代表的天道、物理。人通过卜问具体境遇，观象玩辞，体悟其中包蕴的天道、物理，作为人正确行动的指导。
至此，王夫之则【图】画卦的原理及构成方式遂呈现无遗。不仅八卦，而且六十四卦；不仅阴阳交杂之六十二卦，而且纯阳纯阴之乾坤两卦，也即所有卦象，皆以【河图】为其根据：八卦由【河图】之黑白点直接构成，六十四卦由八卦通过阴阳摩荡、「参两因重」的曲折方式得到，而乾坤两卦因它的本体地位，则有两套构成义理。所以王夫之说：「是知圣人则【河图】以画卦，非徒八卦然也，六十四卦皆【河图】所有之成象摩荡而成者，故曰‘圣人则之’。」[1]657
王夫之为什么特别强调则【图】画卦?这是因为，明清鼎革，中华文化有废坠、改易、行将不保之虞。身处此「天崩地坼」之际，出于延续文脉、重张道统的强烈担当意识，王夫之须对六经为圣人制作有坚定的信仰，须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开发六经之新生面有切实的行动。他的「四圣一揆」「占学一理」等解易宗旨意皆在此。故首先须肯定【易】为圣人根据天道而创制，【易】既有天道的客观性、法则性，又有圣人与天为一，依天理而创造人的行动法则的能动性。虽然欧阳修之后各代都有人怀疑【周易】为圣人制作的真实性，但王夫之对此深信不疑，而且强化了圣人作【易】之说：不仅延续了「人更四圣，世历三古」之说，而且将经传视为一体；不仅批评朱熹「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不可便以孔子之说为文王之说也」[2]22-23割裂了「四圣一揆」,中断了道统之传，而且批评邵雍依「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加一倍法」所作的先天诸图是因任自然而无圣人之创制。特别是其中的象数学，王夫之说：「象数一依于道，故曰‘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邵子挟其加一倍之术以求天数，作二画之卦四，四画之卦十六，五画之卦三十二，于道无合，于数无则，无名无象，无得失之理，无吉凶之应，窃所不解。加一倍之术，无所底止之说也。」[1]679此中「于道无合，于数无则」即批评邵雍易学不体现「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基本原理，其数不取则于【河图】。王夫之强烈的道统意识灼然可见。
此外，王夫之作为一个思想深刻、缜密，以天人合德为根本原理、形上意趣浓烈高迈的哲学家，对天道阐发的深度与广度在同时代哲学家中无出其右。天人之际是他时时究心的。这就需要把天道符号化，以获得最广阔的解释空间。而【河图】这样一个代表万物之数，阴阳对反、有层级排列、能诱发人「观象玩辞」的象数思维神秘图式，恰好满足了王夫之的多方面诠释需求。王夫之不反对象数，象数作为具体事物的时空呈现与数量性质，是他哲学思想的基础。他反对的是对干支的机械排列、线性推演，一切皆在框定的架构中挪移。离开了万物灵动无方、「不可为典要」之原理的所谓「象数之学」,王夫之斥之为「排甲子死数」,在著作中多处批判。【周易】能最大限度地把「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宏大志愿和深刻的天人之学两者结合起来，所以王夫之对它投注了最多的思考与精力，终生以之，转注转精。而【河图】是蕴藏多种诠释维度的基础图式，则【图】画卦是他的易学哲学的开端。
二、揲蓍中「数」的重要作用
王夫之出于其天人合一之学，认为【河图】乃天道的体现，而人揲蓍以得卦，正是与天为一的实际做法。故王夫之主张区分取则【河图】所画之卦和揲蓍所得之卦：前者是天地万物的抽象化、符号化，后者是按揲蓍步骤所得之卦；前者是自然的，代表天地万物本身，后者是人为的，是为卜问吉凶而偶然所遇。王夫之说：「以筮言之，则由三变以得一画以为初，渐积至十八变而成卦，疑初为始而上为终。然卦者，天地固有之化，万物固有之理，人事固有之情，筮而遇之则占存焉，非因筮而后有卦也。」[1]666意谓，揲蓍得卦是有步骤的，由下而上逐爻而得。而本然之卦是天地万物化理的符号表现，代表某种境遇的卦一时六爻皆有，无逐渐之过程。如性质为刚健的【乾】,全体皆健，非渐次以盛大然后向弱；性质为柔顺的【坤】,全体皆柔，亦非积累以至柔顺且将逆转为健。【周易】「占学一理」,本然之卦供人「观象玩辞」,是讨究、学习的对象；揲蓍所得为占卜、测探的工具，人通过卜问趋吉避凶，须先占卜，然后知卦爻所告之理。两者不同，天道广大，无所不包，人无法完全测知天道，故在代表两者的数上须有差别。此即上文所引之「【河图】之数五十有五，大衍之数五十……天之理数非人事所克备也」[1]656之说。王夫之解释此意：「【河图】分五十有五于五位，天地所设也。画其象，名其卦，系以辞而断以占，著变化于云为，圣人成之也。」[1]615又说：「而【易】之由大衍而生数，由数而生爻，由爻而生卦，由卦而生变、占，由变、占而生天下之亹亹。有源故不穷，乘时故不悖，皆即此道也。」[1]530则【图】画卦，以人为之创制，求肖自然之理数，可谓以「人谋」合「鬼谋」。关于人谋鬼谋，王夫之有清楚的解说：「大衍五十，而用四十有九，分二挂一，归奇过揲，审七、八、九、六之变以求肖于理，人谋也。分而为二，多寡成于无心不测之神，鬼谋也。人尽其理，鬼妙其变……圣人之制作所以不可及也。」[1]615特别强调其中的「自然」之义：人之则【图】画卦，乃人根据天地之理数创设此简易符号系统以知天合天。而知天合天又不全是人之拟议，其中必有天之无心成化暗中参与，使人不致僭妄过甚，随其私意而不遵天的法则，致使此符号系统失去指导人行动的意义，变成一套有人谋无鬼谋的既成话语的机械推演，和有鬼谋而无人谋的神秘的天意窥测。前者如壬遁、 纳甲等，后者如龟卜等。故则【图】画卦，其意义是深远的，贯穿于【周易】诠释的整个过程中。
则【图】画卦的意义，已如上述。下面论述王夫之以【河图】为据诠释揲蓍之数。【周易】揲蓍之法，莫详于【系辞传】之大衍章，其中详细叙述了成卦之理数及其步骤。此章首先说：「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汉儒以日月、节气数等解释五十，说法极多，此处不备述，只叙其影响较大者。郑玄谓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而五行之气通于各处，故减五，大衍又减其一，故为四十九。[4]279王弼注「衍」为推演，「大」指天地，此句意谓「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3]547,四十九为数之极，不用之「一」指太极，太极为众物之宗，不用而众用得以运行。朱熹谓大衍之数五十，是以【河图】中宫天五乘以地十得之，而筮时只用四十九，「盖皆出于理势之自然，而非人之知力所能损益也」[2]175。而王夫之解「衍」为流行，「大」指天道，「大衍」即天道流行，万物各显其性质与时位。圣人与天地合德，但不能全肖天地之大用，故于五位之中各虚其一，其数只五十，为「人用」之全体。其中不用之「一」,代表人所占之事，为体；所占之事无穷，皆以此一代表。四十有九动而不已，为大衍之用，以应和此不动之一。这一解释不同于汉儒之以日月、节气之数坐实五十之数，也不同于孔颖达、朱熹归之于「自然之理势」,而实受王弼体用之说的影响。
下句「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此中之二、三、四，象征两仪、三才、四象，与朱熹同，揲蓍得卦之步骤也同遵【系辞】大衍之法。但他在筮数上又有不同于朱熹的地方，最大的不同在以何者确定爻之阴阳、老少。朱熹视揲四之余数即归奇之数而定，他解释此法说：「揲蓍之法，则通计三变之余，去其初挂之一，凡四为奇，凡八为偶。」[2]176意为，一变之后，过揲所余之数，不五则九，去掉所挂之一，则为四或八，四为奇，八为偶。三变之后所余总数，如为三奇，则余十三，过揲之数为三十六，为老阳。如为二奇一偶，则余十七，过揲之数为三十二，为少阴。如为二偶一奇，则余二十一，过揲之数为二十八，为少阳。如为三偶，则余二十五，过揲之数为二十四，为老阴。这样的计算方法，是以归奇之数为准，因其数简单好记，故为多数筮者所遵从。
王夫之则视揲四之本数而定。他在解说释【易】体例时说：「揲蓍之法，当视过揲七、八、九、六四数之实以定阴阳老少，而不当论归奇。」[1]682在对乾卦「用九」的解释中也明言：「筮法：归奇为不用之余，过揲为所用之数。六爻过揲之策皆四其九。归奇之十三，不成象数而不用。其所用以合天道、占人事者，皆九也，故曰‘用九’。」[1]49这都是说，所用之数，是经过分二、挂一、揲四、归奇四个步骤数过的能被四整除的数，如二十四、二十八、三十二、三十六，而非二十五、二十一、十七、十三这些余数。乾卦六爻所用者为过揲之三十六，而非归奇之十三。王夫之还解释说：「其揲四之数，六揲而二十四，七揲而二十八，八揲而三十二，九揲而三十六。六七八九，【河图】之成数，水、火、木、金之化也。」[5]1020揲蓍之数，与代表天地之化理的【河图】吻合。王夫之又用【系辞传】中之「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为证：乾六爻共二百一十六策，每爻三十六策，坤六爻一百四十四策，每爻二十四策，皆不以归奇之数为算。基于自己此揲蓍之法，他批评后世归奇之术：「圣人之言炳如日星，而崇后世苟简之术，取归奇之易于数记，谓但论归奇之五、四、九、八，乱奇偶之成象，诬过揲为赘旒，非愚所知也。……故归奇者，术士苟简之术也。」[1]682
王夫之还推广到整体的解易方法，批评只看某爻，不看此爻在卦中的地位、势能，只看卦爻辞，不看【系辞传】的弊病，特别标揭【系辞传】在解易中的总纲、方法论地位，说：「后儒谈【易】之敝，大抵论爻则不恤彖，论彖、爻则不恤【系传】,不知三圣之精蕴非【系传】二篇不足以章著。此乃孔子昭示万世学【易】、占【易】之至仁大义，昭回于天者。而往往以日者苟简邪淫之说为师。」[1]682他虽然对朱子尊崇有加，但认为【周易本义】拘泥于「【易】本卜筮之书」,过用象数，义理阐发较弱，解易中但就卦爻为说，不能旁征博引【系辞】【彖传】【象传】广为论证；多局限于原文，貌似求真，而不能畅论其中之价值内容。他说：「朱子师孔子以表章六艺，徒于【易】显背孔子之至教」,「则朱子之于【易】,舍周、孔以从术士」。[1]682甚至说：「故善宗朱子者，舍其注【易】可也。」[1]682从中可以看出他的象数学与义理的紧密关系。
王夫之的数学还有一特出之处，他认为，揲蓍之数虽源自天地，但更重要的是圣人对观察所得的经验事物的数字创设，以及对此数字的哲学解释。他在【周易稗疏】中解释「参天两地」时说：「三、二者，本数也。参、两者，参之、两之，从而分析以数之也。天本无三，地亦非二。以形言之，天包地外，天大而地小；以气言之，阳盈而阴虚。地得天三分之二，故谓之二，由地之二而见天之三。此圣人所以以三数天，以二数地，而为九，为六，为三十六，为二十四，为二百一十六，为百四十四，皆倚此以立也。其画之为象，则阴爻「- -」,三分而缺其一；阳则兼有二而实其中，以成乎三，其画「—」,所谓以一函三，亦函地二而更盈其一也。圣人因阴阳已然之迹以起数，而非天地之有数。参之、两之者，人也。故数不可以穷神。」[6]794这是说，【周易】的揲蓍之数，是圣人根据天道阴阳、仰观俯察而创造的，并非本然有数如此。既然是人创造的符号系统，就是高度抽象的，与人对世界的总体认知密切相关，也就不会与经验世界完全相肖。完全相肖者是术士不知【周易】之数的本质及其起源而做的机械推演、排列。既然是数字性的模拟、抽象，就必须加入哲学的洞观。如对气的性质的认识，阳气盈满，故画「 — 」,阴气虚歉，故画「- -」。从数上说，阳之一，太一函三，兼阴之二而中实。阴因中虚，只得阳三分之二，故阳爻为九而阴爻为六，乾之数三十六而坤之数二十四，乾之策二百一十六，坤之策一百四十四。又如「参天两地」,三、二是天地本有的差别之自然表达，所谓「本数」;参、两是人在对天地仰观俯察之后的数字赋予。在对【说卦传】「参天两地而倚数」一句的解说中此义更加显豁：「天地之理气，不可以象象，故任数以为之象。‘参两’云者，圣人参之两之也。天地浑沦之体，合言之则一，分言之则二。圣人以其盈虚而拟天之数以三、地之数以二。卦画之奇阳偶阴，既明著其象，而揲蓍之法，用九用六，四其九而三十六，四其六而二十四，阳十二其三，阴十二其二，一以参两之法行之，数可任而象可立，道因以著。」[1]620因人为之参、两而有数之三、二，阴阳、老少都是三与二的倍数。而「参两」在【河图】上的根据即代表阴阳之黑白点，「参」者阳之数，「两」者阴之数。
王夫之在解释【周易】卦之策数时，也据【河图】为说。如乾之策二百一十六，坤之策一百四十四，是因为揲蓍之数用老阳、老阴而不用少阳、少阴，即【易】言九、六，不言七、八。而七八九六之数皆来自【河图】之最外一层。二百一十六者，乾卦六爻皆阳，阳之数为九，而每一爻经分二、挂一、揲四、归奇四个步骤而得，故一爻之策数为三十六，六爻之策数为二百一十六。坤卦六爻皆阴，阴之数为六，故一爻之策数为二十四，六爻之策数为一百四十四。两者相加，为三百六十，约合一年之日数。照此算法，【周易】六十四卦共三百八十四爻，其中阳爻阴爻各一百九十二。其策数为阳爻六千九百一十二，阴爻四千六百零八。两者相加，为一万一千五百二十，为「万物之数」。王夫之认为，天地万物虽有无穷之多，但用以说明人之得失吉凶，教人立身行事之法则，此数已足用。而所谓四营而成易、十八变而成卦，王夫之的解释是，分二、挂一、揲四、归奇四个步骤而成一变，三变而成一爻，一卦六爻共十八变。四营，效法于四时之运行；十八变，合二阳、三阴，亦阴阳互乘之象。
王夫之认为，以上揲蓍之数，皆效法【河图】所表现的天地之理数，而此理数之根据，则是天地、阴阳之神妙莫测的本性；此神妙莫测，正所以表现天道之诚，他说：「分之合之，错之综之，进之退之，盈虚屈伸一因乎时，而行其健顺之良能以不匮于充实至足之理数，则功未著、效未见之先，固非人耳目有尽之见闻、心思未彻之知虑所能测，而一阴一阳不测之神可体其妙用。」[1]551这是说，【周易】卦爻所表现的，都是天道本身所具有的；筮法所依据的，都是阴阳本身所内蕴的。一阴一阳之道神妙莫测，而万物皆是其本性之体现；天地之理数，人之智虑取则之以为功效。以人的创造性解释去测天、知天而求与之合一，是人应取的道路。王夫之这一思想，是对【中庸】【孟子】的「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的鲜明贯彻。
三、结语
王夫之以上关于天之理数、以人合天的观点，是理性的、正大昂扬的，其中神秘主义的成分极少，并且他多处批判其认为不正确的象数系统，如京房、邵雍之易数，以及道士之丹灶、日者之生克之说。其目的在张扬道统，延续文脉，融合义理与象数，为未来中国文化树立天人一体之正学。他的象数根据主要在【河图】,也紧密结合【易传】中的相关章节。虽以「四圣一揆」之道统思想为出发点，将【周易】经传理解为一个整体，且在具体阐发中有过信圣人的地方，但总的来说，王夫之的象数之学是深刻的，是与他的义理之学统一的，因而是他的易学哲学的有机构成部分。这一点在【周易内传】对【系辞】大衍章的总结中表露得很清楚：「此章由【河图】以著卦象，由大衍以详筮法，而终叹其神，以见卦与筮之义深，而不但倚于数。今所释经意，有全置旧说不采者，非敢好异先儒，以矜独得，实以术数之言，滥及五行、律历、干支、星命之杂说，殊为不经，圣门之所不道，不可徇俗而乱真。君子之道简而文，天人、性道，大正而无邪。故曰：‘洁静精微，【易】教也。’」[1]551这是他为何以【河图】为根据创立其「数」学的明白表达。
来源：【船山学刊】2023年第5期。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不做其他用途，若有侵权，敬请联系，十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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