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儒家思想因为主张「民贵君轻」，贯彻「民本位」思想，引发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思想共鸣，为后世士大夫的讴歌传颂。不论是汉初的贾谊，还是汉中的董仲舒，都不吝惜语言对儒家思想进行了长篇累牍地歌颂。
在连绵不绝的儒生对儒家思想间联不断的感召之下，汉武帝终于动了心，于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遣使者带上玉帛和玉璧，将鲁国著名的儒士申公专车接送到了国都；4年后，朝廷设立【诗】【书】【易】【礼】【春秋】儒家五经博士；8年后，汉武帝下诏推举孝廉人才……一系列举动表明：历经700年的轻视，儒学终于荣登君主的大雅之堂了，而且一出场就达巅峰。
儒学之初并不真的「为民」，孔子曾严厉斥责学生樊迟：学稼学圃，学习种地，是没有出息的小人
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句话用到儒家思想上也再合适不过。
客观来讲，早期的儒学思想只是单纯复古周制，并没有意识到民意对社稷的重要性，故而对于历代君主确实没有任何的意义：对于当时的春秋战国时期，周制的缺陷显而易见，已成过去式，复古就是倒退。所以早期的儒学并不重视民意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为创始人孔子，不仅不重视「人民」，而且贬低意味非常浓厚，这在他斥责请学于稼、请学于圃（学习种地）的学生樊迟可见一斑。【论语·子路】记载：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感谢孔子的学生客观真实的记载，使得我们可以清晰看出孔子人前人后的态度差异。在樊迟面前，孔子强压住鄙夷和怒火，表现出了一副谦虚礼让的模样：我不如老农，我不如老圃，确实为后世之表。
待樊迟走后，孔子则换了副模样，非常露骨表达出了对樊迟的鄙夷之情，将其斥责为小人。随后以他的礼仪仁智信予以辩解：学会了礼，百姓哪个不敢尊敬？学会了义，百姓哪个敢不服从？学会了信，百姓哪个不会对其给予深情？还学什么种庄稼？
这番话不仅对樊迟所言，也是对天下百姓所言：种菜种庄稼的都是「小人」，我们干的都是「民敬、民服、民情」的大事，一旦掌握礼、义、信等精神利器，所有种庄稼的不都乖乖服帖了吗？
所以说初中历史书下了结论：孔子看不起种菜的，有学生问他如何种菜，他认为是没有出息的表现可谓总结得非常到位。所以即便【论语】中再怎么提及民本思想，都上升不到「为民作主」的层面。
面对孔子的「鄙视」，老百姓抓住机会有力回击：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枉为人师
站在今人的角度，孔子认为的好礼则民敬、好义则民服、好信则民情的做法是不正确的，也道出了他对老百姓的需求并不了解。
作为需要养家糊口、延续后代的老百姓而言，最重要的是能填饱肚子、拉扯子孙，将后代抚养成人。君王是否好礼，是否好义，是否好信，对他们而言吸引力不大。
而且孔子也忽略了老百姓的思考能力，面对孔子如此瞧不起自己，老百姓不会因为孔子肚子里墨水多一点就「自惭形秽」进而顶礼膜拜，反而也会触发怒火，进而反唇相讥。【论语·微子】记录了这一时刻：
孔子一行人迷路，子路于是去路边询问一个老农，老农没好气也没理他。子路碰了一鼻子灰返回，发现孔子不见了，仓促间去询问田里种菜的另外一个老农，想问自己的老师孔子去了哪里？
听到孔子来了，老农非常不屑，说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谁是你的老师？」然后也不理会子路，自顾自除草去了。好在子路态度谦卑，毕恭毕敬站在田里等候老农很久，当夜便将子路招呼回家留宿，还盛情款待了自己。
待到第二天子路追上孔子，将这段经历告知时，孔子不无感叹：真是位隐士啊，随后让孔子返回去再去求教，老农已经出门了。子路也感叹老者空有一身本领又隐居不仕，非常难得啊。
由此可见，孔子歧视种菜的传闻已经满天飞了，种地的老农们都清楚，故而对孔子不待见，认为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枉为人师。子路靠着自己的虔诚打动了老农，孔子得知后虽然也赞叹有加，但在我看来绝非改变了他对庄稼人的刻板印象，因为不论是孔子还是子路，都觉得他不是目不识丁的大老粗，而是身怀治世绝学的隐士，实在是让人啼笑皆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