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读过他的书，不要轻言不喜欢当代文学

2023-12-22文化

许多人第一次认识洪子诚先生，是因为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一些读者一书读罢头飞雪，惊叹原来文学史可以这么痛快。这本书除了对于文学史脉络清晰而深刻的认识，还有对于文学作品发自生命的体认，而他始终秉持着谨小慎微的态度，从不妄下一语。

去年的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评选揭晓礼上，洪老师当选为年度致敬作者！「从历史以及教材」走到现实，人们这才发现，洪老师始终没有停止阅读和思考，年逾八旬却依然文思泉涌、笔耕不辍。

沈阳师范大学文化研究中心孟繁华教授曾感叹，「他从不做高调宣言，从不提出‘新的理念’‘新的口号’，也从来没有在当代文学‘另起一行’的‘雄心壮志’。这既是一个学者的自我要求，也是一个学者未被时代学风裹挟的明证。」

这是学者的坚守和努力，但是并不是洪老师的全部，现实生活中，他风趣幽默、低调内敛甚至偶尔显得有些羞涩，除了研究文学他还涉足诗歌、聆听音乐、观看球赛、鉴赏汽车，留下了许多趣闻。

撰写文学史：做不那么冷漠的旁观者

提到洪子诚教授，最为熟悉的便是他「一个人的著作」【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它被称为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当代文学史」，也是奠定当代文学学科地位、影响深远的著作，戴锦华教授如此评价道，「它最有意义之处，在于它在提供了当代文学特殊的生存方式的描述的同时，还提供了我们把握和进入当代文学史的不同空间」。

【中国当代文学史】2007年英文版首发式

这本文学史是洪子诚教授长时间积累的成果，也是一个累积多次的写作。他从1978年开始当代文学教学，每次课都要重写讲稿，内容、方式会有调整，也补充新的内容。在这个不断积累的过程中，他不断发现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四五十年代之交的转折问题，概念的清理，时期特征等，他的讲稿也不停地刷新原来的判断或者叙述。

他的当代文学课，有意识地和其他的论述对话。 对话不完全是相反的意见，而是讨论是否有另外的观察点和评述的可能性。

1987年朱寨先生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出版，洪子诚教授参加了讨论会，他看到了这本书的价值，也看到它的内在矛盾和裂痕：它既有80年代启蒙思潮的强烈意识，又有「十七年」的革命叙述的架构，这两个方面不协调地「共处」一个空间中。

于是，洪子诚教授在讲课中逐渐地和这两种不同历史观和叙述方式进行对话。一方面，他对革命、阶级决定论的叙述有很多批评、质疑，但也不是完全放弃、否定。另一方面，他接受很多启蒙主义的东西，但从80年代后期开始，对启蒙主义的主体性等也有质疑、反思。这两种对话也体现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

在讲课和写这部文学史的时候，他认真阅读了许多资料，作品集、研究论著、理论书，其他的当代文学史，以及【文艺报】【人民文学】等重要的期刊。90年代初，他在日本东京大学教书，资料室有【人民日报】1949年起的合订本，他搬到研究室翻看，报纸上落满灰尘，他称这是「灰尘堵住鼻子的工作」。

资料上的充分准备，加上自己作为「当代」的「亲历者」，有意识地试图解决别的文学史没有解决或留下的问题，使得这部文学史在史观和研究方法上都具有开创性的价值。

1959年1月编写【新诗发展概况】,在中国作协和平里宿舍楼前。左起:殷晋培、刘登翰、洪子诚、谢冕、孙玉石、孙绍振。

在文学史研究上，洪子诚教授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不那么冷漠的旁观者」。 不是那么冷漠，就不是完全的旁观，也有他的判断、情感。他认为自己「有时候爱憎并不比别的人弱，而且还难以扭转。」

但是，在写文学史过程中，他时刻警惕个人情感、经验的随意加入、过度介入。他曾经谈到，这些年大家都在谈「底层」，底层写作，底层叙事，自己欠缺「底层」的生活经验，具有很大的局限。他也因此非常重视材料，重视材料本身的丰富性，重视不同的材料构成的张力。

孟繁华教授表示，自1999年洪子诚教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之后，有影响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和教材就没有再出现。这反映了学科总体研究面临着困难，但事实上近年来学界一直在研究写作途径，讨论与当代文学史有关的内容。

「我感觉洪老师对当代文学史的研究现状是不满意的，他首先对自己不满意，所以他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甚至寻找更好的途径，做出更好的文学史研究。」

【中国当代文学史】截至目前已签约授权10个语种：英、日、俄、韩、吉尔吉斯、哈萨克、阿拉伯、越南、意大利、印地语；已出版英、日、俄、吉尔吉斯、哈萨克、越南、阿拉伯7个语种。

研究「十七年文学」：

努力做一点历史留痕的工作

洪子诚教授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我国上世纪50至70年代，这段历史的文学过程有过很激烈的争论和抗争，有些人甚至为此受苦受难。

贺桂梅教授曾经送给洪子诚教授一本【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书中的「反必胜主义」引起了他的兴趣，「联系到我现在研究的对象，我会说历史上并没有必胜者。」

他非常赞赏北大已毕业的研究生吴丹鸿说的话，像洪老师这一辈人，因为看到同时代人为理想而受苦遭难，从而意识到自己有时代的债务，这种债务让他们无法夸夸其谈，于是努力做一点历史留痕的工作。他感慨道： 「这个学生非常敏锐地说出了我们这些人的责任以及我们的局限。」

洪子诚教授（图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在历史写作上，洪子诚教授努力做一个「旁观者」。在难以做出判断的时候，他更愿意将不同的陈述、不同的声音收集起来放在人们面前，供他们思考，让一时的被批判、被否定的声音不致过早被湮没、忘却；因为「历史」证明，它们不都是虚妄之言。

他的【材料与注释】一书处理的是反右、「文革」期间文艺界一些被冲击的领导人的检讨材料。这些材料的真实性和如何使用，需要经过讨论和辨析。因为这些人被打成「反党分子」「黑帮」，检讨材料是在压力下被迫写的。里面提供的事实线索，以及当事人思想、情感的真实性都存在复杂情况。

于是，他以全部用材料和注释完成自己的文学史叙述和评判的方法，尽量复现、叙述事件发生的具体情况，并将相关材料加以对照，用这样的方式，来发现它们的价值。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多声部的叙述：材料写作者发出的声音，写作者另外时间、场合的声音，事件相关者发出的声音，以及研究者的声音。

洪子诚【材料与注释】，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光炜认为，洪老师的历史记忆停在1956、1957年，这是他三四十年来从事文学史研究、17年文学研究的原动力，由此产生的推动力不仅没有衰减反而有不断增强的迹象。洪老师的文章，包括他的大多数论述，很少流露个人感情，这是成熟学者的历史定义所致。

然而，阅读【死亡与重生——当代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一文，程光炜教授「还是听到了洪老师隐隐跳动的心声。」他相信在洪子诚教授的学术里有「我的心灵、我的学术」这一问题：他是五六十年代一代敏感青年中的幸存者，之所以不断重写1956和1957年，是这种幸存者身份和意识决定的。

洪老师从读大学到毕业留校的几十年之中，很难摆脱这种记忆，他的50年代中期个人史也由此形成。「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苏联文学既可看做是洪老师开发的一个新领域，也可说是他50年代中期研究史的一部分，他是我们与50年代中期的一个历史中介，一位讲述人。」

他赞叹洪子诚教授很出色地讲述了自己的个人时代，从而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留下了一部宝贵的思想和学术财富。

当代文学的建构：

始终在世界文学的参照中定位自身

去年，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了一场主题为「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的人文论坛，这是洪子诚教授提出的新议题，也是他这些年的努力方向。

【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收入了他努力的成果，这本书围绕1950-1980年代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论及俄苏及西欧的部分重要作家、理论家及文艺作品——如马雅可夫斯基、伊萨科夫斯基、叶夫图申科、司汤达、莎士比亚、卡夫卡、阿拉贡、加罗蒂、苏契科夫等人的作品与苏联电影。

洪子诚教授

它们的侧重点，是讨论中国当代文学在建构自身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外国文学的「资源」。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的参照中定位自身：一方面，外国文学是当代文学（创作和理论）的重要资源，参与了当代文学形态的生成；另一方面，对外国文学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也影响、制约着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研究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在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方面，无论资料的搜集整理，还是研究的深入开展，都还存在欠缺。

而当代中外文学关系的资料整理和研究，在范畴和方法上都与现代文学存在一些重要差异。其中明显的差异之一，是「文学和世界政治的关系更加直接，包括二战之后两个阵营的冷战，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分裂，殖民地解放、民族独立运动等，文学更直接、紧密地卷入这些国际政治事件和运动中。因此，这方面的资料整理，如果过于局限文学自身，就无法呈现事情的全貌」。

贺桂梅教授认为，洪子诚教授没有局限于史料整理和研究，而是从扎实严谨的中外文学关系的史料整理和重要文本的重读出发，以一种共时性世界文学的问题意识，立足中国当代文学实践的主体性视野，重新探讨了诸多重要的当代性文艺与思想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