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一些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拥趸认为，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中，奥派与墨家、法家比较契合，这实在是大错特错，与奥派最接近的是儒家，墨家、法家都与之背道而驰。奥地利经济学派与古典自由主义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本文拟谈一谈儒家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大量共同点。
原始儒家「忠君」
有人认为儒家在政治建设上毫无办法，其实儒家推崇的是小政府，认为政府应该管得少才好，自然不会下功夫去给政府提供各种手段来规制民众。【论语·卫灵公】载：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孔子褒扬舜帝（无论是想象中的还是事实中的）的政府无为而治，不插手民间事务，放任民间共同体发展，舜帝作为君王，其最大的意义就是通过「恭己正南面」的巫术，来作为民众的宗教领袖，增加社会的凝聚力，减少民众之间的争斗。
「恭己正南面」的具体操作方法，即「垂衣裳而天下治」，其说来自【周易·系辞下】：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只要国君保持向南端坐、衣裳下垂、怀着祭祀的心态向上天求福，别的少管，国家自然会良好地运行。这样的国君其实是虚君，跟现代的英女王、日本天皇相似，只作为国家象征，履行宗教职能，不掌握具体权力，但威望足以凝聚人心，减少社会争斗，有君主制之利而无其弊。
由于国君是宗教首领、国家象征，所以当然不能被人推翻。要是有人谋朝篡位，大家心里不服，新王朝只能用暴力压服，那样就会进入帝国时代，百弊丛生了。春秋时代的「礼崩乐坏」导致战国的普遍秦化就是明证，所以原始儒家（先儒）要强调忠君，但这只是为了维护政治秩序，孔子、孟子并无意为国君提供任何具体的集权的手段。
儒家尊君是为了维持上古的宽松秩序
有朋友可能想引【论语·季氏】中的话来反驳：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
这段话看似是要帮天子集权，实际上，礼乐是上古圣王所立的规范，后王只能遵守不能更改，除非证明自己是圣王，才可以制礼作乐或者说改动礼乐，但自证圣王是极难的事情，所以绝大部分天子只能恪守、光大先王的规范而难以用礼乐为自己集权。
「征伐」则是打击破坏礼乐规范的人，在孔子的理念里，天子征伐不庭同样是为了维持礼乐秩序，而不是为了自己作威作福。孔子主张「君君臣臣」（君守君道，臣守臣道），反对「君不君」，虽然他没明说「君不君」怎么样，但是在孔子延长线上的孟子补充了「诛一夫」的概念，如果君主不守君道，变成独夫，杀掉都没问题。
所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句话里，天子代表的是上古神圣巫王奠定的「先进」（至少对周边部族而言）的礼乐秩序，由天子来维护，具体内容包括鼓励遵守者和打击违反者两个侧面，在这个过程中天子尚须遵守一系列传统的、习惯的、道德的规范（不然就杀掉或换掉）。
中国上古时代巫师兼职军事首领，巫师凭借巫术表演、农业丰收和战争胜利来证明自己的仪式（礼）有效。到了儒家手里，一方面维护上古圣王奠定的仪式（礼），让社会拥有共同规范，从上古圣王到今日之天子，绵长的传统为「礼」提供强大的合法性背书（参看日本天皇的「万世一系」），如果各级臣僚来主导或者更改「礼」，合法性不足，会导致十世、五世、三世「希不失矣」，社会陷入失范。
另一方面，儒家则用已死天子的仪式限制活着的天子，避免王权恶性膨胀。在礼乐面前，今天的天子不过是执行者，如果要擅权改易，需要社会共同认证为圣王，整个社会得以共同参与规范的制定，儒教对巫师仪轨（礼）的这一创造性转化，不但不是为了强化君权，反而试图令巫王专制向民主共和（其程度大小可以讨论）转变，实在是高明之至。
另外有朋友可能会以孔子「隳三都」为由，将孔子误解为商鞅、吴起之类的游士。其实孔子主张的是君臣各安其位，保持较为稳定的政治秩序，以免下限日渐降低的政治争斗干扰社会运转。
臣凌于君之上固然不行，要通过「隳三都」来让国君拥有维护秩序的能力，否则胜出的「臣」会集权来防止自己的臣跟自己学样；但国君要是想消灭贵族，孔子肯定也是不同意的。
从【论语】来看，孔子对周天子、鲁国国君、季氏都有善意，且善意相对均等，卿大夫季氏盗用天子的八佾固然不可以容忍，士盗用卿大夫季氏的四佾同样也不可容忍，归根结底孔子维护的是礼而不是君，正所谓「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可见，在先儒那里，「尊君」为的是保持社会的凝聚力，而不是加强君权和政府权力，最好的政府是仿佛不存在的政府，其中自然包括了经济上的自由放任，这跟古典自由主义岂不是非常相似？
儒家理解经济自由放任与保守传统的关系
小政府、经济自由放任有一个前提，就是社会自身具有保持秩序的能力，为此必须重视传统的作用，传统能够让人自觉地遵守社会规范，而不需要公权力来强制。如果传统崩塌，维持秩序就不得不依靠公权力，然后就会百弊丛生。
所以古典自由主义是很珍视文化传统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哈耶克对此论述尤多。其实，孔子早看到了这一点，见【论语·为政】：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如果只用公权力来维持社会秩序，老百姓会避免触犯法律，但无时无刻不想钻法律的空子，法律为此不得不日益细密，对社会的管控日益增加，令老百姓变得更穷，于是「法令滋彰，盗贼多有」，陷入恶性循环。
如果重视宗教传统和文化传统维持秩序的功能，则老百姓会自觉遵守秩序，主动避免破坏秩序，法律也就不用那么细密，社会的自由度就大，经济自由放任也就可以实现。
为了让更多人理解传统，发挥传统的力量，就需要教育，所以儒家很重视教育，用教育来让更多的人具有相似的情感（具体措施上重视「乐」的作用），从而形成超越血缘宗族的较大规模的共同体，促进民间自生秩序的发育。
民间自生秩序既可以保障经济自由，又可以制衡公权力的肆意妄为，堪称有百利而无一害。
儒家重视商业，向全社会提倡重商
不过，「仓廪实而知礼节」，教育的前提是民众的富裕，否则连饭都吃不饱的人哪有心思接受教育。所以，儒家不但重视教育，而且致力于保证教育的前提，见【论语·子路】：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可见，儒家的主张是，先增殖人口以保障社群的生存和延续（庶之），再想办法让社群富裕（富之），然后再加以教育（教之），促进更高层级的社会共同体的发育。
致富是儒家的重要主张，「重农抑商」是汉儒吸收法家理念后扭曲的产物，先儒不但不抑商而且重商。【论语·述而】载孔子的话：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执鞭之士是指市场的安保人员（执鞭之士），在当时属于贱职，孔子认为只要富裕合乎道义，就可以大胆追求，当贱职也无妨。
【论语·里仁】载：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这里孔子充分肯定人求富、求贵的欲望，只是要求要取之有道。对待富人，孔子的心态也非常开放，【论语·学而】载：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孔子并不像法家那样认为商人是害虫，他不但承认致富的正当性，还给富人提出了精神追求和提升的路径，那就是富而好礼、为富而仁，让富人成为社会楷模，从而更加长久地保持其富贵。
而且，如果孔子歧视商人，他又怎么会看重身为巨商的弟子子贡呢？
相比之下，欧洲的古希腊、古罗马虽然商业很发达，但商人在哲学家眼里仍然是被嘲讽和贬斥的群体。到了中世纪，意大利海洋城邦的商人地位有所提高，但善于经商的犹太人和威尼斯人还是文学作品中揶揄的对象，只有到了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后，商人才得到全社会包括知识人的尊重。
这么一对比，先儒不但没有抑商，对商人的态度简直可以说是超前了。而且，他们还要通过教育让更多人知道商人和商业的好处，更是促进社会近代化的先锋了。
总结起来，在儒家被秦制污染之前，先儒的政治和社会主张可以用「小政府大教育」六个字来概括，这与古典自由主义主张经济自由、文化上重视传统是高度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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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治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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