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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风霜雨雪风流在，史上尤传故英遒
在吉林省集安市的城东，距离市区四公里之外的禹山脚下，矗立着被誉为「东方第一碑」的好太王碑。这座大型方坛阶梯石室墓，是高句丽第十九代王「好太王」的陵寝。好太王碑，又称好大王碑，建于东晋安帝义熙十年，即公元414年，碑高6.39米。2016年，该碑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这座碑是由高句丽第二十代长寿王为纪念第十九代王谈德而建立。谈德的谥号为广开土境平安好大王，因而此碑被命名为【好大王碑】。在其长达22年的统治期间，高句丽迎来了空前的繁荣与发展。凭借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好太王东征西讨，征服辽东、驱逐倭寇，侵吞汉江流域，降服扶余，使高句丽的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
碑文详细记载了高句丽建国的神话以及谈德的辉煌战功，并重申了关于墓奴的严酷法令，是研究高句丽历史的重要文献。碑文风格遒劲古朴，书法兼具隶书与楷书的特点，保留了许多秦篆的风格，显得尤为古朴可爱。
然而，这座拥有1500多年历史的珍贵巨碑，在1880年之前并未受到重视。清代学者孙星衍在【寰宇访碑录】中亦未提及此碑。【集安县志】记载，此碑曾因高大而未建碑亭，加之石质粗糙，被苔藓覆盖，字迹模糊，导致部分文字被好事者随意填补，失去了原貌。直到光绪年间，除去残缺不全的部分，字迹才变得清晰，成为好古者心中的珍宝。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又有许多字迹变得难以辨认。
杨守敬亲笔双钩本好太王碑第一卷上
自【好太王碑】被发现并传拓以来，长时间暴露于自然环境中，饱受风雨侵蚀。直到1928年，才为其修建了碑亭以保护。新中国成立后，该碑作为全国第一批重点保护文物，得到了充分的重视。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已进行了多次科学的清理和保护处理，使其保持了稳定状态，重现了昔日的风采。
二 书道艰辛有捷径？无人不识好大王！
【好太王碑】以其古朴的书体和复杂的字形源流，加之其方直线条的基本特征，引发了学者们广泛的讨论和多样的见解。例如，蒋善国在其【汉字形体学】中，将其视为汉代之后的「古隶」代表；王志修在【高丽永乐太王碑考】中认为其「类汉隶」；郑文焯在【高句丽国永乐太王碑释文纂考】中称其「字体八分，遒浑当为辽东第一」；欧阳辅在【集古求真】中认为其书体「似楷似隶」；荣禧在【高句丽永乐太王碑谰言】中则认为其字「古朴可喜，极似魏碑」，并称其「字大四寸，篆隶相羼，兼多省文」；叶昌炽在【语石】中称其「字大如碗，方严质厚，在隶楷之间」；王健群在【好太王碑研究】中径直命名为「东晋隶书」，等等。
杨守敬亲笔双钩本好太王碑第一卷上
在书体考察上，应当着眼于作品的基本特征，评说应能反映作品的主流倾向。过去，由于碑字方整且无波挑，被命名为「古隶」，但这种命名在秦汉简牍帛书发现后，由于古隶的真实面目并非如此，故应避免使用「古隶」这一名称。同样，将碑字称为「东晋隶书」，虽然在时间上是正确的，但东晋时期的八分隶书已相当进化，与碑字存在显著差异，表明这种命名并不恰当。至于将其归为隶楷之间，或类似魏碑的说法，由于与碑字的形体特征相去甚远，故无需过多辨析。
「旧体铭石书」，并将其与两汉时期面貌相近的金石文字归为一类，即隶书但无波挑或波挑不显著的类型，时间上早于东汉晚期至唐的「八分铭石书」，因此称之为旧体。高句丽之所以较中原晚数百年仍沿用旧体铭石书，反映了其文化特色的稳定与滞后。对此，还可以做进一步的阐述。
杨守敬亲笔双钩本好太王碑第一卷上
首先，高句丽考古遗物中发现的战国中原货币和兵器，揭示了其与中原地区的早期交流。自汉武帝置东北四郡并专门为高句丽族设立县级行政区以来，高句丽与中原文化的全面接触开始，他们学习并使用汉字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至此时。
其次，西汉的「善史书」和东汉八分隶书的艺术化发展，主要局限于文人士大夫阶层，与工匠用字无关。同时，从西汉到东汉中期的金石文字并未受到士大夫的关注，工匠们自由凿刻，形成了方整字形和直折线条的简易正体，并在工匠师法传承中得以延续。东汉晚期，八分隶书开始在碑碣中普遍使用，名家书法楷模也融入其中，影响了社会书法风尚，导致旧体铭石书的使用减少。【好太王碑】的书体至少在东汉中期就已传入高句丽，并被当作正体保留和使用。尽管魏晋时期普遍推崇八分铭石书，但高句丽人因旧体铭石书已根深蒂固，且不解书法风尚，故未采纳书写更为繁难的新体。好太王陵、千秋墓出土的砖文和青铜器【好太王壶杆】铸铭，以及瓦当文字，均与【好太王碑】风格相似，反映了当时的流行风尚。
杨守敬亲笔双钩本好太王碑第一卷上
第三，【好太王碑】保留了许多西汉隶变中的字形俗体，与东汉章草有某种渊源，并略作变形以正体化，这些都是其书体风格来源较早、使用稳定且滞后的证据。尽管部分字与十六国北朝碑志写法相近，但这并不意味着高句丽文化封闭，不与时文相关。这些情况与高句丽汉化进程中的其他事例紧密相连，体现了其文化的个性和特色。
此外，【平原郡碑】大约书刻于高句丽平原王晚年，时间接近6世纪末。此碑虽残泐严重，但字为楷书，风格朴拙，体势倾斜，与北魏文成帝【皇帝南巡之颂】碑阴风格相近，也与晋代某些工匠凿刻的墓砖文字有相通之处。与中原同时期的陈、隋刻石相比，其滞后显而易见。这说明，在高句丽，文字的实用性书写是首要的，对中原书风的接受和仿效总是缓慢，而迟到的风格样式仍然是为实用服务。若仅从艺术角度审视高句丽书法，便难以理解其为何总是与「古朴」、「朴拙」风格相联系。当然，这也不完全是因为地理位置偏远，我们还需了解高句丽在汉化进程中的基本文化需求，从而理解其对东晋书法风流和魏碑体的淡漠与隔膜。
杨守敬亲笔双钩本好太王碑第一卷上
三 拓本纷繁错漏，无人识得真面
首先，【好太王碑】采用的角砾凝灰岩，是一种由火山灰和其他岩石碎屑混合而成的材料。这种岩石软硬相间，含有气孔，使得工匠难以进行精细的刻字。因此，与其他岩石刻字相比，它不具备清晰的字口和反映书写笔法的点画形态。加上碑面的粗糙，初成时可能就呈现出斑驳的状态。经过近一千五百年的风化，以及重新发现后的火烧和捶拓剥损，拓本呈现出一种苍古浑朴的感觉。在评估【好太王碑】的书法时，我们必须考虑材质、凿刻工艺和时间变迁这三种因素。如果以同时期的砖瓦文字为参照，可以推测【好太王碑】的书丹应与之接近。从出土状态较好的砖文分析，其书模刻模应该比较统一，更符合当时高句丽人对正体及其书法的理解。而【好太王碑】则与书写的真实状态存在一定距离，这种距离和各种因素造成的进一步变化，恰恰成就了【好太王碑】的独特美感，使其成为一代名碑。
其次，对【好太王碑】书法的审美和评说应当基于优质的拓本。双钩填墨本、石灰本以及因技术不佳形成的不良拓本，都不应作为评说的依据。如果对比不同拓本，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评说中的篆势楷意等观点，往往是由于拓本质量不同而产生的歧义。因此，在审美和学术研究【好太王碑】书法时，首先要确保能够看到优质的拓本，如果还能进行实物考察，那将更为理想。
将高句丽【好太王碑】与黄河流域的十六国北朝石刻书法进行比较研究，不仅因为它们在时间上的接近，更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和深刻的含义，具有明显的可比性。这种比较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在书法史上，少数民族的作品虽然重要，但在全面关怀和系统研究方面还显不足。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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