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大西岛】一书中，培根曾描绘过一个与柏拉图【蒂迈欧篇】中的大西岛完全不同的理想国。这个理想国的国王不是崇尚玄谈的哲学家，而是关心百姓世俗幸福的实干家。新大西岛的国民很自豪地说，他们国王的许多光辉事迹中最突出的一件，就是「所罗门宫」的兴建和创办。但这个「所罗门宫」，作为「国家的指路灯」，已不是教堂，而是旨在认识自然、造福人类的科学研究机构。「我们这个机构的目的是探讨事物的本原和它们运行的秘密，并扩大人类的知识领域，以便使一切理想的实现成为可能。」
在一定意义上，培根的【新大西岛】是一个象征，它不仅体现了一种推崇科学探究的理性精神，而且表达了一种把科学技术的社会运用予以组织化、制度化和常规化的深切渴望。因为这个缘故，一些现代思想家把培根看作广义启蒙运动的开路先锋，显然是抓住了问题的一个要点。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培根比同时代哲学家更为独到的地方，在于他确立了一个系统连贯的行动程序。这个程序包括三个关键步骤。 首先是破除假相，按照自然如其所是的样子揭示它所隐含的恒常规律，以便「使世界清醒」；接着是在科学知识的导引下「指挥失去魔力的自然界」，并通过有效的技术控制来确证人在自然面前的主宰地位；最后是将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系统地和有组织地运用于社会生活，从而造福人类，推动文明进步。 毫无疑问，培根所确立的这一行动程序在18世纪的启蒙纲领中得到了广泛的采纳。
但是需要指出，当18世纪启蒙思想家试图构建一套承担社会理想之正当性论证的「主义」话语的时候，理性诉求于知识学范围之外，又被赋予了两重重要的价值意涵。第一重意涵是个人层面的道德自觉。这种道德自觉，照康德的说法，意味着摆脱外在权威及任何他人的左右，大胆运用自己的理智去自主抉择。此乃与蒙昧、盲从相对的不惑与成熟。但是康德强调，仅只有个人理性的私下运用还很不充分，更重要的是所有的人在任何问题上都能够公开发表自己的个人意见。「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惟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这便是理性诉求的第二重价值意涵，亦即与独裁、专制相对的社会制度层面的自由与正义。
由于启蒙运动在反蒙昧、反权威、反专制的进步要求下搭建一个理性的审判台，因此，传统时代那种给现世秩序提供正当性论证的超验文化资源就被彻底弃绝了。正因为这样，理性在道德自觉和社会正义方面的价值承当，只能立足此岸的经验之域，从而，诉诸一套科学的知识论纲领也就成了它的一种必然选择。历史地看，「启蒙」所内含的「解蔽」要求，乃是一种不轻信、不盲从、不驯服的怀疑和批判态度；而这种态度，显然可以在科学精神那里找到典型示范。如果再考虑到科学的近代勃兴强烈地表现为逻各斯对神话的消解，并因而同愚昧的偏见和教会的权威发生严重冲突，那么，启蒙精神与科学理性的融合也就变得更加顺理成章。历史的逻辑是：科学的近代勃兴给启蒙运动提供了知识学基础；而启蒙运动的凯旋高歌则反过来把本属知识类型的科学转变成了具有价值优越性的「主义」话语。再经过一系列有趣味的变化，在科学共同体那里就产生出一种强烈的自负和狂傲：
在这个问题上，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做法像过去为只有一个罗马教会作辩护的人的做法一样：教会的教义是真理，任何其他东西都是异教徒的胡说。的确，某些讨论方法和暗示方法曾经是神学修辞学的财富，现在它们在科学中找到了新的根据地。
以历史的观点看问题，科学的价值优越性之被确定下来，并扩展为大众的某种普遍信念，关键性的原因，可以从它的知识结构及其解谜功能之中去寻找。它的逻辑的严谨、计算的精确、解释的合理与预言的可靠，都蕴含着磁石一般的吸引力。在素朴经验依旧算作较高智识水平的时代，这种吸引力更是让人感到难以抗拒。由此不难理解，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牛顿，为什么会像从黑暗中给人类带来光明的天使那样受到狂热的敬奉。可是问题也恰恰在于，一当科学的优越性成为人们的生活依托，它的责任担负也就不可避免地按照某种特定的社会期望来架构。于是，客观的科学知识便转化成了富有目的意向的「成效知识和宰制知识」。舍勒评论道：
这种知识的最终目的是要从整份有序地围绕在我们周围的现象的时空关系中寻找出规律来，亦即揭示出这些现象的偶然的当下本质存在的规律。我们寻找这些规律，绝不是因为对规律本身情有独钟，而是出于宰制世界和我们自身的意志的需要。
如果说，随着现代性挣脱传统母体而按照世俗化的节律涌动，宰制世界的欲望就开始变得益发强烈，那么，启蒙运动的一个巨大作用，即在于以改善人生和社会的正当名义，把这种欲望发展成了一种高度自觉的主人意识。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根本转折。因为在过去，人虽然把自己看作万物灵长，但却毕竟还知道自己归属于整个存在物的巨链；可是现在，人「作为根据把一切都集于自身」，从而变成超拔于万物之上的惟一主宰了。「如果人成了第一性的和惟一的真正主体，那就意味着：人成为这样一种存在者，所有事物的存在方式和真理方式都仰赖它而得以建立。人成为存在者本身的关系中心。」而人的中心地位一旦确证，也就等于获得了对客体的至高无上的统治权。
从逻辑和历史两个方面来看，主客体的两极化都是现代性生成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这个环节一经打通，对世界的有效征服必然要诉诸科学与技术的规导。于是，培根和笛卡儿所确立的行动程序就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和越来越深的程度上左右了启蒙纲领的具体贯彻。海德格尔立基于一种更形完备的现代景观，将其中的关节点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限定」。在作为主体的人的眼里，自然界只是一堆无生命的质料或材料。它的对象性价值仅仅表现为对人具有某种有用能量的物质载体。因此，按照某一特定方向对自然事物予以限制性定位，就成为人看待和处置自然事物的基本态度。限定土地使之交付矿石，限定矿石使之交付铀，限定铀使之交付原子能，而原子能的释放可以用来破坏或和平利用，如此等等。
一旦自然事物被限定为某种能量的承载者和供给者，人的占有欲望就会变得高涨起来。由此产生了第二步跳跃：「强求」。与「限定」相比，「强求」是人的权力意志的赤裸裸展现。它逼迫自然事物放弃它们的本真存在方式，而进入某种「非自然」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自然本身的独立尊严被剥光，仅剩下对技术操作需要来说的合适内容，并因而像无人格的奴隶一样静候着主子的蹂躏。就此而言，「强求」作为一项攻击命令，将指挥人们对自然进行掠夺式的榨取。
与「强求」相联系的第三个环节是「谋算」。这个环节特别体现了人所具有的理性智慧。它强调，对自然的榨取若要不断提高其有效性程度，那就不能仅仅诉诸权力意志，而必须将这种意志同对自然秘密的精确把握结合起来。缘此，科学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通过形式化的抽象和数学化的计量，科学把自然当作「可预测的力的联系」来追逐，它在齐一性律则的探寻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为人们指望某物、考虑某物、估价某物、算计某物提供了精确的制导。
依靠这种制导，人们便可以对自然事物进行高效的「加工」。这是第四个环节。如果说，劳动活动本属人类的一项基本活动，那么，现代生产方式区别于传统劳动方式的一个典型特征，就在于排除神圣力量的参与，贬降个性化经验的地位，完全按照科学知识精确测定的「力的联系」，并运用标准化的技术和高效能的工具手段，来对自然事物进行合乎主体意图的整理、安排与组装。在这个过程中，生产转化为纯粹意义的「制造」。它不仅使自然物的原生形态消失得渺无踪迹，从而达到空前的深度，同时也借助标准化而带来大批量，从而使产品的涌流呈现出了前人无法想象的规模。
技术时代的生产和加工之所以能够在愈来愈高的精度和愈来愈大的规模上扩展开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被纳入了一种「耗尽」与「替代」机制。物品只是为了耗尽才被生产；而它们越来越快地被耗尽也就越来越快地被替代。这是最后一个环节。但它作为最后的环节，实质上只是表征了过程的永不结束。限定、强求、谋算、加工、消耗、替代，再限定、再强求、再谋算、再加工、再消耗、再替代，循环往复，以致无穷。此即所谓新时代的「技术展现方式」。借助这种技术展现方式，人的主体意识不断高昂，仿佛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
如果说，高扬人的理性和主体意志在启蒙运动时期曾背负着一项追求自由、解放和正义的进步使命，那么，随着蒙昧主义、专制主义作为一个敌对的「他者」退出历史舞台，原本要解蔽祛惑的启蒙精神就逐步变得高傲和自负起来了。它既不把神话巫术放在眼里，也不把情感和灵性放在心上。科学和技术这两个武器足以让它经天纬地，呼风唤雨。对它来讲，自然界原则上不存在什么不可破解的秘密，也不存在什么无法预知和监控的现象。今天不能做到的事情，明天要努力做到，而且肯定能够做到。彗木相撞可以预测、原子能释放可以控制、生命可以克隆、基因图谱可以清晰描绘，自然界中还有什么东西原则上属于科技发展所不能到达的极地呢？
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是，科学技术既能为征服自然提供方法手段，则这种方法手段便可以而且应该被自觉地和有系统地推广应用于社会事务。事实上，现代文明就是这样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培根早年在【新大西岛】中渴望的理想梦境，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甚至连儿童也感到幼稚。现代人不仅拥有卫星、电脑之类的先进工具，而且能够科学、合理、高效地去管理学校、医院、兵营、监狱、工厂、企业和整个公共行政系统。但是，随着人们在改造社会的道路上走得够远，并不断地品尝到效率的甜头，理性诉求在启蒙时代曾经展示的价值之维就逐渐萎缩，而其形式化、功能化向度则不断凸显，以至于手段竟最终变成了目的本身。如果说，对理性的推崇在今天还能称为「主义」的话，那么，就其工具合理化取向而言，这种「主义」所标榜的恰恰是一种无价值偏好的实证立场。它确认世界的合规律性以及这种规律的可理解性，并坚持把各类行动目标都还原为技术性问题，用标准的尺度、规范的程序和可操作的方法予以合理解决。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仅只强调如何从形式和功能方面去进行通约、计算、预测与控制，因此，同其他各种「主义」所展现的价值关切迥乎不类，它的轴心原则毋宁是只谈「问题」不谈「主义」，或者多谈「问题」少谈「主义」。
历史地看，冻结「主义」或将「主义」悬置起来，不过是祛魅要求的特殊表达。事实上，伴随着科学的近代勃兴和现代发展，理性主义者一直在自觉地呼喊类似的口号。「破假相」「普遍怀疑」「启蒙」「拒斥形而上学」等等即如此。但是，当祛除巫魅不独表现为清扫巫术迷信，而且也表现为摒弃浪漫情感、超验信仰和终极关切的时候，一个彻底脱魅的世界就成了无灵性和无意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实证科学及其技术展现将最终营造出一种新的神话。这便是现代人的生存境况。胡塞尔评论说：「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成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
倘若人变得只见「事实」，则他的客观、理智，也就不过是灵性的迟钝和情感的冷漠的同义语。对他来说，用「事实」的眼光来看待自然和用「事实」的眼光来看待人本身，并没有实质的区别，因为这都是科学的眼光。今天，这种眼光不仅成为得到广泛认同的世界观，而且还仿佛是一种具有文化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的主导下，「理性的工具主义视界」很可能会营构出一个「合理的极权主义社会」。马尔库塞的这一批评虽颇为极端，但却并非没有根据。
选自张凤阳著：【现代性的谱系】，江苏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