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绣艺术的起源
刺绣艺术，堪称中国悠久民族传统手工艺的一颗璀璨明珠，深藏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中。这门艺术，常被称为绣花或扎花，巧妙地以绣针引导着五彩纷呈的丝线，在绸缎、布帛等各式材料上舞动。每一针、每一线，都经过精心刺缀，将彩线巧妙地固定在织物之上，形成一幅幅精美的图案、纹样或文字。这种以针线为笔，以织物为纸的独特创作方式，便是我们所说的刺绣艺术。
刺绣艺术的起源或许远早于我们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这门技艺的核心工具——针，早已成为缝纫的必备之物。1983年，辽宁的考古工作者在小孤山遗址中发现了三枚保存完好的骨针，这些骨针距今约有3至4.5万年的历史，甚至比北京山顶洞人的骨针还要早约1至2万年。这些骨针的加工技术异常精湛，最长的一枚达到了77.4毫米，针孔制作技巧高超，针尖锋利至极。这些骨针无疑是原始人缝纫树叶及兽皮的重要工具，因此，我们推测人类最初的刺绣活动可能正是在这些兽皮上进行的。
辽宁喀左县出土的属于红山文化的仿皮饰件残片，其上镶有皮线，这极有可能是远古人的刺绣作品，也就是史书中所记载的「韦绣」。韦，即熟皮子，这进一步印证了我们的推测。
与此同时，缝纫的重要材料——线和纺织物的出现也已有近万年的历史。考古发现表明，用于捻线的纺轮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广泛出土，而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更是出土了卷布棍、打纬刀等原始织机部件，这证明在七八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掌握了织造技术。西安半坡遗址中的陶器底部布纹印痕，以及江苏吴县草鞋山、浙江湖州等地出土的新石器时代葛麻织品和绢片、麻织物残片，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证据。
从文字资料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窥见刺绣的悠久历史。至少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尧舜时代，刺绣技艺已经初步展现其风采。据【尚书·虞书】所述，帝舜曾命令禹在上衣上绘制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即雉）等图案，而在下衣（裳）上则绣制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等纹样。这种「衣画而裳绣」的装饰方式，便是后来闻名遐迩的十二章服制度。
这一章服制度虽然大体上历经数代并未发生太大变化，但其中也不乏增补和修改的细节。有些学者推测，上衣的绘画装饰和下衣的刺绣装饰在商代晚期或许已不再广泛应用。然而，从文献记载来看，是宋太祖赵匡胤在乾德四年（966年）下令将原本的绘画装饰改为刺绣装饰，从而结束了衣画的历史。
至于十二章服制度的起源是否确实如此之早，虽然我们无法确知，但这一制度被历代帝王所采用，并作为冕服的基本形制，这一事实却是确凿无疑的。这种形制一直流传至清朝末年，见证了中华文明的绵长历史和刺绣艺术的辉煌发展。
从实物考察的角度来看，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刺绣作品，主要源自上世纪湖南、湖北两地的考古发掘。1953年，湖南长沙烈士公园的一座战国楚墓中，出土了两片精美的锁绣龙凤纹绢片，展现了当时刺绣的高超技艺。而在1972年的长沙马王堆汉墓中，更是发现了40余件色彩斑斓的绣品，其中包括「长寿绣」、「信期绣」、「乘云绣」和「云纹绣」等，每一种都凝聚了古人的匠心独运。
到了1982年，湖北江陵马山楚墓也出土了十余件色彩鲜艳的绣品，它们同样展现了对称的龙凤、舞人、花鸟和几何纹等图案，令人叹为观止。湖南与湖北出土的这些丝绣品，在艺术风格、图案纹饰及技艺等方面都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这是因为历史上，长沙和江陵均为南楚故地，江陵汉绣在刺绣内容和技艺上深受南楚文化的熏陶，继承了其独特的乡土本色。
这些绣品的图案线条简洁流畅，充满动感，仿佛让人置身于一个飘逸而神秘的世界。特别是丝绣品中的「眼」图案，更是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让人忍不住想要一探究竟。
关于这些极具楚地特色的刺绣纹饰的起源，虽然我们无法准确考证，但在商代青铜器纹饰中，我们已经可以见到类似的云纹、回纹和龙凤纹。与此同时，与绣品同时期的战国楚墓中的铜镜上，也镌刻着与长沙、江陵两地刺绣纹饰大致相同的云纹和龙凤纹。这些图案的内涵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如马王堆出土的「乘云绣」，那乘云飞腾的究竟是何方神明？结合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楚大槽钟蟠龙纹饰和长沙战国青铜镜纹饰，我们或许可以推测，那乘云的神明很可能是古人崇拜的图腾——高度变形的龙凤。
我国的刺绣艺术，从诞生之初到今日，已经历了数千年的漫长发展历程，其魅力与技艺也在不断地传承与创新中焕发出新的光彩。
刺绣艺术的发展
商周时期，我国刺绣艺术已展现出相当的成熟度。在古老的文献【诗经】与【帝王世纪】中，都有关于绣制衣裳的记载，这足以证明当时刺绣技艺的广泛应用。为保证服饰既美观又耐用，商周人采用了从缝纫发展而来的锁绣针法。在陕西宝鸡茹家庄的西周墓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保留在泥土中的卷草纹锁绣印痕，这为我们揭示了当时刺绣技艺的精湛。
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刺绣艺术迎来了成熟阶段。各国国王对刺绣的重视非同一般。据【史记】记载，楚庄王对他的爱马都身着纹绣，并置于华屋之下，足见当时上层社会对刺绣的推崇。齐国桓公也喜好穿着绣有精美图案的服饰，吴国的舟船上更是载有二百名身着绣衣锦缎的歌舞宫女，这都反映了当时刺绣之风在上层社会的盛行。
秦汉时期，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升，刺绣艺术也取得了显著进步。当时，刺绣的普及率大幅提高，王充在【论衡】中提到：「齐郡能刺绣，恒女无不能者。」这一时期，刺绣的应用范围更加广泛，不仅帝王、贵族和富商穿着绣制服饰，帐帷、被子、锦袍、香囊、手套和镜衣等日常用品也都有刺绣装饰。针法上也出现了更多的变化，除了辫子股绣，还出现了平针绣和钉线绣。
唐代，作为我国文学艺术的鼎盛时期，刺绣艺术同样达到了新的高峰。受唐代佛教盛行的影响，绣佛及佛经也成为刺绣的重要题材。据【杜阳杂编】记载，永贞元年，南海贡女卢眉娘年仅十四岁，便能在一尺绢上绣出七卷【法华经】，字大小不逾粟粒，而点画分明，细于毛发，展现了唐代刺绣技艺的精湛。唐代刺绣除了佛像外，还有绣衣、绣被及帐帷等，这些绣品都充满了艺术之美。诗人胡令能在【咏绣障】中以夸张的手法赞美刺绣之美，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此外，唐代还出现了珠绣、金银线绣等新的刺绣技艺，使得刺绣艺术更加丰富多彩。与秦汉时期不同，唐代刺绣在平民百姓生活中也开始流行，成为当时社会风尚的一部分。
宋代刺绣艺术相较于前代，工艺水平有了显著的提升。此时的刺绣不再局限于日常生活用品，而是更多地转向了对名人书画的临摹。这一艺术转向其实从唐代绣制佛经、佛像就已经开始，到了宋代，刺绣逐渐发展成为一门专供艺术欣赏的独立门类。
北宋后期，京城设立了文绣院，招募了300多名民间刺绣艺工，专门生产宫廷日用品和欣赏品。在宋徽宗的积极倡导下，出现了一支以仿绣书画为特色的专业刺绣队伍。这些刺绣作品由画家提供画稿，艺人精心刺绣，绣画结合，使得大量绣画精品应运而生。明代书画家董其昌曾赞叹宋代刺绣：「针线细密，用绒仅一二丝，设色精妙，光彩夺目。」他甚至认为，优秀的刺绣作品比画作更胜一筹，具有画所不及的韵味。
为使仿画作品达到形神兼备的效果，刺绣艺人在针法和设色上不断创新和发展，推动了平绣针法技巧的细腻化。例如，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宋绣【瑶台跨鹤图】，采用了劈绒单缕绣线，运用了平针、滚针、打籽、网绣、钉线、圈金等多种针法。同时，还结合了补笔加绘的手法，使得所绣的仙阁楼台、青松翠竹、山水人物栩栩如生，营造出一种仙境般的氛围。
宋代民间刺绣同样具有高超的艺术水平。虽然宫廷中绣画的针法有一部分可能是宫廷刺绣艺人的创造，但大多数还是来源于民间刺绣的针法。可以说，民间刺绣为观赏性刺绣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艺基础。
元代距离宋代并不遥远，刺绣艺术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宋代的传统。统治者在元大都（今北京）设立了文绣局，专门为百官刺绣服饰。元代贵族服饰喜好使用金线刺绣，展现出一种富贵豪华的气派。同时，由于元代统治者信奉喇嘛教，绣制佛经、佛像等也十分盛行。例如，北京故宫收藏的元代「妙法华莲经」，绣有经文10752字；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元代【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册】，绣字5996字，经文前后还绣有佛祖、诸菩萨及护法韦驮等形象，只勾轮廓，以平金绣成，显示出元代刺绣技艺的精湛与独特魅力。
刺绣艺术犹如国画中的白描技法，既简洁又生动，充满了生命力。清代朱启钤在【存素堂丝绣录】中，对刺绣的技艺给予了高度评价：「绣本字体劲秀，如初写黄庭；庄严物相，似龙眠笔法。」黄庭，即【黄庭经】，相传为王羲之的书法杰作；而龙眠，则指的是北宋的李公麟，他的山水人物、佛像画，笔法流畅如行云流水，意境深远，生动传神。
到了明代，刺绣艺术在继承宋、元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飞跃。明朝廷在北京、南京分设两织染局，以推动刺绣技艺的发展。嘉靖年间，宫廷内还留有专业绣匠731人，专为皇帝及贵族制作刺绣服饰。而在民间，刺绣的发展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江南地区的许多市镇，都设立了刺绣作坊，吸引了大量的专业匠人，他们自由地服务于官营或民营的刺绣作坊，为刺绣业的繁荣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在刺绣艺术上，明代最为成功的是将传统绘画与刺绣的针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了刺绣的艺术特点，使得绣艺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其中，「顾绣」更是明代刺绣的璀璨明珠。顾绣的创始人缪氏，是顾名世长子的妻子，她以其独特的绣艺，为顾绣开启了新的篇章。顾绣的技艺得益于宫廷，其劈丝配色都有着独特的秘传。到了顾名世的次孙顾寿潜及其妻子韩希孟时，他们更是学习了明代画家董其昌的技法，擅长绣制山水花鸟。韩希孟以针代笔，将笔墨的意境完美地融入针线之中，开创了刺绣艺术的独特风格。
韩希孟所绣的【花鸟册】得到了董其昌的高度评价，他称赞道：「观此册，有过于黄荃父子写生，望之为书画，当行家迫察之，乃知为女红者人，巧极天工。」韩希孟因此被誉为「神针」。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顾绣「七襄楼发绣人物图」，更是顾绣艺术的杰作。这幅作品在素缎本底上，绣有白描人物，一位书生长袍广袖，神情潇洒，旁边一携琴书童，手指一轮红日，寓意书生指日高升。所用绣线，乃是劈发为丝，按丝缕顺章运行，整个画面辉映成趣，充满了艺术魅力。
顾绣的影响深远，持续了300余年之久。除了韩希孟之外，明万历年间的倪仁吉也是一位杰出的刺绣艺术家。她擅长书法、诗词、绘画和刺绣，尤其是发绣，她所绣的发绣「大士像」端庄宁静，现珍藏于浙江义乌季梅园。倪仁吉还对刺绣经验进行了总结，编著了【凝香绣谱】（凝香为倪氏自号），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刺绣理论专著，为后世的刺绣艺术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指导。
清代，刺绣艺术迎来了其最为辉煌的时期。为了满足皇室对奢华生活的追求，清宫廷特地在南京、苏州、杭州设立了江南三织造局，并在宫廷工部设置了专门的「绣作」。帝王、后妃们的刺绣服饰、佩饰，以及仪仗所用的伞、旗、幢等，都需先由宫中造办处的如意馆画师绘制纹样，经过审批后，再送往江南三织造管辖的三处绣坊进行精心绣制。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宫廷还是民间，刺绣都成为了女性必备的技艺。
现藏于北京雍和宫的绿斗母绣像，就是乾隆皇帝的母亲亲自带领宫女们共同完成的杰作。慈禧太后更是从民间请来画师缪嘉惠，教授其绘画与书法。缪氏擅长翎毛、花鸟的绘画，她的画作不仅为宫廷增添了艺术气息，还成为了宫女们刺绣的范本。
与此同时，清代民间刺绣也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日用生活绣品种类繁多，包括袄、裙、裤、门帘、帐檐、桌帷、镜帘、鞋面、荷包、手帕、扇袋等，满足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需求。此外，专供艺术欣赏的刺绣书画也开始崭露头角，展现出了刺绣艺术的独特魅力。
这一时期，刺绣艺人层出不穷，他们的技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道光年间的丁佩，就是一位享誉苏绣界的艺术家。她不仅刺绣技艺高超，还将自己一生的经验进行总结，著成了【绣谱】一书，为刺绣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清末民初，刺绣艺术家沈寿更是将刺绣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峰。她继承了明代的顾绣传统技法，同时汲取了日本刺绣和欧美绘画艺术的长处，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仿真绣」。她的仿真绣人物刻画生动传神，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她的作品【意大利皇后爱丽娜像】和【耶稣殉难像】分别获得了1910年「南洋劝业会」和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的一等奖，为中国刺绣艺术赢得了国际声誉。
清代民间刺绣的地域分布也十分广泛，以苏州、长沙、广州、成都为重要的集散中心，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苏绣、湘绣、粤绣、蜀绣四大名绣。同时，各地及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刺绣也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共同构筑了清代刺绣艺术的繁荣景象。
中国四大名绣:苏绣
苏绣，这一源自苏州地区的传统工艺，拥有着超过两千年的辉煌历史。在它的演进过程中，宋代宫廷刺绣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北宋南迁时，众多刺绣艺人从繁华的汴京（今开封）迁移到南方，将北方的刺绣技艺与南方的工艺相融合，为苏绣注入了新的活力。宋代时期，苏州的刺绣业已然蓬勃发展，绣线和刺绣的生产作坊纷纷涌现，标志着苏绣行业的繁荣与兴盛。
进入清代，苏州更是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绣市」，皇宫内的精美绣品大多出自苏绣艺人之手。而民间刺绣则更加丰富多彩，涵盖了服装、荷包、扇袋、挽袖、鞋面、靠垫等各种生活用品，以及地屏、坐屏、挂屏等观赏类绣品。苏绣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深受人们的喜爱。
苏绣构图简练，主题鲜明，造型生动，色彩典雅，所展现的意境深邃而富有韵味。其技巧特点可概括为「平、齐、细、密、匀、和、顺、光」八字真言。每一针、每一线都流露出绣工的细腻入微与匠心独运。
在针法上，苏绣更是丰富多样，包括齐针、散套针、抢针、滚针、施针和网针等五十余种。而双面绣更是苏绣的一大特色，正反两面皆能呈现出完美的图案，令人赞叹不已。
苏绣的魅力，不仅在于其图案的瑰丽多姿，更在于其构思的匠心独运与绣工的细腻入微。每一幅苏绣作品，都是艺人们用心血与汗水凝结而成的艺术品，它们以清新雅致的色彩、灵动活泼的针法，展现出了别具一格的艺术魅力，深深烙印着浓厚的地方特色。
苏绣作品琳琅满目，主要分为零剪、戏衣、挂屏三大类别。无论是装饰居室还是作为礼品赠送，苏绣都能展现出其独特的雅致与品位。而其中的「双面绣」作品，更是让人叹为观止，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都能呈现出精美的图案，展现出苏绣艺人们精湛的技艺与绝妙的构思。
中国四大名绣:湘绣
湘绣，这一源自湖南长沙的刺绣艺术，承载着两千一百多年的深厚历史。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绣品实物中，我们得以窥见它古老的韵味。湘绣在民间刺绣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壮大，同时汲取了苏绣和粤绣的精髓，形成了其独特而鲜明的风格。
湘绣之精髓在于写生与写实，绣稿设计的画家们巧妙地将国画的优秀传统融入其中，而刺绣艺人则运用精湛的技艺与精美的国画粉本相结合，创作出高雅脱俗的湘绣艺术品。人们赞誉湘绣，称其绣出的花卉仿佛散发着芬芳，绣出的鸟儿仿佛能听到它们的歌唱，绣出的老虎威武雄健，绣出的人物栩栩如生，传神入画。
值得一提的是，湘绣艺人余振辉独创的「羊毛细绣」技艺，将原本粗线细致分开，直至每根线细至二百开左右，使得绣品中的每一根毛路都难以察觉针脚痕迹。这种细腻的绣法让所绣的老虎更加威武雄健，怒目圆睁，虎视眈眈，仿佛要从绣布中跃然而出。
湘绣对绣品的要求极高，必须达到平、薄、匀、齐、细、密、亮的标准。每一幅湘绣作品都是艺人们用心血和汗水精心雕琢而成，它们不仅是艺术品，更是湖南人民勤劳与智慧的结晶。
清末民初，湘绣艺术迎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声名鹊起，远播四海。在这一时期，湖南地区涌现出一批专门为绣庄服务的画家群体，他们不仅深谙刺绣工艺，更擅长创作出深受刺绣艺人喜爱的精美画稿。这些画家们以其卓越的艺术造诣和独特的设计思维，将优美的画稿与刺绣艺人的精湛技艺完美结合，使得精品绣画层出不穷，璀璨夺目。
当时众多知名画家如杨世焯、陈登瀛、朱树之、齐璠、李秉昆、曾益山和黎益山等人，他们的作品在湘绣艺术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画家们以其独特的艺术视角和精湛的绘画技巧，为湘绣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创意。
湘绣的迅猛发展与当时湖南的两位巡抚赵尔巽和端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赵尔巽，这位出生于奉天（今辽宁）铁岭（汉军正蓝旗）的巡抚，于1903年走马上任湖南。他对湘绣艺术情有独钟，曾尝试让绣工接受宫廷刺绣贡品的任务，却遭到了婉拒。然而，他并未因此放弃对湘绣的推广。为了满足美英和日本等国对湘绣的需求，他积极收购百余件湘绣作品运往海外。
继任者端方（满洲正白旗）对湘绣的热爱更是溢于言表。他雇用了大量绣工临摹书画碑帖等艺术品，作为湘绣的创作素材。同时，他还在绣幅上精心绣上「抚湘使者」等朱文印章，使湘绣作品更具文化气息和艺术价值。在离任前，端方更是委托湖南锦云绣馆定制了大批以名家字画为绣稿的绣品，赠送给北京的王公大臣，并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官员。这些珍贵的湘绣绣画如今多数已流失海外，成为中华文化的瑰宝。
中国四大名绣：粤绣
粤绣，作为广州、潮州一带的刺绣代表，同样拥有千年的历史。它是在广东、海南等地少数民族刺绣技艺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粤绣以其独特的风格著称，喜用金银线，绣线较粗，色彩鲜艳明快，对比鲜明，装饰富丽堂皇，展现出一种金碧辉煌的气派。
粤绣的针法多样，包括堆绣、包绣、钉金和盘金等。其中，堆绣绣出的人物和动物形象生动，具有浅浮雕的艺术效果。明末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中记载，粤绣艺人甚至用孔雀毛绩为线缕刺绣官服补子，金翠夺目，令人叹为观止。
粤绣的主要绣品包括庙宇及厅堂陈列品，如神帐、贺帐、挂屏、镜屏及绣画等欣赏品，它们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也是广东地区文化的重要载体。
中国四大名绣:蜀绣
蜀绣，源自四川成都，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至晋代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汉代文人杨雄更是在【蜀都赋】和【绣补】诗中对其大加赞誉，足以可见蜀绣在古代的卓越地位与深厚底蕴。
蜀绣的种类丰富多样，不仅包括了那些让人流连忘返的书画类艺术欣赏品，更有贴近生活的日常用品，如温馨的被面、床罩以及精美的台布等。这些绣品无不展现了蜀绣艺人对生活的热爱与对艺术的执着追求。
而蜀绣的针法则是一门高深的学问，百余种针法各具特色。其中，针脚的工整、平齐光亮、丝路清晰以及紧密柔和等特点，都是蜀绣独特魅力的体现。每一幅蜀绣作品都如同一位艺术家倾注心血的杰作，其立体感强烈，仿佛能让人置身于那生动的画面之中。
蜀绣的技艺更是别具一格，以柔软的缎子与缤纷的彩丝为基石，创造出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绣品。色彩斑斓的衣锦纹满绣，如同织锦般华丽，每一寸都透露出细腻与精致；绣画合一的线条绣，将绘画与刺绣完美结合，流畅自如的线条仿佛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双面绣则是蜀绣中的一大亮点，正反两面皆呈现出完美的图案，技艺之高超令人叹为观止。无论是晕针、纱针、点针还是覆盖针等技法，蜀绣艺人都能够运用自如，将蜀绣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蜀绣的众多作品中，不乏令人叹为观止的巨幅条屏与精致玲珑的袖珍小件。北京人民大会堂四川厅内的巨幅「芙蓉鲤鱼」座屏，芙蓉娇艳欲滴，鲤鱼跃然屏上，生动展现了蜀地的自然之美。而那蜀绣名品「蜀宫乐女演乐图」挂屏，则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古代宫廷的乐舞盛况，仿佛能听到那悠扬的乐声穿越时空而来。
更有那双面异色的「水草鲤鱼」座屏与「大小熊猫」座屏，每一面都呈现出不同的色彩与图案，充分展现了蜀绣艺人的巧夺天工与无限创意。这些作品无疑都是蜀绣中的瑰宝，它们闪耀着中华文化的光辉，传承着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底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