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与逝者协商】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我是如何成为作家的？
我的外祖父是一个乡村医生，就是那种驾着雪橇冒着暴风雪去帮人家在餐桌上给产妇接生的医生。我的母亲是个野丫头，喜欢骑马和滑冰，不喜欢做家务，喜欢爬高上低，边练习钢琴边读小说——家人煞费苦心，就是为了让她变得淑女一点。我父亲在师范学校看见她竟从楼梯的扶手上滑下来，当即就下定决心要娶她为妻。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正负责管理魁北克北部一个很小的森林昆虫研究站。每到春天，父亲和母亲就去到北方；到了秋天下雪的时候，他们就回到城里，通常每次都住在不同的公寓。到半岁大的时候，父母用一个旅行背包把我背进了森林，那里成了我的故乡。
一般认为，作家的童年生活会影响他们的职业，但仔细审视他们的童年你会发现，其实作家们的童年也是大不相同的。然而，作家们的童年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与书和孤独为伴，我的童年也是如此。北方没有电影也没有剧院，收音机也不好用，但我从来不缺书籍。我很小就学会了阅读，对读书到了痴迷的程度，凡是能找到的书我都读，从来没有人干涉我不可以读哪本书。母亲希望孩子们安静，而读着书的孩子是很安静的。
我们家的亲戚我都没有见过，在我心目中，祖母们的形象与童话故事中「小红帽」的祖母差不多，这大概对我后来走上作家这条路是有影响的——无法区分真实与想象，或者认为真实的东西同时也是想象的：每种生活都是有内在的生命的，这是一种创造出来的生命。
很多作家的童年生活都是孤独的，在这些童年生活中也有人给他们讲故事。我的哥哥是最早讲故事给我听的人，刚开始我只是听众，但没过多久我有了讲故事的机会。讲故事的规则是一直讲下去，直到讲不出新的东西或者是想换一下听别人讲。
本文配图|电影【第六感】
作家为谁而写作？
当我们谈到日记作者，这个问题最简单不过。答案很少会是「不为任何人而写」，但这种说法是一种误导，因为除非作家把问题的答案写进书里出版，否则我们读者不可能知道答案。例如，雅尔玛尔·瑟德尔贝里1905年出版的惊世骇俗的小说【格拉斯医生】中，主角、日记作者格拉斯医生如此说：
此时，我正坐在敞开的窗子旁写东西。写给谁呢？既不是写给朋友或情人，甚至也不是写给我自己。我今天不会读我昨天写的东西，明天也不会读我今天写的东西。我写东西仅仅是为了让我的手不停下来，使我的思绪能自由流动，是为了在失眠时打发时间。
这个说法看似有道理，而且的确有道理——我们读者很容易相信它。但真正的事实——这种假象背后的事实是，这段文字不是小说的主角格拉斯医生写的，而且并非不为任何人而写；它是小说的作家雅尔玛尔·瑟德尔贝里为我们读者写的。
小说中虚构的作家，鲜有不为任何人而写的。更为常见的是，即便虚构的作家在虚构日记，他也会假想一个读者。他会思考：他写这本日记给谁看呢？给未来？给后来人？……他第一次完全明白了他所做的这件事的重大意义。我们如何与未来沟通呢？这种事本质上就是不可能的。如果未来与现在相似，那么它就与他所写的不一致；如果未来与现在不一样，那么他现在的困境到时将毫无意义。
写作者常常面临的困境是：谁会读你写的东西，无论现在或是将来？你希望谁来读？温斯顿·史密斯的第一个读者就是他自己——将他自己不可告人的思想写在日记上，给他带来了满足感。
当我年轻时，对温斯顿·史密斯空白本子的描写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我也曾试着去记日记，但最终没坚持下来，失败的原因是我没有假想过日记的读者。我不想让任何人看我的日记，只有我自己可以看。但我已经知道自己会在日记里写些什么——都是些多愁善感之事，既然如此，那何必还要费劲去把它们写下来呢？这似乎只是浪费时间。但很多人并不这样认为。
写作与生存
我打算探讨另一种对立关系——艺术与金钱的关系，关乎生存的问题。这就是作家不容易之处，他们要承受文艺创作的艰辛和支付房租的双重挤压。作家该不该为金钱而写作？如果不是为了钱，又是为了什么？哪些意图是正当的，哪些动机是可被接受的？艺术的良知与资本净值的分界线在哪里？作家应该献身于什么，或者献身于谁？
你大概会这么想，提起钱的问题难免有点俗气。我也有这种想法，因为在我们这代人的眼里，虽然我们毫厘必争，但说起钱来就像揭自家的短一样难堪。但是如今时代变了，家长里短现在成了畅销的玩意或前沿画廊里的硬货，所以尽管你觉得谈钱很庸俗，你也可能觉得这样既直接又诚实——甚至可以说是堂堂正正——因为如今一切都用金钱来衡量，不是吗？
作家想赚钱的说法至少有个好处，就是民主，谁都能理解，而且也说得通。然而，一切关于艺术的轻描淡写的说法——比如我马上就要跟大家讲到的——在简单直接、物质至上的好莱坞世界里，就会显得不入流且虚假。
其实不光好莱坞是这样。出版商不也时常通过透漏预付给了某作家高额的稿费的消息，期望读者更尊重某本书吗？为什么要装出人们对此毫不在意的样子？人们离开大学的课堂越久，就越会承认自己对此感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