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中西，现代博物馆的诞生，都意味着一场庶民的胜利和持久的喧嚣。
在西方，这一过程昭示了此后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发展的最终方向：打破权威、不信经典，反主流以及反统一的叙事方式。从大卫直到乔治.修拉、毕加索等等，从卢浮宫的藏品中饱汲养分的西方绘画大师，可以开出一长串名单；
在东方，民国初年于紫禁城外朝创建的「古物陈列所」，也在一定程度和一段时间内，扮演了中国首家国立美术馆的角色，深藏内府的中国古代绘画资源由此系统性地开放，这让中国绘画的面貌，发生了一次重大转折。
可惜的是，历史并没有留给那一代具有慧眼和创新精神的中国画家，比如陈师曾、金城等人一段长时间的和平与富庶。
题图：【亲蚕图——采桑】局部 郎世宁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1420年，庚子。
明永乐十八年。
九月，皇帝朱棣下了道谕旨：「自明年正月初一日始，正北京为师，不称‘行在’。」
半个多世纪前，他的父亲朱元璋驱逐胡虏攻占元大都，更名北平，意在北方平定。
朱棣11岁（洪武三年 1370年）时被封为燕王，21岁赴封国北平。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即位后，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开始营建新都城。
永乐十九年这次「正北京为师」，意味着北平的地位提升至帝国权力核心。
与之配套的制度安排，包括：置东厂于北京，以宦官掌之。而在硬件方面则是当年九月新落成的紫禁城。
若是从永乐十八年九月（1420年）算起，紫禁城迄今604岁。
这座明、清两朝的中国皇家禁城——世界上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作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始于1925年10月10日。
迄今99年。
但若是如此描述，这段历史并不完整。
制作于1900年的木刻地图 【京师全图】
1901年 日本文物摄影师镜头下的太和殿内景
如上一篇文章所述，1912年2月清帝逊位后，依据「清室优待条件」，小朝廷依然在紫禁城里咕噜咕噜地运转着。
第二年3月，在为隆裕皇太后治丧期间，民国政府实际接管了紫禁城外朝区域，直至1924年10月溥仪被逐出宫之前，这11年间，包括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在内的外朝，实际由民国内务部管辖。
1913年12月18日，民国政府内务部下令筹设「古物陈列所」，12月30日，筹备机构在武英殿西配殿北二间正式办公，其办公地点属于向清室内务府「借用」。
1914年2月4日，「古物陈列所」正式公告成立。前期主要工作，是安置、存放由沈阳故宫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原清室行宫）运抵北京的文物，先是存放于文华殿，因为不够用，又将昭德门和体仁阁两侧配房以及太和殿两腋间作为文物存放地。
与此同时，在武英殿西、因大火焚毁的咸安宫旧址上，开始修建宝蕴楼，在1915年正式完工后，成为这批文物的主要存放库房；德国罗克格公司设计并施工完成了陈列场所：修建过廊连接武英殿、敬思殿，将两殿改造为工字形的展示空间。
在初步完善了储藏和展示功能后，1914年10月11日，古物陈列所正式向社会公众开放。
直到1948年3月与故宫博物院合并之前，首开皇宫社会化之先河的「古物陈列所」，独立存在了34年，见证了中国现代国家博物馆诞生的曲折历程。
普通民众只要买一张门票，就可以迈入金銮殿，有了机会一睹旧帝国的政治心脏，这颗心脏虽然不再跳动，但他们也不会失望，因为还有机会欣赏大量的顶级艺术作品。
而在此前的传统中国的社会文化生活中，由皇室宗亲、宫廷画家、高级官员、社会名流所构成的艺术品鉴、创作圈子，为民众构筑了诸多藩篱。
从王羲之的「兰亭」到苏轼的「西园」，从米芾的「米家书画船」到董其昌的「画禅室」，他们所组织的「雅集」，只有那些有身份、有地位、有财富、有学识的人，方有资格参与。
大多数人不仅被排除在主流审美活动和艺术评论的话语权之外，甚至连穿衣的颜色、住房的开间都必须符合严格的等级划分。
另一方面，在照相术和印刷出版业尚不发达的时代，专业的艺术家们也需要借助上层社会的「雅集」，观摩、临摹经典作品。
就在民国初年，脱胎于旧制度的顶级画家，包括齐白石和张大千等草根精英，如果要推销自己的作品，也不得不寻求迈入由官员、文人构成的顶层社交圈，利用对方的权力和学识为自己作品的艺术含量背书。
在紫禁城的「古物陈列所」成立之前半个世纪，现代意义的博物馆和美术展逐渐由西方传入中国。
19世纪中叶的西方世界，经历过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革命和复辟洗礼之后，由王室垄断的专制文化体制被逐一打破，现代博物馆和美术教育、展览机构开始涌现。
当上帝和国王都死了之后，作为取代罗马的西方文化、艺术之都的巴黎，充分见证了这一过程。
在史学家托克维尔（1805—1859年）的眼中，自中世纪起巴黎似乎已经是法国最大、手艺最巧的城市。到了近代社会，「随着行政事务全部集中到巴黎，工业也集中到这里。巴黎越来越成为时尚的典范和仲裁者，成为权力和艺术的唯一中心。」
这一「中心」在波旁王朝的「太阳王」——路易十四执政时期（1661—1715年）夯实了基础。他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弗朗索瓦一世留下的传统，大力资助艺术和科学来宣扬自己、塑造王权荣耀，发展出一整套专制文化系统，将艺术和政治空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这一系统囊括了艺术教育和艺术组织、评判机制：
1648年成立的皇家绘画与雕塑学院（Academie Royal de Peinture et Peinture et de Sculpture 以下称美术学院），就是其核心部件。
到了1663年，美术学院开始正式取代旧有的行会制度，被正式纳入国家体制，所有宫廷特许画家都必须加入该学院。同年，路易十四还创立了罗马大奖（Prix de Rome)，每年颁布四个名额授予绘画、雕塑、建筑和艺术章牌设计中的杰出者，由政府资助前往罗马，在美第其家族的别墅中留学三年。
有了罗马大奖这一根胡萝卜，让日后很多大画家跟在后边疯跑。比如日后的新古典主义旗手——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 1748—1825年），因为连续两次都没有得到这根胡罗卜，差点绝食自杀。
官办宫廷画院，这个在咱们大宋朝、大明朝和大清朝都不稀奇。
法国人不同之处在于，与国家美术教育机构相配套的，是1663年同时诞生的艺术「组织制度」——「沙龙展」。规定美术学院的学员，每年提交一次作品，选择其中最新代表作在每年8月25日（到1751年后改为两年一届），向公众进行展示，因为展览地点位于卢浮宫的方形沙龙大厅，故名「沙龙展」。
【查理十世向卢浮宫1824年沙龙参展艺术家颁奖】 弗朗索瓦·约瑟夫·海姆 1827年
1688年，路易十四派遣了一群「国王的数学家」到达北京，受到康熙皇帝的接见，正式开启了中法间的政治文化交往。当法国的国王数学家往返巴黎和北京之际，「沙龙文化」却并没有传入中国。
这些国家文化制度，在路易十四的继任者、他的孙子路易十五（1715——1774年在位）时期继续被优化、完善。1745年，美术学院设立沙龙评委会这一常设机构，由学院里最权威的专家组成阵容，由他们来判定作品是否有资格参展。
每届有关沙龙展有关的话题，都迅速传播到欧洲各国，人们争相议论作品的优劣和最新的创作趋势。由此，一项全新的写作文类——「艺术评论」，开始出现。
随着艺术世俗化和艺术家本人的自律自治，民众和启蒙思想家们，也不断发出一些不和谐的声音。继1759年英国大英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后，法国的狄德罗在1765年前后，就提出将卢浮宫变成向公众展示王室艺术藏品的场所。
这一想法直到三十年后的法国大革命，变成了现实。
法国大革命期间，人民强烈反对贵族和王室的特权，这也包括了封闭和僵化的文化体制，而卢浮宫作为法国王室的宫殿和收藏艺术品的地方，正是旧体制的典型符号，而路易十五的孙子、他的继任者路易十六（1774—1792年在位），则是这个体制的典型代表。
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带着一身旧时代的尊严，在断头台上被处决。
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雅各宾派掌握了政权，以罗伯斯庇尔（1758—1794年）为首的公安委员会推行「恐怖政策」。作为他的朋友、罗伯斯庇尔的宣传部长，大卫的角色是「革命政府的官方艺术家」，也是一位新型号的「艺术独裁者」。
他试图在这个高位上，践行复兴古代文化的理想。他利用古代神话中的英雄形象，来塑造新时期革命时代的英雄（他的【马拉之死】就完成于这段时间），也设计了各类庆典和服饰。同时，大卫也对卢浮宫大力保护和建设，成为法国现代博物馆制度的奠基者之一。
【马拉之死】 1793年 比利时皇家美术馆藏
大卫在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被押往断头台的路上，所留下的草图 1793年10月16日
法国大革命政府宣布卢浮宫的王室艺术品全部收归国有，将卢浮宫改造为公共艺术博物馆，在当年8月10日正式向所有民众开放，当时博物馆展示了537幅画作和184件艺术品，其中四分之三来自皇室收藏，其余的则是从教堂、贵族和旧政府机构没收而来。
自此，文化和艺术不再属于少数特权阶层，而是属于全体人民。
但，若是如此描述，这段历史也并不完整。
艺术属于人民，这个美好的愿望并非一蹴而就。
正如托克维尔所总结的，法国革命既呈现出决裂性，又呈现出连续性和反复性。
大革命之后的法国，又经历了拿破仑家族的两次专制统治以及波旁王朝的两次复辟。
直到1870年波拿巴家族被废后，成立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中，卢浮宫才彻底摆脱了对王室年俸的依赖，成为一座真正的、公众的国立博物馆。
卢浮宫成为公众博物馆的过程，正是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古老中国大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从未间断。
西方的宗教、学术机构也陆续在华开设了具有博物馆性质的机构，并举办了现代艺术展。
有关这一过程以及「古物陈列所」诞生的背景和经过，且待下回再为您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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