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镜头，尽管过去了四十多年，但它一直存储在我的脑海里，清晰无比，挥之不去。
那是1975年8月25日下午，我们远离家乡，到一个边远的小山村插队。当我们行走在乡间小路上的时候，有一个中年人，挑着我们的行李箱，晃晃悠悠地走在我们面前，说说笑笑，把我们忐忑不安的情绪一点点化解了，他就是时任木古生产队的队长，叶庆光。
从我们插队的那一天开始，到我们离开生产队三年多的时间里，生产队队长始终没有改变过。在木古生产队，主要是林姓、梁姓、冯姓、张姓四大姓氏，姓叶的，只有一家人。单家独姓的人能当上生产队长，很不容易。
在当年的农村，宗族势力错综复杂，各个屯之间明争暗斗，如果不是工作任劳任怨、公道正派，如果不是工作积极认真，无私奉献，这个职位，是轮不到他来担任的。或者，即使坐上了这个位置，也不可能一干就是十多年。
人与人之间恐怕是讲点缘分的，我和队长在年龄、阅历、文化、性格上都有较大的差距，但我们很快就成了忘年之交，从他的身上，我学到了许多做人的道理，掌握了不少农村生活知识，学会了怎样安排各种农活。
队长是个好人、老实人，没有坏心眼，老老实实，坦坦荡荡，我和他合作多年，优势互补，相得益彰。他熟悉生产队的情况，精通各种农活的安排，一年四季，什么时候该干什么农活，如何分配全队劳动力的各项任务，胸有成竹。我配合他抓管理，抓学习、抓纪律，不怕得罪人，敢碰硬，不讲私情。
所以队长也形成了一个习惯，生产队开会讨论重大事情，一定要我在场，有一次我回母校参加报告会，恰好队里也要开会讨论相关事宜，他就一直等着我从公社连夜赶回来，晚上十点多钟了才开会。
当然为了工作，我们也有过一次激烈的争吵。那一年，春耕劳动任务十分紧张，队里还有二十多亩田要抽水抢插，关键时刻，队里的团小组长没有和我商量，就突然宣布抽调全队的青年和团员去挖水渠，扩种那几亩新造岀来的「大寨田」，把生产计划打乱了。这种新开垦出来的田，有没有收成都说不定，放在春耕结束后再抢插还比较合适。我当然不同意这种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做法，但队长也没有与我通气，就同意了。
为此我和他大吵了一架，没想到第二天队长就放下全队的农活不管，「趁圩」去了，并且一去就是就是几天，剩下我一个人，自己排工，自己管理整个生产队的工作。好在当时自己完全能独当一面，同样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没有影响到春耕生产。
事情过去之后，我也十分后悔，当时也太年轻气盛了，本来管生产就是队长的职责，也没有必要非征求我的意见不可。我有什么意见，完全可以私下和他沟通交流，在那么多人面前伤了他的自尊心，确实太不应该了。
这次争吵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友好合作，我们一起狠抓劳动纪律，一起发展生产队的副业生产，积极推广杂交水稻的种植，大胆探索承包责任制，在大家的努力下，生产队的面貌有了较大的变化。1975年生产队一个劳动日的分红才一毛多钱，到了1978年，分红已经超过了三毛钱，和其他生产队相比，还有明显的差距，但与自己过去相比，毕竟也有了较大的增长，用现在的话来说，农民收入实现了翻番。
（网图 侵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