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沙混杂的社会熔炉
我所接触当年的白纸坊印刷局，是个有较长历史的老厂，性质也不同于一般的私营印刷企业,它好像是在受着当局财政官僚控制着的机构,早就有一套比较严格的管理制度。
这些管理制度，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管理体系，我体会好像有两个特点:一是不会考虑工人的思想、生活以及什么生老病死的问题,是把工人看成机器转动中的一些部件,好用则用,不好用则扔掉;二是管理工人就是突出以摘去饭碗来控制,没有任何规劝和教育，够上「线」就开除。所以厂门的告示牌上，经常有开除工人的布告。我管它叫作「不教而诛」。
也是在日寇侵华初期，社会动荡大，厂内职工也动态多，经常有来有走，骑马找马。我在这个工厂生活了三年，所接触到的，像是个五花八门的小社会。人员的构成，好像比我以后工作的企业都要复杂。
我见到厂子里这些工人，年老的有六七十岁，年小的只有十一二岁。这些人过去的职业和现在的兼职、副业，再加上他们各自的出身成份，可以说是医卜星相，三教九流，贩夫走卒，车、船、店、脚、衙，工、农、商、学、兵，样样俱全。
他们也有业余文化生活和业余爱好。上品的是养花、养鸟、看书、下棋或武术锻炼和唱京剧等。属于下流的，那就是不属于文化生活的吃、喝、嫖、赌、抽（指吸毒）了。那时不像现在，能把「赌」也硬往「文化」里塞;本来是穷奢极欲地吃得脑满肠肥,硬讲这是属于「食文化」;本来是醉鬼酗酒,还厚着脸皮往「文化」上拉,管这个叫「酒文化的负效应」。那个时候的善良老百姓,虽然不懂这些弯弯绕,但是,正直人一样会以深恶痛绝的态度,对待这些丑恶现象。
当时的物价上涨,生活窘迫,使厂子里的工人不能不在业余时间干点副业。他们为了一家老小的糊口,都各自去找出路,比较多的是上夜班的下来，不能立刻休息，先去批发市场趸菜，再下街去卖;也有的沿街收买破烂,挑着大筐收来以后,再送卖给收购点(那个时候北平收旧货的,都手敲寸多直径大的小鼓,因此俗称「打鼓儿的")；还有的是专门上日班，夜间出去「拉晚儿」（夜间拉人力车)。除此以外，还有根据自己条件兼干点小贩或壮工的。
当年我还见到过他们，给人加工过刨铅板丝，是把一种薄铅板(也可能是锌板)，立着往下刨细丝，说是刨一斤给多少钱加工费。我在厂子附近的同事家里，看见过他们干这种活。开始并不知道这是做什么用的，反正加工给钱，后来才慢慢知道了，据说那是填充炮弹用的。现在想，中国人给他们加工这个，用于去伤害中国人，这也太愚昧了。好像时间不久，这种加工活就没有人干了，是这些人觉悟起来了，还是其他原因，那就不明白了。
我在这个工厂的几年里，亲眼看到过，嗜于吃、喝、嫖、赌、抽、扎（扎吗啡）的人，虽他们各有不同的程度和表现，但行为都是可鄙的，结果都是可悲的，有的甚至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其中尤其是吸毒的，后果立竿见影，先是因吸毒走险违法，继是被工厂开除，结局都是沦为饿殍，很快就会在社会上消失掉。
我在厂子里，当年看到过一个吸毒人的沦落经历，他是在裁切班的一个中年人（可能姓田，记不清了），那是一个做得出，说得响的壮汉，曾对我们这一堆小孩，说过吸毒的害处和可悲的下场，他能说得头头是道。我们当时还真有点敬畏他。
时隔不久，好像我们在厂子里看不到他了。后来听人说他抽上白而儿了。当然，吸毒和开除，在当时是绝对联系着的「程序」，这个人自然会先在厂内消失掉。
几个月后的一个发工资的日子，我在黄昏时离厂回家，那次正巧是一个人走，没有搭个伴，抄近路斜穿于印刷局路东侧的菜园与坟地中间。没有注意时，由坟头后边跳出一个人来，吓了我一跳。他伸手要我给一点「帮助」，用力辨认，我才在这一具蓬头垢面和破衣烂衫的躯体上，看出这就是那个几个月前还曾相识的「故人」，实际形象已成活鬼。
当时，我没有敢多看他，也没有和他说话，只是忙着往他手里塞了几角钱，就匆匆地离开了这里。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一个人再走这一段路回家。实际上从那次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个人，恐怕早已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再从我的那一间单身宿舍的小天地看，跟我同住过一室的还有三个人。一个就是三十多岁，较为黄瘦的郑家瑞，他年纪比我们大，厂龄也比我们长，好像就当然地可以自居为一室之「长」，有些事得由他说了算。不知道他以前都干过什么工作，反正看着就让人觉得带点市井气，说话横眉立目，别人叫他的外号「碴儿郑」，指他为人好找碴儿。也听说他的前妻是上吊自杀的，没听说是什么原·因，我想总看他这种脸色，起码也会令人心不顺。
这屋里后来又住进的一个人，二十多岁，叫马瑞泉，是郑的亲成。据他自己说，原来干过冀东伪政权的保安队，也参加了张庆余领导的「通州事变」，后来被打散了才回的家。这个人很健壮，性粗野还有点「食亲财黑」,有些地方他是听郑的,但还不如郑的懂得「里外面儿」，因此，他们之间也有些矛盾。郑嗜嫖好赌，经常侈谈自矜他的那些「经验」，也在宿舍屋里招人「推牌九」赌过钱。遇到这事时，我看了生气，也只好躲出去，到别人的屋里去找小伙伴玩。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但自己做得正，也讲礼貌。郑有点讲外场，还没有正面欺负过我。郑后来又结婚搬出宿舍以后，又补住进来一个二十多岁的新伙伴，叫李树棠，他矮个子方脸庞，可能是京东一带的人，原来是个理发匠。人还算规矩老实，而他的处事谈吐，自然是另一路人物的习惯了。
在车间、在宿舍，耳熏目染的东西是形形色色的。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下流情调，淫歌、窑调，有过于如今的黄色歌曲；那时的下流语言之成套化、系列化、韵律化，较之现代小哥儿们创造的下流话,还要深刻和「艺术」得多。但这些究竟不是什么文化,在那个时代也是不齿于正经人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