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赵茜
「当我读了中国近现代史后，我就感觉东西方的碰撞，或者叫中国与西方的碰撞，使得中国陷入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其实中国后来一系列重要的政治变迁，都与这场政治危机有关。」6月9日，浙大紫金港校区中西书屋·大众书局，一堂特殊的「政治课」正在进行。
台上讲课的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包刚升，浙江海宁人。今年6月，他刚刚出版了新书【大国的命运：从政治危机到国家现代化】，用五章内容阐述了英国兴起之后，诸多主要大国发展可能面临的五个阶段，即危机、困境、转型、崛起与领先，构建了一个理解大国政治经济变迁的崭新理论框架。
他还相继出版过【民主崩溃的政治学】【政治学通识】【民主的逻辑】【抵达：一部政治演化史】【演变：西方政治的新现实】等作品，均获得业内外高度认可。
包刚升还是哔哩哔哩新晋知识类热门UP主，他发了14个视频就拥有了8万粉丝。上课和研究之余，他每周六晚9-10点还在视频号开通识导读直播，精剪后的视频上传至B站。比如【中国官僚政治分析能回应‘李约瑟之迷’吗】【财富是金银，还是牛羊？亚当·斯密的突破性何在？】等等，吸引了大批观看者点赞、回应。
政治学的话题为什么如此受人关注，它又为何与普通人相关？在「大国的命运 许多人的命运」新书分享会现场，包刚升将从他的研究问题、理论与方法出发展开精彩的分享，并与浙江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高级专员王利波和现场听众进行对谈，拆解大国命运背后的真相与谜团。
【1】
「这本书的源头其实是一篇讲话稿——【大国转型的难题：从历史看未来】，这个稿子只有几千个字，然后后来「经观书评」微信公众号把它发了出来，有3.5万的阅读，还有很多转发，对很学术的文章来说，能有这么多关注并不容易，从那时起，我就想写一本书，表达一个观点，即近代中国面临的政治危机并不特殊，非西方传统大国其实普遍面临着这样的危机。」包刚升以中国、俄罗斯、印度、伊朗、埃及、土耳其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我这里所谓的大国，主要是两个特征，一是它的某个重要宗教、帝国或文化的传承者，二是它至今依然拥有比较大的人口规模与疆域规模。有人可能会说土耳其并不是一个大国，但土耳其精英的自我认同就是奥斯曼帝国，而奥斯曼帝国是过去几百年间中东最重要的帝国，其鼎盛时期疆域面积高达550万平方公里。」
包刚升认为，和过去（比如1750年或1800年）相比，这些国家在国际上的相对发展水平其实更低了。「如果我们以非西方传统大国为例，以1800年作为参照，你会发现今天中国和俄罗斯差不多会达到了世界人均GDP的平均水平，剩下国家都没有达到世界人均GDP的平均水平。如果我们再把一些关键的指标放进去，大家会发现，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其实尚未走完，其历程甚至也是更为艰难的。」
因此，他在新书开头写到： 【大国的命运：从政治危机到国家现代化】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英国作为第一个现代化国家兴起之后，许多主要大国——特别是非西方传统大国——所经历的政治变迁及其背后的逻辑。换言之，这些大国自英国兴起之后普遍面临着一系列政治危机，而后又普遍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政治重生或国家再造过程。解释这些重要的政治现象并讨论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何种政治启示，正是本书的主旨所在。
【2】
在这本书的开篇，包刚升像放电影一样，用三个片段向读者展示了1800年世界历史的关键时刻。它们分别是1800年的英国、1800年的奥斯曼帝国和1800年的晚清帝国。「当时尽管英国的工业革命还在进行当中，并未完成，这个国家的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和观念系统已经和其他一些重要的地方有了巨大的差异，我的讨论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在他看来，非西方传统大国有可能经历危机、困境、转型、崛起与领先等五个发展阶段，其实这里的五个发展阶段也对应着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危机，所有非西方传统大国在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首先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中国的危机是毋庸置疑的，因为1840年发生了鸦片战争；俄罗斯也面临很大的危机，克里米亚战争导致了俄国战败……第二个问题是困境，所谓困境，就是传统大国的现代转型难题，这个困境到底是什么以及背后是什么逻辑；第三个问题是转型，也就是说，如果有的国家转型获得了成功，背后的基本逻辑是什么；第四个问题和今天中国关系很大，我的标题叫‘崛起：新兴大国的和平与战争’，因为有的新兴大国崛起之后能够维持和平，有的新兴大国崛起之后就走向了战争，问题是，为什么能维持和平？或者为什么会引发战争？我会用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来处理这样的议题；最后一个问题是领先，这也是大家关注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克服了危机和困境，实现了转型，完成了崛起，最终能不能领先世界的问题，以及什么样的国家能成为全球领导者？这些问题我都按照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分析，提出我的理论解释，然后用经验证据去加以论证。」
在第一章【危机：西方兴起与大国变局】中，包刚升想要分析的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在1800年前后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和观念系统的特点，「为什么英国首先发生了工业革命？我想，应该是跟英国这个国家当时的一整套政治、经济与观念系统有关的，它的政治系统是君主立宪制，它的经济系统是产权保护与自由市场，它的观念系统包括自由观念、人文主义和科学精神，这些因素使得英国能够发生工业革命，并且崛起为第一个现代化国家。在我的框架中，工业革命只是一个「果」，而不是一个‘因’。而相较于1800年的英国，其他非西方传统大国的政治系统基本上是一种帝国体系，经济系统基本是农业社会，政商关系以权力为主导，观念系统也是前现代化的，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整个帝国陷入了危机。」
陷入危机的帝国开始寻求变革，需要向先进的地方学习，而这种学习并不容易，包刚升因此将这个过程称为困境，这也就有了本书第二章的标题【困境：传统大国的现代转型难题】。他用五个命题来解释这种困境——
命题一：传统大国除非遭遇重大危机或战争失败，否则就倾向于维持现状，而非倾向于启动变革与转型。
命题二：面对西方兴起带来的冲击，传统大国往往面临着国家重建与民族重建的政治任务。
命题三：传统大国一旦摆脱危机，实现实力提升，就容易走上重新定义与塑造传统的道路。
命题四：由于被西方打败或被西方殖民的经历，传统大国容易产生百身的挫败感和对西方的负面看法或敌对情绪。
命题五：传统大国只要实现独立自主与实力提升，就更有可能与西方主要国家产生区域性或全球性的权力竞争。
接下来就讲到了转型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成功转型？在第三章【转型：政治现代化的「铁三角」】中，包刚升认为，国家构建、经济发展和民主建设是所谓的「铁三角」，「对一个可能的政治共同体来说，能否实现有效的国家构建，如果做到了，就能得到一个有效国家，如果不行，就回去再搞国家建设，非洲一些陷入内乱的国家就是在这个环节动荡，没有办法构成一个有效国家，所以不停要回到原地。如果能够进行有效的国家建设，之后就应该考虑能否进行持续的经济发展，如果做到这一点，它就会成为经济较发达的国家，如果不行，国家就会回到贫困或者停滞；经济发展之后，如果能推进民主建设，就会成为民主发展和巩固的国家，如果不能，就会成为民主程度较低的国家。」
第四章的主题是【崛起：新兴大国的和平与战争】，在这部分中，包刚升对4个国家进行了案例研究，「一个是美国崛起，原先主导大国是英国，结果是和平的；另一个是德国崛起挑战英国，导致一战；还有日本挑战美国和英国，直接发动太平洋战争；最后是苏联崛起导致冷战。至于冷战到底是和平还是战争，大家应该会有不同的理解。」
研究过程中，包刚升创造性提出「蛛网理论模型」，「在这个模型里，5个因素特别重要，每个因素可能会有2个方向，一个是和平导向，一个是冲突导向或者战争导向。如果一个国家比较多的指标都是冲突导向或战争导向，那它实现和平崛起的难度比较大；如果大部分指标是和平导向，大概率这个国家会实现和平崛起。我认为，一个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一旦跟主导国家发生战争，这种崛起过程大概率相对会被中断，甚至国家还会面临比中断崛起更可怕的问题；从历史经验来看，一个新兴大国实现和平崛起是有可能的，因此，对这个国家来说，主观上的和平任务和客观上寻求和平的政治任务非常重要。」
在最后一章【领先：如何成为全球领导者】中，包刚升对「领先」的逻辑进行了剖析，他指出，一个国家想要成为全球领导者，需要把三件事情做好：
一是经济和技术实现真正意义上、人均水平上的领先；
二是发展一套可扩展的人类合作秩序，建立一套更有效的治理模式；
三是构成一整套新的国际秩序或者规则。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阐述，更多是一个实证研究。为此，包刚升评估了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优势和劣势，发现绝大部分国家不具备短期内超越美国的特质，「我做了一个简单的算术，人均GDP12000美元的国家在不同条件下要赶超人均增速70000美元的国家，它平均维持2%的增速，我们会发现如果这个国家的GDP增速是8%的话，追赶美国要30年时间；如果增速是6%，追赶美国需要45年时间；如果是4%，追赶美国需要90年时间。」
【3】
又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要关注大国政治的变迁？
现场，浙江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高级专员王利波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大国的命运，许多人的命运’，您的著作探讨的是大国政治经济变迁，还有国家最终的命运，但我想，最终的落脚点应该是我们具体生活着的个体。现在不少年轻人，都会有一种感觉，我关心政治有什么用，我又改变不了世界，我还得焦虑自己的学业和工作呢。所以您能不能谈谈，年轻人关心社会、关心政治的正确途径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行动来促进这个社会的善？」
包刚升回答：「大学生也好，研究生也好，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如果你关注政治，就会对社会有种很不一样的认知，我们每个人都身处这个系统，大量生活环境不是我们本身，或者不是我们身边的决策单位来决定的，有可能是一个比较遥远的决策单位决定了很多事，从这个角度来讲，关注政治，有助于增进我们对社会的了解。再说的高远一点，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份子，尤其在中国的比较好的大学里，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我们自己，都应该具备一种更高的视野，对吧？我曾指导一个学生申请美国的大学，他跑来问，美国一流大学需要什么样的学生。我想了想告诉他，他们需要两种，一种是在学术上、在科学上有顶尖的抱负和追求的，另一种是在实践领域要改变世界的，改变世界不是说改变这个世界，而是说对你所处的行业有推动作用，从这个理念出发，我觉得中国的一流大学也应该鼓励年轻的朋友有这样一种抱负，否则这个社会怎么进步？社会怎么越变越好？过去几十年，中国已经经历了快速的发展。但未来还要变得更好，这就要靠年轻一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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