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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管婴儿治疗中滥用新的基因技术,这可能会降低生育率

2024-04-01健康

万事通说

提高警惕!

近日报道显示,新加坡的总生育率在2022年和2023年分别创下每名女性1.04个和0.97个孩子的新低。这种超低生育率对该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和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生存构成威胁,引发了政府决策者和整个社会的反思和争论。

多年来,多种原因导致新加坡低出生率的发生,包括高昂的生活成本、紧张繁忙的工作、高压的教育系统、以及缺乏良好且负担得起的儿童保育和学前教育设施等。

虽然上述原因影响了该国的生育率,但不可否认的是,准父母在追求「完美孩子」时需要投入大量的金钱,高昂的抚养成本常常让他们望而却步,从而减少了考虑生育更多孩子的热情。

在低生育率时代,

父母的期望越来越不切实际

在低生育率的时代,父母会自然而然地把所有的期望都寄托在更少的孩子身上,导致为每个孩子投入的金钱、时间和精力更多。

这种情况有其优势,但也存在不利之处,即父母往往会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并对孩子不断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在学业上表现优异,甚至达到超出他们天赋和能力的水平。

新加坡与大多数亚洲国家一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特征,即喜欢与同龄人攀比,当看到别人比自己做得更好时,往往会心里不平衡。

新加坡存在着高度竞争的文化,社会上普遍存在「怕输」的心态。在像新加坡这样以儒家思想为主的社会中,孩子的学习成绩与家庭荣誉紧密相关。如果孩子的考试成绩不好,父母往往会在亲朋好友面前觉得「丢脸」。

在亚洲文化中,育儿焦虑很常见,父母们总觉得与其他父母相比,他们在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方面还做得不够。当孩子把考试成绩带回家时,很多家长经常会问的第一件事就是同学们的表现如何。这种对一个人如何与他人进行比较的执着使养育子女的压力极大,同时也给孩子们带来了不必要的压力,要求他们在学业上表现优异。

因此,「虎爸虎妈」 现象在新加坡社会司空见惯,父母往往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让孩子参加学科竞赛,并在课外学习上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

事实上,许多高收入的准父母甚至在孩子出生之前就购买昂贵的学区房,为孩子进入最好的学校做准备。

在新加坡社会中,要想养育一个「完美的孩子」,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对于任何考虑生育更多孩子的家庭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前景。

因此,低生育率的恶性循环助长了不切实际的父母期望,这反过来又可能进一步压低生育率。

允许滥用新的辅助生殖技术,

可能会进一步降低生育率

展望未来,新加坡政府的决策者应该有远见,明确可能进一步压低新加坡生育率的新风险因素。

潜在新风险因素之一是滥用新的辅助生殖技术,据称这些技术可优化健康和改善后代的基因。

例如,目前颇具争议的使用预测性基因检测来选择「最佳」试管婴儿胚胎以获得最佳健康和智力,即所谓的具有多基因风险评分(PGT-P)的植入前基因检测技术。

另外,还有人类胚胎基因编辑,以放大与疾病无关的社会理想特征,如高智商、运动能力和与身高、肤色、眼睛和头发颜色等美容标准相关的身体特征。

由于同一对父母产生的IVF胚胎数量少且遗传变异性有限,PGT-P等预测性基因测试在选择此类复杂性状方面的可用性严重降低。在如此小的样本量内选择特定特征且变异性有限时,可能的结果数量大大减少,这削弱了任何此类预测性基因测试的有效性。

此外,还有其他非常明显的技术限制。例如,两个矮个子父母通过预测性基因检测怀上一个高个子孩子的统计概率总是很低,因为大多数容易长高的基因在这些父母中根本不存在。两个皮肤黝黑的父母试图生一个皮肤白皙的孩子也是如此。

然而,对于生育诊所来说,有效性并不是他们真正追求的。由于准父母本能地希望为他们的孩子提供最好的先天条件,这对生育诊所来说代表着特别有利可图的商机。

如果这些技术在社会上成为一种趋势和时尚,社会压力可能会使准父母难以抵抗使用这种新基因技术的诱惑,而利益驱动的私人生育诊所虚假的营销噱头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这种情况。「内疚感」可能会被灌输给没有利用这些新技术给他们后代最好人生开端的准父母们。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可能导致滥用试管婴儿和其他临床辅助生殖技术。健康和有生育能力的夫妇可能会故意选择通过试管婴儿生孩子,只是为了利用这种新的遗传技术来优化后代的健康和智力。

这种治疗技术不仅昂贵,而且具有高度侵入性和安全风险。因此,如果没有针对特定的遗传性疾病预防的需要,而仅仅出于优化后代基因而让健康且具备生育能力的人接受这种医疗方式,那么这必须被视为一种临床医疗事故。

所有这些方法肯定都不会便宜,许多希望拥有两个或更多孩子的准父母最终可能会由于涉及高昂的成本而选择只生育一个「基因优越」的孩子。

总结

总之,新加坡政府决策者应该着力于转变社会观念,改变父母对孩子不切实际的期望,这应该作为提高该国低生育率的综合战略的一部分。

同时,还应该特别警惕滥用新的辅助生殖技术来优化后代健康和遗传的趋势。

本文作者:皇文进,北京大学;孙宁宇,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