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腺癌，这一曾被视为对女性健康构成重大威胁的恶性肿瘤，近年来在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正逐步展现出慢病化的趋势。这一进程不仅得益于治疗策略从「单一」到「联合」的优化，更得益于中国在乳腺癌创新研究领域的蓬勃发展，以及积极参与国际临床研究的深度合作。
在乳腺癌治疗领域，中国科学家也在不断探索，力求研发出更多首创药物，为患者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在原创研究方面，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徐兵河院士带领团队在国内率先开展了乳腺癌个体化治疗和临床研究，建立了全国第一个临床药物试验机构，并推动了GCP（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概念在国内的引入和应用。多年来，他领导团队开展了一系列基于分子分型的肿瘤个体化治疗研究，特别是在乳腺癌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显著提高了患者生存率。
2003年，樊英毕业于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加入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的团队，师从徐兵河院士。她表示：「二十多年来，徐院士不仅是我的恩师、领导，更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贵人。他的严谨治学态度、深厚医学造诣以及无私奉献精神，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和追求的目标。」在徐院士的带领下，其团队不断优化治疗方案，致力于为乳腺癌质量控制，只为患者提供更精准、更有效的治疗，进一步推动了乳腺癌慢病化进程的发展。
以英语为桥
探索乳腺癌专业的深度与广度
在学生时代，樊英的学习主要围绕着心血管、消化道、呼吸等传统医学领域展开，乳腺癌这个专业领域对她来说几乎是一片空白。尽管肿瘤科是医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作为亚专业的乳腺癌，其复杂性和专业性让樊英在学习期间接触的机会相对较少。「刚进入临床，我对乳腺癌的认识仅停留在书本上的基础知识，对其深入的诊治理念和实践经验几乎一无所知。」
工作以后，樊英有幸跟随徐院士，这位在乳腺癌领域有着深厚造诣的导师，开始一步一步地深入探索和实践。在他的指导下，她逐渐建立起对乳腺癌诊治的全面理解，从最初的懵懂无知到现在的初窥门径，每一步都凝聚着徐院士的悉心教导。这段经历让她深刻体会到，医学的博大精深不仅仅体现在书本上，更体现在临床实践中，而真正的成长往往发生在不断学习和探索的过程中。
「那时，徐院士就非常重视国际交流，他深知英语作为国际交流的通用语言，在临床科研工作中肯定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因此，他鼓励科室成员积极提升英语能力，每周利用午休时间开展英语口语交流活动。他认为，英语是一门重要得工具，能为科研工作和国际交流打下坚实的基础。」樊英说道。
于是，为了提升团队的整体英语水平和促进学术交流，科室决定每周一利用午休的时间，组建起一个「English club」的学习小组。在这个小组里，年轻医生们积极用英语进行交流，分享他们平时所阅读的医学论文、在临床实践中遇到的疑难问题以及最新的研究成果。通过这样一种互动学习的方式，大家不仅能够提高英语表达能力，还能在交流中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共同解决难题。
樊英作为其中的一员，在大学期间就展现出了英语方面的优势，她深知语言能力的提升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English club」中，她更是积极参与，乐于分享，不仅巩固了自己的英语基础，还带动了其他同事的学习热情。她相信，只要持之以恒地积累和努力，每个人都能在英语学习和乳腺癌专业成长上实现质的飞跃。
随着肿瘤学领域的快速发展，国际学术交流变得日益频繁，徐院士经常邀请国外的专家来到中国进行深入的探讨与交流，内容涵盖了国际上最前沿的治疗，如NCCN指南、圣加仑指南等国外重要的医学指南的解读和交流。
「当时，徐老师看中了我在英语方面的潜力，于是就让我负责为外国专家提供翻译工作。起初，我只是承担一些简单的交替传译任务，但随后徐老师给予了我更大的挑战，鼓励我尝试同声传译，这无疑对我来说，是一次极大的锻炼和提升。」樊英告诉【医师报】记者。
多年来，通过对自己学术能力的不断打磨，樊英不仅有机会快速吸取到了国外许多先进的治疗理念，还得以深入地与这些外国专家进行交流和探讨。从他们身上汲取了许多思考问题的方法和看待问题的独特视角，这些都对她的专业成长和思维方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从点滴中学习
逐步开展多项中国原创研究
上世纪60年代，在孙燕院士的带领下，率先在国内开展抗肿瘤药临床研究。科室建立了全国第一个临床药物试验机构，同时也是在全国率先建立国家级抗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中心的单位之一，这为后续的抗肿瘤药物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知道，肿瘤内科的进步主要得益于新药的研发，新药的涌现为内科治疗带来了新的亮点和突破。刚加入徐兵河院士的团队后，樊英也有幸参与了多项国际多中心的临床研究。
「我们跟随他学习如何进行抗肿瘤药物的临床研究，这不仅拓宽了我们的临床经验，还多掌握了一项更重要的技能——科研能力。那时，国内自主研发能力相对较弱，缺乏原创的创新药，主要以参加国际大型二期或三期临床研究为主。在参与国外临床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充分借鉴了国外的经验，从最基本的临床研究知识学起，一点一滴学习如果做好临床研究。这段时期的学习经验，这为我们自主开展原创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樊英介绍。
20世纪初，当中国自主研发的新药开始不断涌现时，他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知道如何开展原创新药的研究，从一期的剂量爬坡、摸索合适剂量，到二期、三期的巧妙设计，都能够游刃有余地应对。樊英介绍，他们团队的目标就是让一个真正可能有效的药物能够成功上市，从而帮助更多的乳腺癌患者战胜病魔。
功夫不负有心人，近年来，徐院士团队在抗肿瘤新药研发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完成了多个「first in class」药物的临床研究并成功上市，这些创新成果不仅改变了乳腺癌治疗的临床实践，也标志着团队在抗肿瘤药物研究中实现了「领跑」。
从临床到科研
破解三阴性乳腺癌治疗难题
早在2004年，当三阴性乳腺癌这个概念刚刚被提出时，大家就已经意识到这类患者在晚期阶段的治疗极具挑战性。常规的治疗方案往往效果不佳，这与乳腺癌通常对药物治疗较为敏感的特性形成了鲜明对比。
「我喜爱思考，每当在临床中遇到问题时，我总会想：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不是那样？我渴望找到答案，并思考这个答案对我们未来的临床实践有何指导意义，是否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探索。」樊英说道。
为了深入了解三阴性乳腺癌的特性，她开始查阅大量文献，并发现它与遗传相关的乳腺癌在病理特征上存在一些相似之处。特别是与BRCA基因相关的乳腺癌，其特点在于BRCA基因的功能缺失，导致DNA修复能力受损，从而容易引发乳腺癌。
「这一发现启发我们思考：如果三阴性乳腺癌的肿瘤细胞也存在DNA修复缺陷，那么它们是否会对作用于DNA的药物特别敏感呢？」樊英在心里不断的思考治疗的方式。
基于这一假设，樊英及同事们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将铂类药物应用于晚期三阴性乳腺癌的一线治疗。尽管铂类药物并非乳腺癌的首选药物，但他们通过大量的临床治疗显示，与非铂类药物方案相比，铂类药物的疗效显著，将有效率从15%提高到了60%，同时显著延长了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
这一创新性的尝试不仅为三阴性乳腺癌的治疗开辟了新的道路，也为后续团队在乳腺癌领域，尤其是三阴性乳腺癌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此，徐兵河院士带领团队开展了全球首个对比含铂类方案与非铂类标准治疗方案治疗三阴性乳腺癌的前瞻性研究。该研究揭示了含铂类方案在治疗三阴性乳腺癌中的优越性，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同时，团队在此基础上推动了三阴性乳腺癌的精准治疗进程。他们通过深入研究不同分子亚型的三阴性乳腺癌，为患者提供了更加个性化的治疗方案，显著提高了治疗效果。
樊英介绍，其实研究型团队的养成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徐老师对我们的教导方式严谨且绵长，他通过在临床实践中发现问题，结合自己扎实的基础研究功底，不仅传授临床经验，还教授科研方法，逐步培养出一批在科研领域具有创新能力的青年学者和临床医生。
助力乳腺癌规范化治疗直达基层
近年来，作为国家肿瘤质控中心乳腺癌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徐兵河院士领导该委员会在乳腺癌质控领域开展工作，为乳腺癌的规范化诊疗和治疗控制管理做出了突出贡献。徐兵河院士及其团队不仅出版了众多与乳腺癌质控相关的书籍，还建立了一系列乳腺癌质控指标与体系，为乳腺癌质控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和评估标准。
樊英强调，目前实现全国乳腺癌诊疗能力的同质化提升面临巨大挑战，主要源于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及医疗条件差异显著。她指出，即便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仍存在诊疗不规范的情况。因此，要达到「健康中国2030」目标，需大幅提高并同步全国乳腺癌诊疗水平。
她特别提到，制定并推广规范化的诊疗指南至关重要。此外，她还强调了县域培训计划、定期学术会议以及疑难病例诊疗查房等措施的重要性，旨在通过多渠道提升全国各地的诊疗水平。樊英认为，这一过程虽漫长，但在国家层面支持及大型肿瘤中心的辐射带动下，分级诊疗体系的完善有望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