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基础
西医：以物质形态为核心基础
西医的根基在于形态学。当我们踏入西医学习的门槛，首要任务是研习人体解剖学和组织胚胎学。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深入探索肌肉、骨骼、神经、血管等可触可感的物质实体。同时，组织胚胎学通过显微镜、电子显微镜等高科技手段，使我们能够清晰地观察到组织和细胞的微观状态，从而进一步加深对生命科学的理解。
当前，我们所进行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同样能够验证基因变化或信号传导中介质的变化。据此，西医学乃是以物质形态为核心基础的医学体系。
中医：超越物质形态的功能概念
然而，中医的核心理念根植于「气一元论」与「阴阳五行学说」等深邃理论之中，这些理论是超越物质形态的功能性概念体系。具体而言，以脾脏为例，在西医学视角下，其被界定为单一的免疫器官，即便切除，亦不致危及人体生命。然而，在中医理论中，「脾」之概念远为丰富，它承载着运化、吸收之重任，其职能范畴广泛涵盖了西医消化系统之整体功能。此外，「脾」还深涉情志领域，藏志于内，七情之中以思为主，过度思虑则易伤脾，由此可见，「脾」之健康与人的情感状态紧密相连。在临床实践中，脾之功能若发生紊乱，往往会波及至其他脏腑，引发连锁反应。因此，中医之「脾」与西医所言之「脾」，在内涵与外延上均存在显著差异，不可混为一谈。
中西医脏器混淆源于西医引入时借用中医五脏名称。西医发展趋向微观，从解剖学到细胞、DNA、RNA、基因改变等；中医则宏观，考虑四季、天气、地域等因素，脏腑间相互影响。月球引力影响人体水分，针灸学提出「月圆勿补，月缺勿泻」。中医用药需考虑季节地域差异。中西医发展方向不同，用西医解释中医现象难以清晰。
治病依据
西医诊疗体系历经演变，由传统经验医学逐步迈向循证医学的殿堂。在广泛实施的临床试验中，虽力求标准化，然现实情境纷繁复杂，非每位患者均能精准契合入组标准。鉴此，个体化治疗理念应运而生，旨在通过临床试验进一步验证其科学性。然而，随着分子生物学领域的迅猛跃进，西医领域又涌现出「精准治疗」的新思路，标志着治疗理念的又一次深刻变革。
反观中医，其治疗之道根植于历代先贤的深厚经验与智慧结晶，始终强调个体化治疗的核心理念。在中医理论体系中，同一致病因素作用于不同体质之人，所呈现的证候各异，故用药亦需随证而变。譬如，两人同时外感表邪，若一人阴虚体质，则易罹患「风热」之症；而另一人若阳虚体质，则更可能遭遇「风寒」之疾。临床实践中，即便症状同为发热，因辨证结果大相径庭，所施药物之药性亦可能截然相反，充分彰显了中医个体化治疗的精髓与灵活性。
辨病与辨证
西医将辨病视为治疗的基石，若疾病诊断未明，则治疗将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以患者发热为例，若未能明确其发热的根本原因，医者仅能采取退热药物等对症治疗手段，而无法实现疾病的根治。因此，唯有确诊明确，方能精准施治，有效控制病情，进而达成疾病的彻底治愈。
中医诊治之道，首要在于辨证施治，同时辅以辨病之法，然其根本，仍在于精确辨证。譬如「温病」之诊治，必先通过细致入微的卫气、营血与三焦辨证，以明确证候，而后方能施以精准治疗。
在临床实践中，医务工作者常面临诊断难以明确之困境。当西医手段显得力不从心之际，中医则能在不明具体病名的情况下，依据辨证施治的原则进行治疗。譬如，针对临床常见的「无名热」症状，寻求中医治疗往往能取得更佳效果。又如在处理情志类疾病时，西医或将其归类为「焦虑、抑郁症」，而中医则通过深入剖析脏腑功能、运用五行相生相克之理，有效解决了患者的痛苦与困扰。
局部与整局体
西医在诊疗过程中，尤为关注病灶之局部，同时亦兼顾机体之整体状况；而中医则秉持整体观念，以全局为基，亦不忽视具体病症之局部表现。于临床实践之中，若遇心绞痛之患者，西医常规先行心电图、心肌酶谱等检测，并嘱患者含服硝酸甘油，旨在减轻心脏之负荷。反观中医，对于心绞痛之诊治，则依据四诊合参之法，细辨其病因病机，究其为血瘀所阻，抑或气滞不畅；是胸阳不振之征，还是中焦气机受阻之象；亦或是上热下寒之体，心肾不交之症。总之，面对心前区疼痛之共同表现，中医之治疗策略更显个性化与精准性。
又如高血压病伴头晕之症，若脉象弦硬，中医多辨证为肝阳上亢。依据五行学说，肝属木，肾属水，木需水以滋养。此时，医者还需深入探究，判断此肝阳上亢之象，是单纯因肝血不足所致，抑或根源在于肾阴肾阳之不足，进而引发肝阳之亢盛。
进步的基石
西医之发展，皆需物理、化学、计算机等诸多领域之共同进步。物理学中射线之发现，极大地推动了放射检查及放疗技术之革新；光学领域之不断前行，则引领现代医学深入微观世界之探索；化学之显著进步，则不仅促进了制药产业之飞跃，亦深化了人类对人体生化过程之理解。而今，计算机计算能力之飞跃式提升，使得大数据分析成为可能，极大地方便了科研与实践工作。回溯往昔，人类基因组计划曾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而今，二代测序技术之问世，已使基因组全序列测序变得简便易行，且能精准分析表观遗传学之变化，如甲基化、乙酰化等现象。
反观中医学，其进步历程乃是在无数临床实践中逐步累积而成。以外感病为例，张仲景所著【伤寒论】影响深远，致使千百年来中医在治疗外感病时，多循伤寒之思路。然至明末清初，战乱频仍，瘟疫肆虐，传统伤寒治法已显力不从心。俞嘉言、吴又可等名医，勇于探索，对温病进行了深入研究，尤其是吴又可，以大剂量石膏成功救治众多患者，为温病治疗开辟了新径。随后，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名医相继崛起，他们不仅继承前人智慧，更勇于创新，最终形成了温病独特之三焦与卫气营血辨证体系，以及多样化的治疗方法。用药方法。因此，中医的进步是诊治大量患者后经验的积累，并逐渐形成了一套体系。
下面再来谈一谈「科学」的问题
古代西方国家医学的「四体液学说」认为人体由血液、黏液、黄胆液、黑胆液组成，这些液体的平衡是生存基础，影响气色、气质和性情。医学还强调心身、人体与自然的联系，健康受生活方式、心理、环境、饮食、锻炼、心态平和及意志力等因素影响。
古代西方医学重视患者特殊性和独特性，关注患者而非疾病，与中医相似。文艺复兴后，西方医学由经验向实验转变。1543年，维萨里发表【人体构造论】，建立人体解剖学。
中国最早使用「科学」一词的学者为康有为。新文化运动中，科学被广泛应用。从我们现在所知的最早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成书是在战国与西汉时期，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漫漫长河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应对几次席卷全球的瘟疫流行中医功不可没；
古罗马帝国因瘟疫消亡，中医历经千年验证。科学以理性、客观探索真理，不断自我否定。中医基于朴素哲学，以「气一元论」「阴阳五行学说」为真理，调节阴阳平衡治病，属哲学范畴。
因此，中医治病的核心离不开哲学思维的「辨证」。我国中西汇通的第一人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有这么一段话：「吾中华医学贻自开天辟地之圣神，其精到之处原迥出西人之上，而欲以西人形迹之学以求吾中医至奥之理，庸可得乎。世之轻弃国粹而笃信西法者，尚其深思愚言哉。」
因此，以科学来盲目衡量中医是不合适的。 近代，西医的发展与优势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但也有缺陷之处，而中医恰好与之互补。因此，两种医学体系各有优势，如果能够取长补短实为患者之福。厚德载物，有容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