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没有什么路比生死更遥远，再没有什么山比健康更高。这是生活的真谛，我曾经无数次在梦中挣扎，试图穿越那无尽的黑暗，寻找一丝生的希望。每一次，我都在绝望的边缘摇摇欲坠，每一次，我都在痛苦的深渊中独自抵抗。但我没有放弃，因为我知道，无论路有多么艰难，无论山有多么陡峭，只有活着，才有希望。这是我，刘槐序，一个18岁的大学生，用痛苦的体验换来的智慧。"
手术前的刘槐序
写遗书:祭奠这场被误诊的青春
我叫刘槐序，2002年生于云南省楚雄市。在我高三那年，因耳朵持续的噪声就诊，诊断为卡他性中耳炎，医生称无大碍，却没料到这是恐怖的预示。
2020年，疫情下的高考，我考入昆明的理想高校，然而在刚步入大学生活的第一个月，病况愈加严重。我走路开始走曲线，说话困难，想说某个字却难以表达，而曾经我因能坚持一周清晨五点起床跑步而自豪。后来，才知道这是病情加重的迹象，但我未予以重视。
2020年11月4日，在陪同室友看诊时，因对耳鸣的担忧，我顺便挂了耳鼻喉科。经常规检查，医师称我的左耳听力几乎为零，且左耳其他指数与此不符，建议拍摄X光片以确定问题所在。
令人惊愕的是，次日的检查结果揭示我脑中有一个6厘米的肿瘤，已压迫脑干及听觉神经，导致听力障碍，医生建议尽快前往北京天坛医院手术，并表示肿瘤过大，有必要尽快手术。
颤抖着走出医生办公室后，我拨通了父母的电话，还未开口，声音已哽咽。我悲伤地告诉他们：「妈妈，我的听力问题，医生检查发现，说我脑袋里有一个肿瘤……」
母亲半晌未答，大概是被这消息震惊，她确认我并非开玩笑后，才颤抖地说：「别怕，我们立刻过去……」母亲最后那个「来」字，说的很低沉。
随后，室友帮我递交了医生报告，申请休学，并立即购买了去北京的机票。我木然地跟随他们，刺眼的阳光照耀着我，提醒我此刻的现实。
当晚，父母匆匆抵达，我看到他们时，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一方面是恐惧，另一方面则是辛酸。妈妈眼睛红肿，明显是哭过了，但在看到我的那一刻，她却十分镇定，半开玩笑地说：「多大点事儿，像个女孩子似的，还哭鼻子……」办完离校手续后，父母将我带回北京。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姐姐和姐夫也赶到，姐姐一见我便紧紧抱住我痛哭，还是姐夫安慰了很久才有好转。
医生看过CT后，坚定地说：「神经纤维瘤，必须尽快手术，否则脑积水过多只能维持一年。」「一年？」母亲震惊地询问医生，医生还未来得及回答，母亲便急忙追问：「那么现在有何对策？」
「两种方案，一是在天坛手术，需排队等待一年；二是先入住北大国际，天坛医生一周后为你手术。」我们选择了后者。当晚，我们一家人在医院附近的旅馆住下。
写遗书
凌晨三点，我意外醒来，天亮之前，我终于明白一切源于高颅压太高的折磨。再无睡意，此刻的心境比深夜更令人低沉，一种莫名恐惧萦绕心头。黑暗中，我凝视沉睡中的父母，泪水悄然落下。我担忧此行北京的未知生死，甚至前途未卜。慌乱中打开备忘录，写下「遗书」二字，心中恐慌找到出口。我强迫自己继续，直至东方破晓，姐姐催促前往医院按时办理住院手续。
捐遗体:家人永远是最坚强后盾
见到主治医师王，所有预设的期望都化为泡影。「如果术后失去了吞咽能力，可能需要气管切开，插管输入营养液。肝癌术后，左侧听力可能无法恢复，甚至可能偏瘫。」当晚，我悄悄在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注册，成为第1521002位器官捐献志愿者。姐姐得知后，痛心地责备我。
手术预约在半个月后的11月24日，我需先在北京住院等待。由于疫情，每位患者仅限一名陪护，故先让姐姐和姐夫回家，妈妈在病房陪伴我，父亲则在科室外守候。
进入医院后，我仿佛回到婴儿时代，需要被照顾、检查、手术、照顾……家人的关爱是我最大的动力。
住院的第五天，来了一
母亲佝偻的背影
位陕西的老大爷和他的妻子。熟悉之后，大妈询问我的病情，妈妈似乎并不想谈及，语气温柔地回应：「没事，只是有点儿小问题。」此后，我们不再沟通。
母亲那句「只是有点儿小问题」，其实是说给自己听的，她在自我安慰。我多次在凌晨醒来，但为了不让母亲担忧，我选择继续装睡。母亲以为我睡着了，却不知我时常看到她默默流泪。我每天都在伪装乐观，希望能减轻母亲的压力。
手术当天，我躺在床上翻阅大学课本，好心情地等待医生。王医生为我在头上画出了需要手术的部分，称赞我的心态良好。
「你们快点儿，我今晚还要写作业。」手术前，我调皮地对护士说，打了麻醉后便入睡，醒来后想起的事只有冰冷的机器和医生们把我从手术台推去做核磁共振的声音。
据姐姐回忆，手术持续了18个小时。我被推出时全身满是血迹，由于肿瘤过大且生长时间较长，医生不得不慢慢剥离。
手术当天，父母和姐姐守在重症监护室外一整夜，而我则在病床上生死未卜。术后要在ICU住一晚，等指标正常后才可转入普通病房。幸运的是，我成功醒来，发现身上的仪器设备一应俱全，保持呼吸的呼吸器、引流大脑的管子、氧气管道，甚至还有胃管和尿管。
手术抽血及术前禁食禁水后，我醒来第一念就是想喝水。然而，细察之下，喉咙里似乎有根软管阻塞了气流，我无法言语。护士立即安慰说："我可以帮你湿润嘴唇，但不能饮水。鼻子里的管子是输送营养液的，呼吸机则是防止肺部感染。你现在的情况非常危险。"想到第二天能转到普通病房，我仿佛期待小王子赴约的狐狸，那份期待使我忍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病痛。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想象般美好，2020年11月27日我才终于被转到普通病房。在ICU的四天里，我的睡眠时间累积不足数小时。
术后左边脸面瘫导致左眼无法闭合,加上开颅手术后一定会有的颅压增高,睡眠成了我最大的奢侈,我的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紧绷的状态,因为我更害怕长眠不醒。
苟下去:一个18岁少年的豪横
术后六日，颅压骤增，肺部感染引发高热，我的睡眠短暂得仅仅几分钟。夜里，护士必须用束缚带固定手脚，防止被病痛折磨得动摇的我自断生机。
母亲为了退烧，在我背上铺上冰毯，冰火的刺激令人痛苦，冰冷的水从背部流入体内，与正常体温形成鲜明对比，仅穿着一床被子的我痛苦难言。
母亲每隔十分钟为我擦身，使我稍感舒适。我在半醒半梦间挣扎，醒来时看见母亲，闻到她头上的头油味，心中略感安宁。高烧、脱水和喉咙中的导管引起的强烈不适让我再次想到死亡。清醒时，我开始安排后事，勉力挤出力气给姐姐发短信，告诉她若我无法挺过，请她把我微信所剩无几的钱捐赠出去。姐姐或许以为我已疯狂，威胁我若再如此便让医生给我注射镇静剂。然而，我深知，她亦惶恐。母亲并无专业护理技能，起初转移至普通病房时，事事亲力亲为，历经人生半数的她须从头学起如何照顾病患。
我劝母亲雇佣一名护工，因她仅睡二小时，母亲反应强烈。我原以为她担心护理费过高，后来方知我之自私。
当母亲已连续四日每晚只睡三四小时时，我悄悄给姐姐和父亲打去电话，他们同意雇请专业护工。当天下午，专业护工如约而来。完成护理事宜后，母亲离开。病房内仅许一位陪护，因此母亲若想探望我，需等待24小时。
预定的一天护理最后只持续几个小时，两小时后，我听到母亲在护士站与他人交流，声音渐大，甚至有些焦急。最后的结局是护工收拾行囊离去，母亲带着行囊再次归来。
母亲表示刚走出病区便心中不安，担忧护工能否尽职尽责照顾我，如她般深夜方眠，耐心应对我的大小便，能否坚持一勺一勺地喂饭……她边从行囊中拿出洗漱用具边说：「将自己孩子的生命交于陌生人手中，实在放心不下。」此刻，我方知晓，她这些日子以来担负的恐惧有多深重。
医院的餐食
遗体捐赠
价格昂贵，一碗小米粥需五六元，由于只能进食流质食物，每日都需订购一碗，加上午餐和晚餐费用，一天两人需花费五六十元。母亲深知住院期间需花费大量金钱，所以每天订购的餐食都是半份安我，半份孝自己。
母亲饮食俭朴，然而我的饭菜丰盛，每一口都需细细品尝。母亲为我的膳食精心安排，用特制的小汤匙喂食。每餐需耗费一个小时，她常在我用餐时肚子咕咕叫，但仍耐心地等待我吃完。夜深人静时，我看到母亲疲惫的身影，不敢打搅，独自承受病痛。我压抑自己的悲痛，仿佛略微示弱，便是失败。
得知我手术成功后，同学们在班级群中纷纷发送祝贺，我强忍身体的不适，回复一些滑稽的表情包和坚定的话语。感谢母亲无微不至的关爱，以及我依然坚定的乐观，我们终于迎来了胜利。经过半个月的恢复，我的高烧逐渐退去。
2020年12月10日，医生告知我可以出院，母亲喜极而泣。一个多月以来，母亲为我免于过度担忧，从未在我面前流泪。在得到我可以出院的消息时，她终得以释放心中的情感，紧紧抱住我，哭了很久。我能痊愈，并非我个人的努力，而是父母、医生、护士、病友、朋友、同学、老师共同的付出与帮助。
结尾平淡，过程却是深刻且难以忘怀。虽然大学学业被迫中断，但目前我在家中阅读、学习、参与线上教育。待到今年九月，我将重返校园。
一切在向著美好的方向发展，我开始尝试新鲜事物，探索陌生城市，接触新朋友，重温人生百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