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周总理在办公室收到一封来自上海情报部门的信，信中提到他们抓获了一个特务，他声称自己曾经照顾过毛主席的孩子，并为我党做出了许多贡献。
由于无法确定这些话的真实性，上海情报部门请求周总理给出指示。周总理将这件事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在吸烟的同时说：「恩来，我记得岸英曾经提到过照顾他的人叫董健吾，不确定是不是他，需要进一步调查。
」
周总理安排罗瑞卿亲赴上海，务必彻底查清此事。经过审问，罗瑞卿得知这名特务就是毛主席三个孩子的抚养人董健吾。
然而，董健吾的身份依然笼罩在神秘之中。直到1960年，美国记者斯诺造访毛主席，并表达了想见他的意愿。经过二次调查，陈赓亲自核实后，确认了董健吾的身份。
董健吾出生于1891年的上海市东门，是一个基督教世家。他的祖父曾是清朝县官，有学识。祖母董沈氏出生于书香世家，知书达理，思想开放，同时又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女人。
1900年，一位名叫鲍小姐的基督教女牧师来到青浦县，她不到30岁，长相秀美，身材高挑，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
董沈氏和她相识后，了解到鲍小姐熟悉西方文化，并精通英语和基督教义，遂邀请她来到家中教育自己的孙子董健吾。
在她的教育下，董健吾仅仅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熟练掌握了英语，并对西方文化和基督教义有了更深的了解，为以后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4年，董健吾考上了约翰大学，专攻神学，同时，他对文史及哲学也很感兴趣。在大学的这段时间，董健吾刻苦努力，1917年毕业的时候，获得了理科和神学双学士的毕业文凭，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这段求学经历，让他和同学浦化人、宋子文、顾维钧等人成为非常好的朋友。
1925年，董健吾在浦化人的介绍下，结识了冯玉祥。由于两人都信仰基督教，因此互相欣赏。董健吾在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担任秘书长兼管理处处长。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和汪精卫实行清党反共。冯玉祥也接到了蒋介石的指示，在清党名单中看到董健吾的名字后，考虑到两人关系甚好，于是主动送董健吾去了上海。
分别时，董健吾说：「我又不是共产党，为什么要清除我呢？如果我真的共产党，那还真是件高兴的事儿！」董健吾的话被浦化人听到，觉得邀请他入党的时机到了，就向他透露了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
1928年8月，董健吾和浦化人以及我党其他人员进行了深入的谈话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肩负重任董健吾加入共产党后，成为我党不可多得的一位干将。
但由于这位干将一直保持低调，因此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如此伟大的人。1928年11月，陈赓和董健吾第一次相见，通过两人的交谈，陈赓认为董健吾有着文化人的身份，同时又是一位牧师，而且头脑灵活且充满爱国情怀，非常适合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一天，陈赓来到了董健吾的住处，带了两个小菜和一瓶散酒，在聊天中，董健吾问道：「如果组织上有什么指示，您尽管吩咐。
」
董健吾，一个牧师，却肩负着我党隐蔽战线的重要任务。他以牧师的身份为掩护，保护我党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情报，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等。
一次交心的谈话，一杯酒，两个小菜，他从此为了我党出生入死，为我党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曾助陈赓除掉叛徒白鑫，为我党清除了一大隐患。
白鑫原是中央军委的秘书，熟知中共中央的很多机密，对我党具有巨大的破坏性。事情发生以后，周恩来亲自向陈赓下达了命令，让陈赓动用特工队对白鑫施以坚决惩处。
但是，关键的问题来了：白鑫在上海的藏身处在霞飞路合坊43号，想要展开行动，就要熟悉里面的情况，绘制出里面的地图。
这时，陈赓想到了董健吾。董健吾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关系，加上自己的牧师身份掩护，或打扮成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市民，或扮成派头十足的阔商人，多次去合坊里面查看情况，凭着自己极强的记忆力，去了几次后，就自己手绘出了里面详细的地形图。
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的忠诚和勇气，为我党的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董健吾不仅标记了敌人的岗哨位置，还圈出了我们进攻的最佳路线。他的帮助让我们在对付白鑫的过程中节省了很多时间。
在确认了白鑫的出行时间后，我们于11月11日下午，由陈赓率领特工队来到了伏击地点。当白鑫进入攻击范围时，枪声大作，几分钟的激战后，我们成功地解决了他。
事后，董健吾化身为路人，调查白鑫是否真的死了。他通过联系法租界巡捕房的一个内线，得到了白鑫已死的确切消息。
多年后，陈赓再次见到董健吾时说：「几十年了，你怎么就不找我呢？」董健吾的回答让陈赓大将感动得流泪。他解释说，他一直在为创办幼稚园努力。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共产党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一些同志为了革命四处漂泊，他们的子女抚养问题成为我党的重要任务。
1930年，党组织决定在上海创办一个幼稚园，以照顾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陈赓接到这个任务后，再次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第一个问题是，党组织当时的经济条件有限，他们每个月只能提供500元的费用来运营幼稚园。第二个问题是，创办幼稚园的人员选择非常重要，当时的上海滩局势复杂，稍有不慎就可能给幼稚园带来危险。
在深思熟虑后，陈赓找到了董健吾，当他把这件事告诉董健吾时，董健吾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陈赓疑惑地问：「健吾，兴办幼稚园这么多困难，你难道不问我能提供什么支持吗？」董健吾回答：「我党无数同志牺牲了，他们的孩子成了孤儿，我们有责任让这些孩子活下去，因为他们是希望的火种。
无论组织能提供什么支持，我都会尽全力做好这件事，所以，我问与不问都是一样的。」听完这番话，陈赓除了敬佩，别无他言。
每月500元的费用，对于兴办幼稚园来说，作用微乎其微。在上海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租房、聘请老师、教学设备、食物和书籍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
董健吾通过自己的人脉，让朋友们捐赠了几千元，但还是不够。经过一番苦思，董健吾决定将祖母留给他的20亩土地全部卖掉，每亩50元，总共筹得了1000元钱。
终于，幼稚园的资金问题得到了解决。之后，董健吾在上海戈登路租了两栋石门房子，并购买了儿童们所需的生活用品和教学用具。
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上海大同幼稚园于1930年3月正式成立。抚养毛主席三个儿子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牺牲了。
毛岸英被保释出狱后，和两个弟弟一起被外祖母和舅妈带到上海，交给了叔叔毛泽民。毛泽民将毛岸英、毛岸青、毛安龙送到了大同幼稚园。
从此，三个孩子和董健吾朝夕相处，相依为命。当时，大同幼稚园有几十个孩子，有澎湃的儿子，蔡和森的女儿等，最大的10岁，最小的只有1岁。
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让这些孩子活下来并获得良好的教育并非易事。为了维持幼稚园的运营，董健吾不得不依靠自己的牧师身份，周旋于国民党高层之间，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向社会贤达人士募捐。
在董健吾创办的幼稚园开张之际，他请来了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了园名，为园子带来了平安的庇护。然而，在1931年春天，董健吾临时接到了周恩来的任务，陪同顾顺章去武汉。
不幸的是，就在董健吾离开后不久，毛岸龙突然病倒，尽管送往医院，但最终还是因为病情恶化而去世。这对董健吾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深感自责。
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儿童的死亡是常有的事情，但对董健吾来说，这是他心中永远也无法抹去的痛。毛岸英对他说：「叔叔，你不要伤心了，弟弟的事情不怪你，医生已经尽力了。
」看着懂事的毛岸英，董健吾紧紧地抱住他，默默地流下了眼泪。顾顺章叛变后，为了孩子们的安全，党组织不得不解散了大同幼稚园。
工作人员有的回到了苏区，有的离开了，孩子们也被分散到了各个安全的地方。毛岸英和毛岸青被组织安排到了董健吾的家中。
1932年到1936年，毛岸英和毛岸青与董健吾的孩子们一起生活。董健吾的妻子郑兰芳视两兄弟如己出，即使在困难时期，也给他们每人做了一套新衣服，让他们重新感受到了母爱。
董健吾经常教他们读书识字。郑兰芳认为毛岸英和毛岸青应该去上学，他们是主席的孩子，他们需要照顾好他们，也要让他们有机会学习。
董健吾听后决定将两兄弟送往苏联读书。董健吾的无私和不求名利使他的身份变得神秘，甚至让人猜不透。毛岸英和毛岸青去苏联后，董健吾松了一口气，因为这两个孩子的未来一直是他最关心的事情。
为了安全，其他同志分批撤离，但因为需要照顾家里的十几个孩子，上海地下党领导潘汉年同意了董健吾留在上海的请求。
此后，董健吾只与潘汉年单线联系，与其他领导的联系全部断了，这为后面的事情埋下了伏笔。
董健吾投身抗日，协助美国记者斯诺进入延安。上海沦陷后，他与潘汉年失去联系，与其他我党人员也断了联系。解放战争期间，他说服国民党厉百川两个旅起义，为人民解放军包围上海立下大功。
上海解放后，他给潘汉年写信要求见面被拒绝，导致他与党的关系成为一个谜团。他没有去找陈赓等曾经的领导，而是选择成为一名推拿医生，不给党添麻烦。
直到1955年，在审讯中，他承认曾经抚养过毛主席的孩子，他的身份才渐渐浮出水面。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了此事，毛主席想知道这个「特务」是不是毛岸英说的那个人，派罗瑞卿前去上海查明他的身份。
经过调查，证实了董健吾就是抚养过毛岸英的人，也是创建大同幼稚园的人。但是，他没有说出自己做出的其他贡献，所以很多事情依然是「谜」，他曾经用「牧师」身份做的事依然没有被知晓。
这件事之后，又过去了5年的时间，1960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中南海看望毛主席。在交谈中，斯诺问毛主席：「主席，当年送我去延安的‘王牧师’现在在什么地方？
这么多年，我一直很感激他的帮助，如果没有他我就无法见到主席了。」
毛主席听闻后感到十分触动，同时对这位「王牧师」的身份也充满了好奇。后来，在周恩来总理的过问下，并经由时任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的浦化人的证实，基本确认了「王牧师」的真实身份。
由于陈赓曾经是董健吾的老领导，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毛主席指示陈赓去查明真相。如果证实「王牧师」就是董健吾，一定要代表党中央表达对他的关心。
1961年2月的一天，当陈赓出现在董健吾面前时，两人都沉默不语，当得知董健吾目前靠当推拿师维持生活时，陈赓哽咽着说道：「健吾，你为什么不去找我呢？
你可是为我党立过大功的人啊！」
董健吾紧紧握住陈赓的手，说：「我一直为党工作，从未想过要获得什么，现在的生活让我感到很满足。」两人共回忆起过去的革命岁月，整整一个下午都在交谈。
得知真相后，党中央和上海市领导决定每月给董健吾200元的补贴，并分给他一处住房。对于组织的关心，董健吾接受了每月200元的生活费，但他坚决不要房子，希望继续为党效力。
毛主席得知此事后，对陈赓说：「我终于明白了，那个送斯诺来的‘王牧师’就是抚养我三个孩子的董健吾，他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最后，董健吾隐姓埋名，继续为党的事业做出贡献。他的一生可以用「奉献」来形容，从加入共产党后，他从未说过一句苦和累，一直尽心尽力为党的工作，不求名利。
1970年12月12日，董健吾在上海病逝，享年7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