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汝瑰质问胡琏：你和刘伯承住在一个村里，却让他跑了，作何说明
刘伯承是十大元帅中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将领，从南昌起义开始，他作为我军高级指挥官多次经历了生死考验。
尤其是在大别山一役中，他率领的指挥部与敌军激烈交锋，这几乎是敌人唯一一次有可能击毙或活捉刘伯承的机会。事后在军事检讨会议上，郭汝瑰、胡琏等将领相互指责，突显了该战役对我军的重要性，同时充分证明了人民军队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最终取得胜利的决心。
刘伯承为了实现转守为攻的目标，亲自带领队伍千里挺进大别山。1946年初，国民党军队拥有86个军（整编师），总人数达到430万，同时拥有大量美国援助的武器。
相比之下，人民军队虽然名义上有127万，但实际只有66万，且装备相对较差的正规军。这种悬殊的兵力差距让蒋介石充满信心，认为可以在三到六个月内通过武力彻底消灭解放军。
面对如此紧迫的军事形势，党中央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在大别山附近的中原解放区，受到敌军重兵围困，陷入极为困难的境地。
1946年6月16日，国民党军队对中原解放区进行了进攻，标志着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在此危急时刻，我中原解放区被迫采取了著名的「中原突围」计划，导致国民党军完全掌控了大别山地区。
接下来，国民党军队对我军实施了长达一年的全面进攻，虽然夺取了解放区100多座城市，但也损失了近70万部队。于是，自1947年4月起，蒋介石重新调整了军队部署，一路向陕北、一路向山东进行了重点进攻。
尽管在山东方向我军在孟良崮战役中消灭了敌整编74师，暂时稳定了局势，但胡宗南集团却对陕北进行了闪击，迫使我党中央放弃了延安。
同时，解放区的群众面临巨大的支前压力，经济负担沉重，不得不继续被动防御。
在这紧要关头，毛主席敏锐地察觉到，自1947年1月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北撤黄河后，蒋介石认为中原地区无法开展实质性战役，于是将河南的王敬久集团调往山东，使国民党军兵力在两翼集中，导致中原地区兵力空虚。
在此背景下，我军有了在该方向转守为攻的机会，将战争的压力转移到了敌占区。因此，在1947年6月底，根据毛主席的命令，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成功渡过黄河，在鲁西南连续作战，歼灭了5万多敌军。
当刘伯承要求队伍进行紧急休整时，突然在7月23日收到了毛主席的电报：「下定决心，不留后方，按照半个月的行程，直接走向大别山。」
到了29日，毛主席再次紧急发电报，迫切要求他们尽快向大别山进发。
实际上，毛主席之命刘邓大军进军大别山，不仅是为了攻敌之虚，而且大别山地区是我革命的老区。从地理角度来看，若能够掌控大别山，将对武汉和南京形成威胁，迫使蒋介石从其他战场调兵，以实现调动敌人的目的。
尽管面临巨大困难，但1947年8月7日，刘邓仍然发布命令，指导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四个纵队和两个独立旅开始向大别山进军。
一旦进入大别山，他们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敌人调动重兵围困，试图消灭我军。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血战，直到8月27日，刘邓向毛主席报告称他们已经进入大别山地区。
然而，经过千里转战的刘邓大军不仅极度疲劳，而且为了快速通过「黄泛区」，几乎失去了多年来积攒的物资。尽管刘邓大军有12万人，却只配备了几十门山炮和迫击炮，已经无法与敌主力正面交锋。
更让刘伯承和邓小平难以置信的是，一到达大别山，广大群众不是热情欢迎，而是在见到我军官兵时表现出特别的恐惧，这让这两位经验丰富的我军高级指挥员感到深深困惑。
后来，在一次公开教育中，战士们听到了「三大纪律」，许多群众才勇敢地向刘、邓两位首长表达了他们的困境。
我军历史上曾经有四次进入大别山地区，每一次撤退都带来了当地人民遭受反动派血腥报复的威胁。
更为严重的是，抗日战争期间，桂系军队也在大别山驻扎，多年来与当地的地主甚至下层民众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
这使得刘邓大军一旦进入大别山，不仅需要与正规军交战，还必须不断面对当地保安团、地主武装甚至土匪的袭击。
由于广大群众害怕敌军的报复而不愿提供帮助，我军一时难以筹措粮食，也难以获取情报。
蒋介石明白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的情势非常紧张，他清楚一旦我军在大别山站稳脚跟，将会改变整个战局。因此，他调动中原战场的大军，在空军的支援下发起了进攻。
一方面，将白崇禧调到武汉组建「华中剿总」，目的是让他利用桂系的特殊优势将我军困于大别山区。国民党军队调动了14个整编师、33个旅，总计30万兵力，白崇禧亲自制定「封锁为主，作战为辅」的铁壁合围战术。
国军采取了滴水不漏的行军战术，使我军引以为傲的「运动歼敌」战术难以施展。尽管同一时期，陈赓、谢富治兵团约8万人以及陈毅、粟裕兵团18万人在中原地区与敌反复交战，但蒋介石却视而不见，专注于围歼刘伯承。
为应对形势，刘邓被迫分开，刘伯承在意外情况下利用大雾成功脱险。我军习惯在恶劣条件下同优势敌军作战，但这次进入大别山所遭遇的困难超出了预期。许多战士在大别山遭受了严重的水土不服，长期高强度机动作战再加上后勤不足导致我军出现大量伤病员。
尽管在10月份有两个纵队进入大别山并获得胜利，但敌人对「围剿」的决心依然坚定。毛主席在陕北转战，对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困境感到极为忧虑。尽管他反复要求陈谢兵团和陈粟兵团调动敌人，蒋介石却仍然拒绝从大别山抽调兵力。
到了11月底，刘伯承和邓小平都感到在大别山坚持已经非常困难。然而，放弃大别山之前的牺牲将使一切努力都失去了意义。
12月10日，刘邓率总部抵达黄陂站红联村王家湾。在商讨后，刘伯承和邓小平决定将兵力一分为二。邓小平领导前方指挥所和三个纵队继续与敌人周旋在大别山，而刘伯承率领后方指挥所和另外三个纵队则设法向东突围，进入中原地区开展外线作战。
在之前的战斗中，我军在物质方面已经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全军总兵力仅剩7万人。为了减轻负担，刘伯承指挥的「后指」只带了一个警卫排，中原局由张际春领导的部分干脆只有一个警卫班。
11日傍晚，刘伯承和邓小平分开，带着司令部900多人和一纵一起行动。面对敌人的重重围困，刘伯承只能命令三个纵队分散，寻找敌人薄弱处，再寻机突围。
1947年12月13日，刘伯承率领的司令部人员来到湖北与河南交界的何小寨村。在连续行军数十公里后，所有人都感到非常疲惫。甚至在士兵们为他安排住房时，刘伯承就直接倒在铺满稻草的地上睡着了。当时，一纵司令杨勇命令20旅作前卫，2旅在左侧，1旅在右侧，将刘伯承他们保护在中间。然而，由于复杂的地形和强大的敌人，刘伯承几乎直接进入了虎口。
第二天，司令部通讯员小王准备外出时，突然发现两名拿着枪和望远镜的敌兵。察觉到不妙，他迅速摘下帽子，利用双方军服颜色相近的相似之处与敌兵「套近乎」。
这两位孤立的国军士兵此时感到又冷又饿，于是被我军战士欺骗去吃饭。然而，一进门，他们就被我军俘虏，进行了突击审讯，结果让所有人都感到吃惊。
原来，这两个士兵是国民党五大王牌之一的整编11师（即18军）搜索连的成员，而该师的指挥官正是国军中号称「狡如狐」的胡琏。他们刚被调来，而军部就设在何小寨村。
军政处长杨宇立即从警卫连挑选了八名身强力壮的战士，带着一副担架准备转移刘伯承。
随后，杨宇唤醒刘伯承，向他报告：「我们和胡琏住在同一个村子里。好在是大雾，敌人还没有察觉。」
刘伯承司令员听后风趣地回应：「这才是到了利害上了。」
幸好，敌我双方都没有立即发现对方，使得刘伯承等人得以从容转移。然而，实际上这样的危险局面本可以避免。在前一天晚上，刘伯承部队前面的一旅已经发现整编11师一部正在修筑工事。由于敌情紧急，再加上通讯手段落后，一旅旅长只好派遣一名战士骑马前来通知刘伯承。
由于天黑再加上这名战士对周围不熟悉，一直到刘伯承下令撤退时他才赶到。刘伯承意识到周围的敌人比预想中更强大，只得命令部队阻挡敌人，为司令部撤退提供掩护。
国民党当局很快通过对情报的整合确认刘伯承可能就在这一片地区。于是，附近的所有国民党军队迅速赶来。这可谓是刘伯承军旅生涯中最艰险的时刻之一。一旅负责掩护司令部转移，而二旅则奋力抵挡强大的敌人猛烈的进攻。
幸存的老兵回忆称，当时的战况仅次于后来的上甘岭战役。在战士们顽强拼死的掩护下，刘伯承和司令部利用复杂的地形最终成功摆脱了敌人的追击。随后，刘伯承所部与陈谢兵团等联合作战，成功地进行了豫东、开封、襄樊等战役。
在军事检讨会上，郭汝瑰提出质疑，而白崇禧和胡琏则试图推卸责任。
得知无法消灭刘伯承后，蒋介石非常愤怒。此时，陈谢兵团已在中原连续攻占城市，甚至切断了平汉线。面对中原地区混乱的局势，蒋介石一直期望能够集中主力彻底消灭刘伯承的部队。然而，两个目标都未能实现，最终他被迫下令从大别山区调出第20军进入中原战场。
急于摆脱困境的蒋介石在汉口召开军事会议，对大别山作战的得失进行检讨。1947年12月24日，「华中剿总」司令部内，蒋介石对白崇禧等人发泄了怒火。白崇禧此时面色黯淡，他未曾想到，尽管他精明狡猾、在大别山经营多年，却无法制服刘邓大军。
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在总结整个大别山作战概况后，首先对白崇禧的指挥表现提出批评。
白崇禧进行了辩解：「敌军常在我军形成合围态势即将合拢之际，采取离心撤退策略，使得撤退的部队绕到我军后方，对我孤立的弱小部队发起攻击。」「解放军从背后切断了我军的补给线，导致我大军陷入困境。」「山势险峻，道路狭窄，部队无法迅速调动。」
接着，郭汝瑰转向胡琏提出质问：「刘伯承几乎和你住在同一个村里，却被你放跑了，你能做出何解释？」
胡琏感到非常委屈，因为他直到刘伯承成功脱险后才得知这一情况。他只能解释说：「部队受到敌情的引诱，导致包围圈破裂，给敌人逃脱的机会……」。
实际上，胡琏的陈述并非完全虚构。在解放战争前两年，由于我军在人数和装备上的劣势，它采取了高度灵活的战术，广大官兵吃苦耐劳，能够进行连续的高强度机动作战。
相反，国军虽然在数量和装备上占据优势，但其战术刚性且反应迟钝。此外，由于当时国民党基层官兵的士气普遍低落，他们经常对上级命令打折扣。
因此，这支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往往表现得像一头笨重的黑熊，视野狭窄且行动迟缓，虽然力大却难以发挥效能。同时，在陕北，胡宗南指挥的23万大军也未能掌握局势，反而频频受挫，与我军西北野战军的区区3万人形成鲜明对比。
尽管国民党军队多次召开所谓的检讨会议，但最终的结论往往都是问题明摆着，关键是找不出解决的有效办法。
刘伯承成功脱险后，直到1948年元宵节，邓小平率领的前指终于与刘伯承汇合。此时，我军通过连续作战，成功实现了鄂豫皖、豫陕鄂、豫皖苏三块新解放区的联合，使得国民党军队在四面楚歌的中原战场无法分身。
在淮海战役于1948年10月爆发之前，敌军「华中剿总」的主力仍然被我军引导在大别山区打转；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有利的局面，粟裕才敢于谋划淮海战役，将敌「徐州剿总」主力彻底消灭。
可以说，自从刘伯承成功脱险的那一刻起，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再也没有取得胜利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