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片」这个说法，源自时任军委一纵政治部主任
王首道
的文章【长征中九军团支队的断片】。
这指的是二渡乌江时，红九军团因为执行调敌任务，没能跟上大部队，于是单独走了一段长征路，王首道当时恰在红九军团队伍中。
凡是写红九军团的文章，必然会提到这一段历史。我们先放一放，讲另外一件事。
小杜看到过一个说法：长征中最先出发的部队是红九军团。
了解长征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个说法大概率是错的。因为如果从长征的整体来看，红六和红七军团的出发肯定都要早于红九军团。
即便是限定为中央红军的出发，红九军团也不可能先走，因为它是侧翼部队，不会比担任前卫的红一、红三军团先出发。
既然提到了长征的出发，咱就先聊一下这个题外话：中央红军到底是哪一天开始出发长征的？
油画【十送红军】
这个问题乍一看似乎不应该成为问题，其实不然…我们来看两个例子。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著的【读懂长征】中，是这样写的：
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红军总部率主力8.6万人，从瑞金等地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
解放军出版社的【看地图，话长征】（赵飞鹏著）中，是这样的：
1934年10月16日晚，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在苏区人民的依依惜别里，毅然跨过于都河（即贡江），揭开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序幕。
两本书都是严肃出版物，到底哪个正确？
再看王树增的【长征】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红军长征史】，讲得就比较全面了：10月10日向集结地域开进；10月16日集结完毕；10月16晚红一军团先行出发；10月17日红军主力正式出发。
这样看来，三个时间似乎都有道理。10月10日是中央离开瑞金的日子；16日先头部队确实出发了；17日是正式出发。
但如果非要较真一下，应该是哪个日子呢？只有看最权威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了，里面是这样写的：
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从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著名的长征。
这就很明确有答案了，长征出发时间是1934年10月17日。「开始实行」，不代表出发，而是指集结，也就是为出发做准备。
这个答案体现的历史观在于：中央红军是个整体。
因为，负责殿后的红五军团，直到17日晚上7点，才从前线撤离。如果把长征出发时间定义为10月10日，就显得不那么妥当了。同理，「16日出发」也不妥当。
10月10日，是「开始实行战略转移」，所以说成「长征开始」，没有问题，但不应该说成「长征出发」。
毛主席和军委纵队渡过于都河的时间是10月18日。那么，作为侧翼的红九军团，出发时间也应该在17和18日之间。
好了，进入正题。文章分为三部分：「断片」前、「断片」、「断片」后。
01
从长汀到湘江
红九军团在长征开始前的第一个集结地是长汀。
10月7日，朱德总司令给各军团发出了战略转移的命令，并作了详细的部署。
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和政委蔡树藩收到的命令是：7日转移到长汀；8日就地隐蔽；8日夜转移到瑞金附近隐蔽；9日罗、蔡到军委报到。
下图是第五次反「围剿」的示意图，字比较小，小杜标的三个地点分别是：①于都、②瑞金、③长汀。红色五角星是红九军团在战役不同阶段的四个位置，这样，就能大致看出它的行动路线了。
很明显，九军团于9日抵达瑞金附近，10日应该是和军委纵队一起向集结地开进的。
红九军团是比较早从前线撤下来休整的部队，9月底集结于长汀以东。以此来定义红九军团最早开始长征，并不符合逻辑。
如果要强调红九军团对长征的贡献，应该讲红24师。因为，在军委7日电令中，红九军团的红24师被留在了东南端（上图最下方的五角星），由军委直接指挥，掩护大部队的转移。
这支部队最终没能参加长征，而且大部都牺牲了。所以，红九军团参加长征的部队只有两个师：罗炳辉兼任师长的红3师和周子昆的红22师，总兵力1.1万余人，枪支不到4000支。
长征开始之初，红九军团位于大部队的左翼，前面是红一军团，右边是中央纵队（军委纵队）。
红九军团这一侧，面对的是粤军，因为红军与陈济棠有「借道」密约，所以在通过前三道封锁线期间，红九军团遇敌较少，战事主要集中在前面的红一、红三军团。
进入湖南境内后，红三军团攻打嘉禾，红一军团于11月17日占领临武。为了提高进军效率，周恩来亲自指挥红九军团突到了前端，歼敌一个营，占领了临武以西的蓝山。
11月22日，红军抵达道县，并计划于25日西渡潇水，挺进湘江。
红军一开始的计划是四路进军，以图打乱敌人的部署，从多路抢渡湘江。
红九、红八军团，被编为第4纵队，处在最南端，从道县以南的江华过潇水，然后经永明、灌阳，向兴安前进。即下图中最下面的红色线路。
但桂军于27日全面出击，抢占了灌阳和兴安，意图关闭红军渡江的「走廊」。
红九军团不得不转而北上，向大部队靠拢。与此同时，红八军团接到命令，到灌阳东北的水车地区与红三军团红6师会合。
这段历史在【长征生死线：从瑞金到湘江】中提过，当时因为后方的中央军追得很猛，军情紧急，在刘伯承的建议下，彭德怀临时把一军团红1师和三军团红6师都留了下来。
红八军团是去接替红6师的，因为当时红三军团在南线有两个防御支撑点：界首和新圩，所以兵力严重不足。
11月30日，红八军团赶到水车时，红6师已经去增援新圩了。八军团在水车遇到的部队是，陈树湘的红五军团34师…这意味着，红八军团走到了全军的最后面。
八军团离开水车后，开始追赶前面的红九军团，但就在此时，桂军突破了南面防线，插到了红八、红九军团的中间。
张庆涛油画【湘江战役】
12月1日，血战湘江的最后一天。
清晨时分，除了两个军委纵队和红一、红三军团各2个师渡过了湘江，另外8个师都还在湘江东岸。
红五、红八、红九军团的6个师全部都没有过江。红五军团是因为执行后卫任务，而红八、红九则是因为行军路线太长。
湘江之战，这三个军团的损失最惨重。红五、红九军团后来都被缩编为3个团，红八军团仅突围出来千余人，其中包括后来的开国元帅罗荣桓。
02
从乌江到金沙江
红九军团渡过湘江后的经历，就不详述了。土城战役时，九军团和红一军团一起在第一线作战；遵义战役时，九军团又和红五军团一起，在娄山关阻击后方来敌。
这个阶段的红九军团，更像一支机动部队。这其实也体现出了遵义会议之后，红军在军事指挥上的变化，从教条主义，回到了灵活机动。
3月22日，红军第四次渡过了赤水河，但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全跳出包围圈，因为南下的路上还横着乌江。
3月27日，红九军团接到命令，伪装成主力在西侧行动，以掩护大部队从东侧南下乌江。
九军团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国民党主力一直被牵制在西线。
31日，红军从江口、大塘、梯子岩等处渡过了乌江。军委纵队过江后，干部团的一个连守在最后，当听说红五军团已经从别处渡江后，就把浮桥拆了。朱德闻讯后发了火，因为走在最后的其实是红九军团，于是命令干部团重新搭建起了浮桥。
电视剧【伟大的转折】中，讲到了这段历史。
但红九军团最终没能过江，当他们赶到乌江时，敌人已经控制了渡口。
按王首道的说法：九军团掉大队了。
由此开始，红九军团单独完成了一段长征路，历时一个多月。
关于这条线路，小杜画了下面这张图，紫色为红九军团，红色为红军主力。可以看出，两条行军路线基本是平行的，但红九军团在一开始经历了一些波折。
01
老木孔伏击战
3月底，红九军团被阻隔于乌江北岸后，收到的军委来电很简单：暂留贵州，打游击战，寻机与主力会合。
罗炳辉和政委何长工商讨后，决定先往回走20里，然后再和主力红军一样，向西进军。何长工是在九军团执行调敌任务前刚刚就任政委的，原政委蔡树藩调任至军委纵队。
4月3日，红九军团回到了打鼓新场附近（今属毕节市金沙县）。4月4日，在一个叫老木孔的地方停留休整。
刚停下，就有侦察员来报告，附近发现黔军犹国才部的三个团。罗炳辉与何长工决定就地打一场伏击战。
但还未开打，就出现了意外：敌人远不止三个团。换言之，红九军团只能以少打多了。关键时刻罗炳辉沉住了气，一直按兵不动，等到黔军指挥部进入伏击圈，才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指挥部遇袭，黔军顿时乱了方寸，不久就被击溃，红九军团俘虏了1800多人。俘虏没法带，只能放了，但九军团的武器弹药得到了极大的补充。
02
瓢儿井扩红
红九军团一路向西，于4月6日攻下了大定县的瓢儿井，这里是个大集市。
红军在瓢儿井获得了三天的休整时间。当然，不是纯休息，还要打土豪、分浮财。
这一「打」，就扩红了300多名青年。红九军团还在这里做了800多套新军服。
03
猫场遇险
离开瓢儿井后，红九军团没有继续西行，而是径直南下，经过4天的连续行军，于4月13日来到了织金县的猫场镇。
从这个行军路线来看，九军团当时应该是想在猫场附近过乌江，因为红军主力当时在紫云附近，并于18日渡过了北盘江。
老木孔战役后，红九军团的征途一直很顺利，不仅有枪有粮，队伍也壮大了。而且，从俘虏身上扒下来的黔军军服，很好地伪装了前锋部队，打地方民团的时候经常是不费一枪一弹。
事情往往是这样，一顺利，绷紧的「弦」就容易放松，一放松，偏偏就出事了。
红九军团选择在猫场驻扎，便是因为「弦松了」。这个镇子处在一个峡谷中，出口是崖壁上凿出来的一条台阶小路，仅容一人通过。
如今的猫场镇
九军团只打算在这里宿营一晚，凌晨4点就出发，再加上敌人很少发起夜战，所以就放松了对这个地形的警惕。
凌晨3点半，黔军的一个师对猫场镇发起了进攻。九军团仓促间建立起了防线，但敌人的进攻很猛烈。
当时，政委何长工伤病在身，军团长罗炳辉又必须先行突围，所以组织战斗的重任落在了参谋长郭天民身上。
郭天民曾入读黄埔六期，参加过广州起义，1927年入党。据说，还是唐朝大将郭子仪的后裔。建国后，郭天民成为了57位开国上将之一。
在郭天民沉着冷静的指挥下，红九军团且战且退，从镇口的那条小道缓慢撤出，最终脱离了险境，但也付出了伤亡400多人的代价，而且弹药物资损失严重。
04
巧渡北盘江
撤离猫场后，红九军团转而向西，来到了水城（今六盘水）地区，并在这一带徘徊了很久。
其间，中央军委来电，指示九军团渡过北盘江进入云南。但因为当时的各个渡口已经被敌人把守，所以渡江的难度非常大。
最终帮助红军绝处逢生的，是当地的老百姓。这一段原文摘抄王首道的文章。
当时前后都有敌人，情况是很紧急的，同时北盘江水势很急，号称小黄河。在我们拟渡河的地点已经有了敌人的重兵，只得找农民另寻渡河点。得到农民的引导，经过一条奇形古怪的小路找到一个渡口。河中有许多高耸的大石头，我们采了一些木棍，将木棍架在两个大石头上，然后接着一个个爬过这条恶水，骡马则请农民带从另外一个小口子（仅只有这一个口子），浮过来了。许多战士说，这奇怪的水生了这样的石，我们从这奇怪的桥爬过来，真是从有生以来没有见过的。
05
滇人罗炳辉
罗炳辉是滇东北的彝良人，1915年加入滇军，参加了护国战争和北伐战争。1929年秘密入党，并在这一年的11月，率领江西吉安靖卫大队起义，加入了红军。
红九军团进入云南后，滇人罗炳辉的影响力就显现出来了。
4月26日，红军顺利攻取了宣威。这里盛产火腿，九军团再一次得到了给养的补充。
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了【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其中规定：九军团占领东川后相机渡江。
红九军团攻打东川，得到了云南老百姓的大力支持。根据王树增【长征】的记载，当时老百姓「 把坚持要与红军作对的县长抓起来枪毙了，然后打开城门迎接红军 」。
这里插一句，【长征】中写到这一段，讲的是「占领会泽县城」，而在【红军长征史】和王首道的文章中，提到的都是「东川县城」。
会泽古城
这是因为，古时的「东川府」，指的是现在巧家、会泽、东川这块区域。当时的东川县，在1929年改称会泽县，而现在的东川，指的是昆明的东川区。
所以，【长征】中的叙述是准确的。只不过，长征时中革军委的电文中，仍使用「东川」这个旧称，所以相关文献沿用「东川」地名也没有错。
红九军团在会泽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拥护，扩红人数达到了900人，编成了一个新兵营，各机关、营、连还分散扩大了500多人。
此外，红九军团在会泽筹款6万多元，以及价值3万多元的贵重物资。这笔钱在懋功会师后，为红军采购物资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06
渡过金沙江
离开会泽后，红九军团按照军委的指示，西进至金沙江边。
红军主力在皎平渡巧渡金沙江的时间是5月3日至9日。而红九军团的渡江时间，按照当时云南【民国日报】的报道，是在5月5日。所以两部几乎是同时渡江。
关于渡河地点，【长征】中说的是「 一个叫盐井坪的小渡口 」，【红军长征史】中提到的是「 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地区 」。
经杜衡记一位蔡姓网友的热心提醒，九军团渡河点是位于现在东川区拖布卡乡的树桔村渡口。
红九军团渡江是比较顺利的，当地老百姓自发组织，为红军找来了40多条大小船只。
渡江后，红九军团穿越大凉山，径直北上，在西昌地区与中央红军主力会合。
03
从武汉到海城
懋功会师后，红一、四方面在芦花会议时进行了合编，九军团改番号为32军。
沙窝会议后，红军分成了左右两路。朱德、刘伯承和32军、5军（原红五军团）被编入张国焘的左路军。
左路军南下作战失利后，于1936年7月2日在甘孜与红二、六军团会师。
在此之前，受命南下迎接红二、六军团的，便是罗炳辉的32军。甘孜会师后不久，中央电令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和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
在长征纪实小说【最后一步：尽开颜】（陈伙成著）中，32军南下接应贺龙部，是朱德的安排，而贺龙向张国焘「要来」32军编入二方面军，则是刘伯承的建议。
所以，红九军团（32军）在长征中有一个独特的经历：先后被编入过红一、红四和红二这三个方面军的序列。
抗战全面爆发后，罗炳辉离开了延安，于1938年担任了皖南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是陈毅。
在此之前，罗炳辉是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负责人，和叶剑英一起从事统战工作。
杜衡记在上周的文章中提到过，对韩练成将军有很大影响的民主人士周士观，就曾在武汉与罗炳辉有过交往。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
另外，根据【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高戈里著）一书的记载，罗炳辉在武汉期间，曾对两位滇军将领起到过关键性的影响。
一位是时任60军184师师长的张冲，云南泸西人。张冲于1937年抗战之初就密见了罗炳辉和叶剑英，并在184师成立了第一个地下党支部。1938年，张冲因为「通共」而被削去了军权。1947年1月，张冲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抵达了延安。
另一位是后来的184师师长潘朔端，云南威信人。
1938年初，潘朔端是60军的一名团长，在台儿庄战役中受伤后来到武汉养病。通过同病房的共产党员苏石泉，潘朔端结识了「云南老乡」罗炳辉，开始对共产主义思想有了初步了解。
1946年5月，潘朔端率184师在辽宁海城起义，当时的参谋长马逸飞，也是罗炳辉的安排。
杜衡记之前写过红五军团的故事，里面提到过，宁都起义时的西北人李达，在14年后，促成了另一位西北人高树勋在邯郸的起义。
同样，在吉安起义的云南人罗炳辉，影响了17年后在东北起义的潘朔端，间接地，也影响了在长春起义的另一位云南人曾泽生。
罗炳辉没能分享到长春和平解放带来的胜利喜悦，他于1946年6月因脑溢血而去世。
老一辈革命家的韧性，是静待花开的耐心。
更是，「但问耕耘，莫问收获」的胸怀。
